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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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觉得金先生好象对我不是那么热情了。他对我的关心也好象因为我有了自己的看法而慢慢地淡了。这让我又失去了主见。
想想，一个孩子对世事能有多大判断力呢。今天看来，当时让我做出那种选择确实有些强人所难的味道。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两条路上走，我不得不在张先生和金先生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说实话，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金先生的处世态度和决心。张先生的文质彬彬和隆礼而重法对现实来说好象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跟金先生相比，张先生缺乏一种绝决的精神，没有这种绝决的精神一个人是很难做成大事的。虽然，研究学问有时候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但没有一种笨拙与执著的精神，也是很难做成的。而且，父亲也不同意我学习这个荀子的学问。但平心而论，我却觉得张先生说得那些话似乎更有道理。当我想起张先生和金先生跟我说过的那句共同的话：“一个人应该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时，我就有了自己的主意。尽管，这对金先生来说也许是一种背叛。但一想到他说过的话我便告诉自己，他不是也希望我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学问么。于是，我决定先对这两种学问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的了解，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地方，然后再做出选择。因为直到这时，我对张先生所说的那门学问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凭感觉去做事，这样是很危险的。谁知道他跟我说的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呢。
也就是说，究竟学韩非还是学荀况在当时我是进行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好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像的理所当然的样子。一件事情，你明明觉得它应该是这样，或者说这样更合理，可它偏偏成了别的样子了。当我试着依张先生的意思去读《荀子》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地大开眼界了呵。他的学说是激动人心的。我发现，只有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无论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是方法论，他都在两千年之前给我们传统哲学树立起一道高高的光辉的碑。直到这时，我终于像重重地透出一口气般大呼了一声。因为我终于觉得自己好象已经可以为今天以及未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了。
这时，我才后悔自己当初在张先生面前的固执己见。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当没有对一件事物真正了解你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它。好在张先生给了我一下改正错误的机会，否则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了呢。
我赶紧修书一封，向父亲表达了这个想法，不想，父亲却仍对荀况这个人非常不感兴趣。他在信中举了很多前人对这个儒家的异端的评价：“韩文公说，‘孟子书醇乎醇者’，‘荀子书大醇而小疵’；二程谓‘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圣人之道，至卿不传’；朱子说，‘抗焚之祸起于荀卿’，可见这个荀子并不见得有多高明，我劝你不要习教这个喜为异说之人的学说为好。”
看到父亲这些话我很犹豫，就在我正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接着学下去的时候，张先生对我说：“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主见，只有自己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有很多真知灼见一开始都是被人否认和不予承认的，你要坚持住。”
我想了想，最后想到的是父亲在我学习韩非的时候给我的一句话，“君子承父之命，以承志为先，承言为后”，于是，就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动摇。
当我慢慢地研究下去，我发现，只有这个被历代大儒称作异端的人，他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呢？我想，也许正是人们不肯正视，才造成了这种可悲的情况。看看，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地喜欢先入为主呀，看看，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来受“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影响是多么深呀。也许，韩非所说的“儒学是破国之道”虽然也有些道理，但目的性太强，功利心太重，做事太直接的他让人看起来是那么没有仁者之风。
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转过天来，热心的金先生却已专门给我列了一堆大大的法家书目，让他的一个学生给我送了过来。让我们看看这些激动人心的书都是些什么吧，那是管仲的《莞子》，卫鞅的《商君书》，韩非的《韩非子》，李斯的《谏逐客书》，屈原的《天问》，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桑弘羊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曹操的《六令》，诸葛亮的《隆中对》《答法正书》和《出师表》，范缜的《神灭论》，刘知己的《史通》，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陈亮的《甲辰答朱元晦书》，张居正的《辛未会试策程》，李贽的《藏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龚自珍的《明良论》，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后是洪仁轩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
这是多么长的一串名字呀，一个人需要读多少书，才能纵横捭阖，洋洋洒洒地写出这些名字？接到金先生送来的这份名单，我突然觉得，一个人一生必须要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就像金先生列出的这部书目一样。
但是，因为荀子我认为法家的学说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学问。这让对法家再也提不起兴趣的我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不去按金先生说的去做吧，那样会有违他的热情，但如果按他说的去做却有违我的意愿。于是，有一天我一脸愁苦地对张先生说起了这件事。我是准备想让他就件事跟金先生说一下。
张先生笑着说：“不，行健，你应该认真把金先生给你列的那些书读好。一个人一生不能只拘于一种学问，他应该博采众家之长，他给你读的都是好书呀。见多识广见多识广，你不接触一门学问，你就永远都不知道它好在哪里，过在哪里。”
听了张先生的话，我心头像一条蜿蜿蜒蜒地在山路上打开的小溪，唱着歌向远处奔去了。张先生改变了我对事情的看法。
