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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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的认识一步步开始深刻，这让我感到中国文化背景的局部性和政治的自以为是并不能给我们的今天一个合理的答案。不管是理想主义者的儒家，现实主义者的法家，还是浪漫主义的道家，都从根本上不可能让我们的精神走出困境。于是，我提出了政治只是一个工具，并建立一种全新的，以儒家文化为框架的新文化形式的具体想法。
但这种看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许多人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们先是批评我这想法的不切实际，后来，这种争论慢慢地脱离了学术范畴并涉及到政治，自然而然地属于那个时代的灾难悄然无形地在我的世界里展开了。
虽然明明知道这会是一场灾难，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感到骄傲。1956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一个省级政府部门工作。这年冬天，在父母主持下，我跟俞白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时也从天津传来了俞玄跟杨易之的好消息。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我们替这两个人感到高兴。结婚之前，我考虑再三，决定有必要在这时候弄清自己的身世。于是一个人悄然回到镇上。
这时，父亲已经很少回到家里来了，我不得不去青城市政府找他。见到父亲，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我究竟是谁的儿子？”
我看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父亲愣了一下，但分随即又面沉如铁。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背着手站起来，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像是很努力才钻出来的干巴巴的字。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说完，他坐下，眼皮一垂，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那秀林说的都是真的了？”我又问。
父亲的话像是什么都说了，又像是什么都没说。他把我给搞糊涂了。我知道，心里最清楚的只有他自己。他这样的回答让我加重了对知道自己身世的迫切感。“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不过你放心，我永远都会把你当作我的父亲。今天，我只是想在你口中证实一下，”我说。
这时，我看到父亲转过头去看着窗外。那里，一群鸽子正带着呼哨飞过。那个冬天好冷，我打了个寒颤。
知道已经不能从他口里再问出什么了，我一言不发地从他屋子里退出来。
第六卷4
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很多个冬天。因此，我也奇怪，冬天在我的记忆中为什么总是那么地多呢。也许是因为心情的缘故吧。这不，因为对往事的回忆，我又想起了一个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冬天。
那注定是一个让人难捱的冬天啊。
记忆中每年总有一段时间我会大病一场。这件事要从以前说起了。记不起是哪一年，对了，好像是跟父亲去临清避难那一年吧，我得了一种怪病。一天到晚心焦多虑，昏昏沉沉，四肢无力且萎靡不振。回到镇上，记得曾让仁和永的郭子雨先生看过，病情虽然得到了缓解，但也并未除根。后来，这怪病成为一个我命定的劫数，每到用心思考的时候，它都会准时袭扰而来。它发作时就像有一个万恶的鬼魂附在身上一样。那感觉就像脑子里嗡嗡地飞进了很多虫子，它们将里面搅得一塌糊涂；接着，是一种钻心的疼痛，像两只巨大的蚂蟥趴在太阳穴上蠕动着吸噬。全身上下的血液都集中在头顶，用手一摸，那快速流动的血液把头皮烧得滚烫滚烫。这种病直接导致了我终日的失眠。每每此时，大脑不再具有任何思考能力。
每年这种怪病都要强烈地发作一次，少则半月，多则数月，而且多半是在冬天。虽然想尽办法，但很多著名的大夫都对此表示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我只好勉强支撑，每到无法忍受之时，就一个人反锁在书房里静静等那巨大痛苦的来临。
这不，这怪病又一次悄然无声地附到我身上来了。我新婚的妻子俞白从天津赶来看望，我只好请假病休。俞白当年在镇上见过我发病的样子，她劝我四下走走，散散心，不妨可以回镇上去看看。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后来却因为一次意外事件促成了我的故乡之行。杨易然，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杨开初的妹妹，这时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也许是因为听到哥哥的讲述，她对驿渡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想要到那里去体验一下生活。受朋友所托，我只好陪她走一趟青城：将她在我家里安顿下来。另外，还有一个工作上原因，我要到青城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
这时，俞白突然提醒我：对了，记得当年您吃郭先生开的药效果不是挺好么，现在，趁着回去的机会再去找郭先生。你的病也许只有他才能治好。
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我点点头，答应了。乘回老家的机会，我想，也应该再去看望看望母亲和外公了。就这样，我带着女作家又一次踏上归乡之旅。
在镇上安顿下来，女作家告辞，她要到临清老家去看望一下她亲爱的爷爷。送走她之后，我决定应该先完成组织上的工作。于是来到青城档案办查阅有关资料。一个很意外的机会我见到了《青城革命运动斗争史》。我突然想，说不定里面会记载着有关镇子上的一些东西呢，于是借过来看看。
不想，那些藏在心中一直悬而未解的秘密，竟因那一本薄薄的资料全部得到破解了。
《青城革命运动斗争史》清楚地记载着驿渡镇自出现第一个党员到革命斗争胜利的全部重大事件。我宛若雷惊地看着那有些歪斜的油印文字，竟惊呆了。我是多么地不愿意相信它所记载的内容呀，可是，我知道它的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放下那本油印的稿册，我到市长办公室寻找父亲。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告诉我市长不在。
借一辆自行车我火速赶到镇上。我第一个见看到的是张芳允，秀林的妻子。少妇模样的她正在院子里喂鸡。“又是一个可怜的人！”我心里想。也许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已经做了奶奶的母亲看到我回来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我却看到她已经老了很多。这时，一对弟弟妹妹和侄子子骏像小鸟儿一样凑上来围住我。我看了看他们，想了又想，最终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了。
咬咬牙，低着头告诉母亲我要到河东外祖父那里看看。母亲让我带上知非。我想了想，说好吧。在码头益和成老店买下两盒糕点，我带着小弟弟知非匆匆赶到河东。
