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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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冰凉的心，我南下临清，去看望长眠于地下的张先生。
那一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高潮，没有人去关心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的心灵正在历受着怎样的煎熬。我想，我要静静地在墓前陪他坐一个下午，我要一动不动地望着身畔大运河那滚滚的流水。而当真正在张先生墓前坐下来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竟恨起自己来了。我恨自己不知道当一个人所有一切都被推翻之后他应该如何面对生活。这时，突然又想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去做，那就是去完成张先生未竞的志业。我告诉自己：你应该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你应该去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到答案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沉缅于个人的痛苦。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庆幸。好在曾经遇到张先生这样的人并再一次来到这里。这会让我一生因为积极而严肃的思考而具有意义。于是，在我一遍遍地追问命运是不是过于不公而绝望时候，心中又升起了一种力量。
所有一切都恍若梦境，它们在那个下午的思索中越走越远。
不想再去打扰杨家，我在临清一个小旅店住下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个想要试着飞翔的人，长途跋涉的疲劳却让自己与梦想遥不可及。双腿像灌铅一样无力抬起，但还是一个人吃力地奔着，咬着牙振臂欲飞。醒来之后明白，这是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摆脱目前处境的力不从心。是衰竭，是绝望，是畅失，是颓丧与焦虑，是像濒临死亡一样不知所措。在梦中我真的好象看不到希望了。一个人最大的困境就是他处于茫然无助的时候仍看不到前进的方向啊。
这让我又加深了对张先生的思念。于是我又在张先生墓前呆了整整一天。转过天来又呆了一个上午。下午决定到临清中学看望金先生。来到中学才知道他于去年已经他调京城。寻人不遇心头又增添几分哀伤。这时我想起了我新婚的妻子俞白。结婚之后，她留在天津，我们两地分居。也许我只能去她那里寻求一些安慰了。
回到单位交待清楚工作，我请长假奔赴天津。
当我赶到天津的时候俞家正面临一场灾难。那灾难是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一起到来的。
建立一个新体制必须要破坏一个旧体制，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必然。而在我心里却认为政治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相对独立的体系，它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且应该为科学与民主服务，而不应该让人们让科学与民主为它服务。当时，抱有这种想法的我慢慢发现，政治越来越不是它本来的样子了。某种东西过于庞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吧，也许，这里有文化根深蒂固的原因，一个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官本位社会，一种学优则仕的价值体系。每一个曾经的受害者都试图去破坏它。而在破坏掉旧体制后，他们却又不自觉地建立起与旧体制不无二致的新体制。
因为不知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制，我决定去深入地了解它。像我这样一个人，不会轻易发表反对意见。为此，那段时间我专门找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去研究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我慢慢地发现，当时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自己的异化了的一厢情愿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政治口号。它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它只是我们以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我们把一片微不足道的树叶当作了整个森林。
于是，我陷入对当前社会境况深深的担忧之中。
看看吧，我们的主义是一种唯理的经验主义，可是我们的革命却是这样胜利的。它被我们局部放大并异化，被我们活学活用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顶着这样一顶灿烂而光辉的帽子死死不放呢？这让我想到，也许应该在我们内部建立类似这样的一种信念吧，就像拥有一个人拥有远大理想一样。它是一种精神。
虽然有了这种想法，但在当时那种主流社会里，一个人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想明白的。对目前这种境况的忧虑却使得正陷于对家族恩怨之中的我越来越找不到理想的方向了。我想，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究竟会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呢？总有一天我们会回首往事，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觉得荒唐可笑么？
独立不会让人失去自我。我在自己的角落里坚持下来，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坚持着这中对当时来说毫无帮助的思考。现在想想，也许，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了。至少，因为这样，我没有因自己曾人云亦云而羞愧，也没有因随波逐流而感到可耻。
假道北京先去探望金先生。找到他才知道金先生已成为一名噪京城的大学者。见我没有忘记他，金先生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我们在一起说起了很多事情，他告诉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观点，一定不要人云亦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有自己的正义感，一定要有自己的品格，而且一定要放眼未来。这是一个苦难的历程，不管到什么时候，记着，一个人不要因为只是想到自身所承担的痛苦，便不再去思索与承担他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让我又回忆起了当年在临清求学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我说：“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有用武之地，一直想到会学以致用……”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金先生很无奈地说，“一个人很难一生都一帆风顺。聪明人往往都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你想想西汉的贾谊，还有初唐的王勃，都是胸怀远大而年少亡故，皆因不善处穷呀。苏东坡说的好，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你再好好看看他的《贾谊论》吧。”
听了他的话，我心底更替自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金先生处小住几天，谈起这些年研究张先生著作的体阅。常常是烛影摇曳，彻夜不眠。临别之际，出于心中忿闷，我留一首七绝给他：
恨恨苍天道不常，
频频降祸民生殃。
马行无力皆因草，
人为饥困已断肠。
千里怨怨声载道，
万丈愤愤漫涂腔。
还愿戚泪化作雨，
不润此方润何方！
