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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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又回忆起了当年在临清求学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我说：“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有用武之地，一直想到会学以致用……”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金先生很无奈地说，“一个人很难一生都一帆风顺。聪明人往往都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你想想西汉的贾谊，还有初唐的王勃，都是胸怀远大而年少亡故，皆因不善处穷呀。苏东坡说的好，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你再好好看看他的《贾谊论》吧。”
听了他的话，我心底更替自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金先生处小住几天，谈起这些年研究张先生著作的体阅。常常是烛影摇曳，彻夜不眠。临别之际，出于心中忿闷，我留一首七绝给他：
恨恨苍天道不常，
频频降祸民生殃。
马行无力皆因草，
人为饥困已断肠。
千里怨怨声载道，
万丈愤愤漫涂腔。
还愿戚泪化作雨，
不润此方润何方！
——于1957年作。
告别之际，他书了一副对联回赠于我：“书读明了天地阔，理通古今境界宽。”
他的意思是让我多多读书。
来到天津时，俞家的家产已被全部查抄。虽然曾是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但作为让一名红极当时资本家我的岳父俞子安过去所做的一切均被全部否定了，他正在准备接受组织的审查。
灾难就这样在我们的世界里开始了。而与此同时，远在青城的父亲也开始了他人生的不幸。当年他说过的那些保存经济的话被他的顶头上司李西明记了下来，并被当作右派的典范进行敌对式的批判。
形势又一天天在我们身边紧张了起来。
我见到俞白一脸苍白。她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每于晚上，我们相偎着坐在天津深深的夜色里。她不解般地问：“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抓着她的手，淡淡地说：“不要害怕。”她问我你那里是不是也出了事。我犹豫了好大一阵，还是没有决定到底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她。我说：“算了，不说这些了，跟我走吧。”
她紧紧地靠在我怀里，过了一会儿，搂着我的肩头，问：“你爱我么？”
我没有说话，而是看着她那张因为紧张而苍白的脸。她明亮的眼睛里闪出的满是惊恐与不安。
“爱，”我说。
她干涩的嘴唇在我颊边吻了一下，“真的吗？”
“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自己的感情。”
“让我们一起发个誓吧。”她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看到我那对当时的境况已经不知该怎么办的可怜的妻子闭上了眼睛。突然，她又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你也要发誓。”
我只好跟她一起闭上眼睛。但我的眼睛很快就睁开了。
其实，在那短短的一瞬，我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想，更没有许下什么誓言，因为是不能靠誓言来证明的。靠誓言证明的不是爱，只能是一种无法逃脱的责任。真正的爱是不需要任何东西证明的。
俞白靠在我的怀里，她静静地告诉我，姐姐俞玄已经跟杨易之去了北京。现在，家里只剩下岳父岳母两个人，面临这样的形势，如果跟我走她是不会放心的。我想了想，很勉强地笑了笑。这一下，轮到我不知道应该去为谁感到难过了。她明明看起来很害怕，却还是作出一副不放心别人的样子。
我是一个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的心灵处于痛苦之中的人，但我还是对她说：“如果不能跟我走，就在这里照顾好爸爸妈妈。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像看起来那么快乐，也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像看起来那样可怜。”
这时，我看到在灯光闪烁中，一滴大大的泪从她的眼眶里流出来。俞白说，“你心里也像我一样难过么？”
我点点头。我们就这么彼此偎着，直到天色渐渐开始变亮。我感到世界一点点离我们远了。
我一个人孤独地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
这个世界上只存在我们无法想象和不敢想象的事，却不存在什么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存在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按这个道理推下去，那么一个人必须要作出时刻准备接受任何大难临头的打算，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做到处变不惊，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活得踏踏实实：同样的道理，有些时候，尽管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做出的事情却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意义。也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意外，过于纠缠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没有意义的。古人说，“数虽有定，而君子但求其理，理既得，数亦难违；变固宜防，而君子但守其常，常无失，变亦能御”。“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忍所不忍，我们要求的宽恕，它所指的对象是那些一般不为我们所能宽恕的东西。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那些过去的事情像是变得无法再对我构成什么伤害了。虽然不再对我构成伤害，但我还是不能够原谅它们。有些时候，某种道理在生活中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让我们恍然大悟，过后，它还会在多个地方得到验证。后来，一个人便变得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像是无所不能了。一个人，只能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少，直到一无所知；或者，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直到把自己搞糊涂。
忧愤难抑的我决定从此不再回家了。
很快，父亲托人捎来一封信，希望我不要对过去的事情予以过多纠缠。我把它轻轻扔到一边。然后低下头，一声不吭地开始了忍辱负重的生活。
对于镇子来说，我始终是一个漂泊在外的孩子。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心头难免会生出离别的哀伤。好在我心头的仇恨要远远大于这种的思念。在困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年，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把收养的大儿子给渐渐忘了。遇有镇上人来到省城我总是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但绝不会把他们请到家里。这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俞白已经从天津搬过来与我同住，她就职于当地一所大学。她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肯回老家。而每当她问起的时候，我都会找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一言代过。
又是一个冬天了。
母亲从老家让北上哈尔滨的子驭——他是大伯父的长孙，泰平小的儿子，我的侄子——给我捎来一个包袱。我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回到家里打开包袱，看到的是一件棉衣和一封外祖父给我的信。他念念不忘远身在他乡的我，希望我能跟父亲冰释前嫌。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难过地哭了。