那一年，外祖父看起来更老了。不过他的身子还是那么硬朗。当我们赶到河东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两个大大的铁球，正眯着眼睛半躺在院子里一张藤椅上晒太阳。寒暄过后，我把知非支到一边，我硬硬头皮在他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说：“家里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了，请您老人家不要再瞒我，您告诉我这都是真的吗？……告诉我，告诉这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外祖父老眼浑黄，他坐着一动没动，两只铁球却突然掉到了地上。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长叹了一声，站起来扶着我说：“唉，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起来吧，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不是某个人的错。”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都是真的了？”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再瞒你。这件事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你们都还没有长大，怕你们无法接受。”
“为什么要瞒我！”我把手深深插入头发，用力抓着。
“孩子，怪就怪我吧，是我不让告诉你的。”外祖父颤颤微微地站着，他用力拉起跪在地上的我：“孩子，你先起来，起来。忘掉它们，还是忘掉它们吧，一切都过去了。”
我呆生生地跪在地上，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心里突然生出一种难言的悲愤与激动。我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对他说：“既然这都是真的，好吧，我也不想再说别的什么了，谢谢这些年来您对我的关心，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弄清，我到底是哪个孩子？我是谁，秀林又是谁？”
见我跪在地上不肯直来，外祖父又一次坐下并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拍拍我的头忧伤地说，“孩子，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要学会真正的宽恕。这里面源渊太深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你也要理解你父亲，——不，也许你不会再认为他是你父亲了——但你要知道，他当时有很多难处呀。难道你没看出来，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忏悔吗？古人说过，以疑决疑决必不当，你应该记着，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刻意的仇恨。这些年，他不是一直在补偿么？古人说过，岂无远道思亲泪，不及高堂念子心。你好好想想吧。我知道，当知道了这一切你心里会很难过。不过，过去的事，我劝你还是让它过去吧。他不是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么。”
我冷冷地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而且，一个人自食其言很不光彩。”
“你要想想呀，孩子，”外祖父摸着他膝旁我低垂的头，说道：“你应该知道，这些年来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外公没有为此做出什么，但我知道它是由很多像你父亲一样的人做出来的，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唉！现在看看，也许当年他一时意气用事，可我相信，如非迫不得已他也不会那么做。你应该知道他是为了革命呀，孩子。”
“革命？”我喃喃自语道。如果按外公所说，那都是革命的错了？这样一来，我真不知道应该去恨谁了。
“把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孩子，你记着，我们不能因为个人恩怨活着。”
这时，我发现他浑黄的老眼里也哗哗地流出了泪水。
“孩子，这对你来说也许是很难的”，他接着说：“可是，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要忍受许多别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秀林的出国已经让他够伤心的了。还有，你母亲，这些年她也很不容易。”
说着，外祖父又拍了拍我的头：“孩子，你要学会坚强，要活得像个男人。”
我点了点头，“他的养育之恩我会终生不忘。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您老人家就当可怜可怜我，告诉我，我到底是哪个孩子？”
外祖父说：“秀林本是你四伯父家的。”
“你是说，是我一家十七口……”
外祖父闭上眼睛，点点头。
突然之间，我感到心头那无边的悲愤好象一下子变得都没有了。当悲伤真正来临时，我反倒觉得没什么了。但我知道，一个人不再感到悲伤才是他最大的悲伤。与此同时，却对这些年来的生活好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我突然明白，这些年来自己活得是那么地无知与浮浅。同样我还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他会因为不知道某些东西而活得心安理得。
回到镇上的我在万念俱灰之际记起了俞白曾对我说的话，便来到郭家老号。郭子雨先生一如故人般听我讲完病情，把过脉，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直到我跟他讲起了很多年前他曾经给我下过一副方子时，才勾起他对往事无尽的回忆。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若有所思地拈着胡子笑了笑说，“那时候，你也就六七岁吧，我记着是下过这么一个方子的，让我好好想想。”
说着，他在柜台后面站起来，背着手走来走去。
当他又坐回柜台后面去的时候，我问像我这种病到底有没有根除的方子。他一边提着毛笔写着什么，一边笑着说：“当年我不是说过么，对了，那时你还小，可能不记得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如果能找到忘忧草，你这病就能治了。”
“除非你找到忘忧草”，说到这里，他认真地看着我，又特别地强调了一下。
放下毛笔，他回身拿起一个光滑的红铜称盘，拉开一道道小抽屉，将药一点点取出来，倒在草纸上。
“郭先生的意思是说我这病无药可治么？”
“那也未必”，郭子雨转过身来，缓缓地用手扣打着油亮可鉴的重枣木柜台，说。“汤熨只能安神补气，调和阴阳，并非根本。久用则不灵，故不可久用。你应该知道，它只能医治你身受之苦，却无法医治你心灵之痛。治标不治本等于未冶。要想治好你的病，除非从根本入手。你所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要用心药医。要想根治你必须首先要做到心中无忧。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心中已经满布忧患。既是这样，那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忘忧’的方法了。可这又谈何容易？你应该明白我说的忘忧草是什么意思了吧。真正的灵丹妙药在人的心里，这方药是可遇不可求的。”
“慢慢补吧，”他接着说，“其实，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曹孟德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李太白却说‘举杯销愁愁更愁’。后人总是胜于前人，这说明借酒销愁是错误的。酒解不了，药也解不了，看来只有文解了。你看看这个……”
说着，他递来一张纸。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的是一段文字。
“《解忧》：孟子曰‘生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