——于1957年作。
告别之际，他书了一副对联回赠于我：“书读明了天地阔，理通古今境界宽。”
他的意思是让我多多读书。
来到天津时，俞家的家产已被全部查抄。虽然曾是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但作为让一名红极当时资本家我的岳父俞子安过去所做的一切均被全部否定了，他正在准备接受组织的审查。
灾难就这样在我们的世界里开始了。而与此同时，远在青城的父亲也开始了他人生的不幸。当年他说过的那些保存经济的话被他的顶头上司李西明记了下来，并被当作右派的典范进行敌对式的批判。
形势又一天天在我们身边紧张了起来。
我见到俞白一脸苍白。她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每于晚上，我们相偎着坐在天津深深的夜色里。她不解般地问：“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抓着她的手，淡淡地说：“不要害怕。”她问我你那里是不是也出了事。我犹豫了好大一阵，还是没有决定到底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她。我说：“算了，不说这些了，跟我走吧。”
她紧紧地靠在我怀里，过了一会儿，搂着我的肩头，问：“你爱我么？”
我没有说话，而是看着她那张因为紧张而苍白的脸。她明亮的眼睛里闪出的满是惊恐与不安。
“爱，”我说。
她干涩的嘴唇在我颊边吻了一下，“真的吗？”
“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自己的感情。”
“让我们一起发个誓吧。”她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看到我那对当时的境况已经不知该怎么办的可怜的妻子闭上了眼睛。突然，她又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你也要发誓。”
我只好跟她一起闭上眼睛。但我的眼睛很快就睁开了。
其实，在那短短的一瞬，我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想，更没有许下什么誓言，因为是不能靠誓言来证明的。靠誓言证明的不是爱，只能是一种无法逃脱的责任。真正的爱是不需要任何东西证明的。
俞白靠在我的怀里，她静静地告诉我，姐姐俞玄已经跟杨易之去了北京。现在，家里只剩下岳父岳母两个人，面临这样的形势，如果跟我走她是不会放心的。我想了想，很勉强地笑了笑。这一下，轮到我不知道应该去为谁感到难过了。她明明看起来很害怕，却还是作出一副不放心别人的样子。
我是一个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的心灵处于痛苦之中的人，但我还是对她说：“如果不能跟我走，就在这里照顾好爸爸妈妈。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像看起来那么快乐，也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像看起来那样可怜。”
这时，我看到在灯光闪烁中，一滴大大的泪从她的眼眶里流出来。俞白说，“你心里也像我一样难过么？”
我点点头。我们就这么彼此偎着，直到天色渐渐开始变亮。我感到世界一点点离我们远了。
我一个人孤独地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
这个世界上只存在我们无法想象和不敢想象的事，却不存在什么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存在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按这个道理推下去，那么一个人必须要作出时刻准备接受任何大难临头的打算，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做到处变不惊，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活得踏踏实实：同样的道理，有些时候，尽管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做出的事情却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意义。也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意外，过于纠缠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没有意义的。古人说，“数虽有定，而君子但求其理，理既得，数亦难违；变固宜防，而君子但守其常，常无失，变亦能御”。“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忍所不忍，我们要求的宽恕，它所指的对象是那些一般不为我们所能宽恕的东西。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那些过去的事情像是变得无法再对我构成什么伤害了。虽然不再对我构成伤害，但我还是不能够原谅它们。有些时候，某种道理在生活中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让我们恍然大悟，过后，它还会在多个地方得到验证。后来，一个人便变得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像是无所不能了。一个人，只能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少，直到一无所知；或者，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直到把自己搞糊涂。
忧愤难抑的我决定从此不再回家了。
很快，父亲托人捎来一封信，希望我不要对过去的事情予以过多纠缠。我把它轻轻扔到一边。然后低下头，一声不吭地开始了忍辱负重的生活。
对于镇子来说，我始终是一个漂泊在外的孩子。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心头难免会生出离别的哀伤。好在我心头的仇恨要远远大于这种的思念。在困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年，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把收养的大儿子给渐渐忘了。遇有镇上人来到省城我总是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但绝不会把他们请到家里。这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俞白已经从天津搬过来与我同住，她就职于当地一所大学。她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肯回老家。而每当她问起的时候，我都会找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一言代过。
又是一个冬天了。
母亲从老家让北上哈尔滨的子驭——他是大伯父的长孙，泰平小的儿子，我的侄子——给我捎来一个包袱。我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回到家里打开包袱，看到的是一件棉衣和一封外祖父给我的信。他念念不忘远身在他乡的我，希望我能跟父亲冰释前嫌。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难过地哭了。
第二天，子驭动身要走，我把他送上火车。他突然又从车上跳下来，抓着我的胳膊说：“叔叔，回家看看吧，我五爷爷已经被订为右派，他现在……”
我摇了摇头，用一种从未用过的语气平静地对他说：“这是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生活有许多内容，我们却缺乏打开它的能力。当一个人对他眼前的事实变得越来越不满意的时候，也许他就应该低下头去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当年那件事对我伤害如此之深。一个人，很难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时却不感受痛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除非他是圣人，或者傻子。我常常这样想，既然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总是要试着去破解更多的东西，既然知道越多的结果只可能是受到的伤害越多。那我们活得岂不是太辛苦了？
时间一点点向我走来，而我则悄悄地藏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