第二天，子驭动身要走，我把他送上火车。他突然又从车上跳下来，抓着我的胳膊说：“叔叔，回家看看吧，我五爷爷已经被订为右派，他现在……”
我摇了摇头，用一种从未用过的语气平静地对他说：“这是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生活有许多内容，我们却缺乏打开它的能力。当一个人对他眼前的事实变得越来越不满意的时候，也许他就应该低下头去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当年那件事对我伤害如此之深。一个人，很难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时却不感受痛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除非他是圣人，或者傻子。我常常这样想，既然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总是要试着去破解更多的东西，既然知道越多的结果只可能是受到的伤害越多。那我们活得岂不是太辛苦了？
时间一点点向我走来，而我则悄悄地藏在时间背后努力去做一个生活毫不相关的人。直到最后我却发现自己错了。当我试着再去寻找与生活的关系时，我发现生活已经距我们很远了。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自己想到某个问题而去嘲笑别人，我厌恶那些喜欢从历史中去寻找寄托的人。既然不能说就选择沉默吧。我常常这样对自己说。直到有一天，想想，是又过了几年吧，我们连想这些问题的权利都失去了。文化越来越不受重视，我觉得真的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
也许出事前的几年对我来说正是思考的黄金时期。在那段时间，我潜心于张先生临终时留下的手稿，试着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从多文化的角度去探索传统合理介入生活的切入点，努力去寻找它们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形式。我这样做是为了启发与教育人们，让他们加强对自己民族传统属性的尊重与珍视，让他们开始注重对自己民族品格与个性的塑造与培养。我想，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长久不衰地衍传下去。
我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解剖着传统文化，试着去给他们一些全新的定义，以便去发现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我发现，经历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没有什么文化了，他们失去了一种共同信仰的东西。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以来，我们不再有“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拄香”的习惯，这样，对于祖先，我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尊重而慢慢变得淡漠了。这让人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民族中那些关于“礼”的那些东西是一些繁文缛节，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绝对是不可低估着。
当翻开那些一直坚持着自己信仰的民族的民族史，我发现，他们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民族的礼节。像穆斯林的讼经，斋诫与洗礼，他们就是在这种宗教活动中保存了自己民族性格。而我们却已经把这些记载传统属性的东西看得很淡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民族一定要建立起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信仰，才能让它长久地生存下去。当年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一步步落后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带有标志性日常生活。
这种说法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在当时，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因此当我我想到这些随即又把它否定了。因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反对的就是这些东西，一是不能旧事重提，二是这仅仅不过只是一种想法罢了。
但是社会已经进步了，但文化却没有跟上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基本事实。文化并没有给中国人建立起一个健康而又合理的新秩序，没有因为一个国家的成立而让人们受到教育。这既是一种基本事实，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变得没有文化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人打乱了我们宁静而又夜郎自大的生活，让我们感到了痛苦。我们去思索，尝试并验证，最后却没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如今，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又让心地一片空白的中国人陷入了文化的生活苦苦挣扎。几十年的战争已经让中国人变得足够没有文化了。而后两次文化运动的尝试，新文化运动只是教给人们去破坏旧文化，并没有给文化的发展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文革又全盘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因此，我们都不知道该去信仰些什么了。这些年来，大家为追求建立这种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因此，在当时看来，我眼里的世界远远没有像好多人看起来那么多的有趣，它被诸如这样的东西装得满满的，再也装不下什么东西了。
一个人有他自己较为满意的生存方式，我选择了独立思考。
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呀，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这样想着。昏暗中，一灯如豆，我坚持着地下的挖掘。在生活中的低头不语让我错过了很多机会，却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机会，因为这样，我让自己处于了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能躲开政治漩涡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所有搞政治的人都想功德圆满，全身而退。而在政治斗争中能做到这样的人其实很少。
历史不会特别眷顾于某个默默无闻者。终于有一天，我被斗争的飓风扫中民。其实，这很正常，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若想平平静静地躲在一旁是很难的。
那一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并从政府调到一省级社会科学院做行政领导。
对了，再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朋友们在那个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吧。
先说说杨易之吧。他跟俞玄结婚之后，两个人同在天津一所著名大学任教，张国之则留在了他所在的那座城市；而关慎行呢。我想，在这里有必要好好地说一说他。早在我们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52年，关慎行同张国之考入在一座城市的两所大学。因为种种原因他没能入学。接着，便动了投靠军队的念头，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他鬼使神差地被分配到青城落户。
当时正任市长的父亲对我这个朋友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他看了看这个年轻人递来的我的书信，点了点头，说：“好，关慎行，名字不错，静观之，慎行之。”
父亲让我的朋友做了一名市政府的书记官，也就是行政秘书。这个从部队上下来的人一开始对社会很不适应，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