在临清那几年，在我沉浸在研究古文化的时候，我的两个朋友，杨易之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关慎行，这个看起来是总那么地没有主见的人，他只是埋头于书本知识的学习中，对其他事情不闻不问。而我那个新朋友张国之，这时却倾心于国画创作，这为他后来成为名震京师的书画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这个时候，我那孤独的弟弟秀森正在做什么呢？我想现在应该说说他了吧。回想起来，对他来说那真是伤心的一年。
那年冬天我从临清回到镇上，父亲告诉我们他已经定下了跟俞白的婚事。这个打击对秀林来说简直太大了。我不得不说，在俞白住在我们家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两个都对她产生了一些好感。相比之下，却是秀林和俞白在一起更开心一些。他们整天都厮混在一起，我却时时记着父亲教我们的“做一个谦谦君子，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因此，尽管心里一直在很想跟她在一起，却从来都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过多来往。当父亲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发现秀林放下碗筷一个人无声地出去了。家里的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他觉得命运对他很不公平。
我知道他的心痛之处，想过去安慰安慰他。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河滩上呆呆地望着南下的流水。我悄悄来到他身边，说了声：“对不起。”
他没有理我，却还是对着那平静的河水一动不动地看啊，看啊。最后，他才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立刻，我心中就像打了一个冷颤。我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不是我的错那是谁的错？能是父亲的错么，他是在怀疑父亲么？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都在想些什么呀！
他愣愣地对我说：“我早晚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你是一个多么听话的儿子呀！”
我说你会恨我么。他说我不会恨你，如果要一一地恨，一个人该要恨的事也太多了。告诉你，我对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感觉。
听听，他竟说出这样的话，让人听起来好象他的心都碎了一样。我看着他，心里也同他一样地为命运难过。虽然这不是我的错，但却因为我而让他到了伤害，是你的幸福让人感到了痛苦，你总得表示点儿什么吧。
秀林冷冷地对我说，你不要可怜我，有时候，你连可怜自己也来不及。
这话我听得怪怪的，心里又生出一股重重的凉意。
冬天越来越冷，而秀林变得越来越沉默了。他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从早晨呆到深夜。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很是担心。终于有一天，她心事重重地对父亲说，是不是这个孩子真的知道什么了。父亲看了看秀林屋里紧闭的房门，叹了口气，说：“这是就命啊！”
在秀林心灵感到万分痛苦的那个冬天，传来政府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消息。他们是想让那些很多年来都一直没有自己的土地，或者说曾经有过自己的土地而后来又没有了的人分到土地。土地对于农民，就像枪支对于战士宝马对于骑手一样。失去了宝马的骑手不再是一个真正骑手，农民失去了土地也不再是真正的农民。现在，政府把他们失去的土地夺回来了，这可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呀。
可这对张家来说又是一个大大不利的消息。因为他们是镇上最大的地主。
虽然没有等到镇压张家就主动交出了他们所有的土地，但因为地主们在人们印象中的劣迹斑斑人们需要找到仇恨情绪，又加上张家的二儿子，也就是已经不知逃到哪里去的张名臣曾为日本人效力，又加上张汉臣曾做过国民政府的镇长，他们一家人还是被押上了高高的批斗台。这可真应了刚刚死去的张老爷子说的那句话，“为人莫作千年计，三十河东四十西。”
镇上的人们对新政府这种做法有些不满，因为张家从来都没有做过像什么十恶不赦的事。诉苦大会上，人们诉来诉去说出的却全是对张家的感激。这让军政府感到很为难。看到张家这样的处境，父亲一个人悄悄去了一趟青城。后来，上面派下两个干部下来进一步了解张家的情况。在镇上人们的一致赞同下，张家被免于批斗。
但更多的人，像码头李家他们　远远没有这么幸运了。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清楚的其实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意思：解放过后，镇上的格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都结束之后，人们都开始以一种新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也就是说，与战争之前相比人们心灵所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第六卷1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真正算是过上了想象中那种既没有侵略，又没有战争的平平静静的生活。当人们开始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每个人都像是看到了光明而美好的前程。和平来之不易，大家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所以，在经历了几十年战事纷乱之后，镇上每一个人都像是变得比以前更加懂得去珍惜生活了。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人们需要为一场战争付出什么。看看吧，在镇上，好多本来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还有好多人，虽然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他们却没有能够因为战争结束过上好日子。比如，就像我的三伯父，还有像我们家那几个早夭的孩子，当然还有更多的，在战争年代的恩恩怨怨里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命运对他们来说显得是那样地不公平。可是，真正公平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而命运却注定会给人们一个归宿。后来，我们听说有人曾在解放军跃进大别山的时候见到过三伯父。那时他打了败仗，伤了一只眼睛。再后来，又听说他于解放之前随大部队去了台湾。从此之后，一心想着回到镇上的他在自己故乡失去了音讯。
但是不管别人在怎样地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比如父亲。就拿父亲来说吧，在镇上一如往常的生活中，父亲于又默默地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思索。但是，他生活角色的扮演还远远没有结束。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共产党取得了真正的胜利，父亲在组织的力荐下走上前台。虽然这有违他当初的意愿，但我想，也许是他不甘平淡吧，也许他是真的想站出来做一些情吧。因为那个时候他常常对别人说这样的一句话：“年过不惑才真正明白，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
父亲在新政府里担任市长。
新市长甫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对他的上司提出了他富国强兵的伟大构想。
显然，这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新政府来说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了。
一个政府，在它成立之初所想更多的只能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父亲的顶头上司，一个跟他同样做地下工作出身的老革命李西明对他的看法有点儿不屑一顾。
他撇了撇嘴，对父亲说：“老滕啊，你不要总跟我提文化文化的好不好呀，看看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