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人不是中队长高原正冈，而是例行巡逻的副队长武进二郎。
武进二郎身着整齐的军装，手上戴着一副标明身份的白手套，一脸铮狞。他身后跟着几个牵着正呲着白森森的牙齿的狼狗的日本兵，另外，还有一个白白的瘦瘦的戴眼镜的人。此人是码头李家的小儿子，也就是李维汉李维之兄弟的小弟弟李维新，早年听说他已出国留洋，不想现在却做了日本人的通译。
武进二郎一进门，张名臣赶忙凑上前去，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日本人看了看李维新，意思是让他翻译过来。
李维新告诉他说，张君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要效忠皇军，既然太君来了，那就请太君讲几句话。
武进二郎听了，先是用他刀子一样的目光在屋子里扫视了一圈，然后摘下白手套，叽哩哇啦地讲了一阵。
李维新侧着身子将耳朵附在他嘴边。等他说完了，李维新站直了身子对在座的人说：“皇军说，在座的都是大好良民，他希望大家今后都要像张会长一样友好，只要你们不给皇军找麻烦，皇军是大大友善的。”
这时，张名臣用另一只空着的手端来一个酒杯，送到日本人面前，笑道：“请武进队长满饮此杯，中日友善，中日友善。来，大家一起来！”
说着，他看了看到会的众人，说：“来，来，这是日本的武进太君，大家起立，高举一杯。”
就在这时，让张名臣感到万分尴尬的情景出现了。
当他说完这句话，并端着那杯酒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子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站起来为他端杯捧场。张名臣的酒杯就那样举着，像一截儿伸在空中的干巴巴的树棒。那种想上不能上想下不能下的样子真是让人感到难到难堪啊。但这种事是难不住他的，如果这种小事就已经把堂堂维持会长难住了，那这个会长也不是太窝囊了么，如果这么轻易地就被难住了，那他也就不是张名臣了。张名臣随即哈哈一笑：“怎么，这个面子大家都不给么？华局长？来，来，你先来……”
德高望众的华少康正坐在首席上首。他正垂头不语。听到张名臣叫他，华少康却像没听见似地向桌子底下看去。
“少康兄，兄弟这个面子你不能给么？”张名臣的目光逡了一下，又看着他低声说：“日本人可在这儿呢。”
华少康还是坐着一动没动。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张了张口，背对着张名臣说：“名臣呀，我哪里有这个资格？不管论年龄论资历还是论辈份，在座的哪位我都不敢比肩，再说，大家都在这儿呢，我华某人不敢抢这个头。恕难以从命。”
听到这话，张名臣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费了很大气力，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对不起，少康兄，为难你了。”说着，他又面向年纪稍大一些的高凤歧，“高年兄，卖个面子。”
高凤歧坐在华少康身边，他微微欠了欠身子，一边咳嗽一边说：“张会长，兄弟大家一起喝酒，可以，我一定奉陪到底，可是……”说着，他看了看日本人。
“说，”张名臣有些生气地说。
也许是老迈的高凤歧知道日本人武进二郎听不懂中国话，也许是他真的老糊涂了，他语重心长地对张名臣说：“名臣呀，大家都不是外人，我斗胆说几句不该说的话。国难之仇，不共戴天。大家今天能够前来，全是赖了你张会长一个面子。你应该珍重，好自为之。”
“行，行，好！”张名臣仰头大笑，“高年兄，好，好，你好给我面子，好给我面子。”说着，他的脸色突然又沉下来，恶狠狠地对在场的人说：“看来，今天我姓张的酒卖不出去了，是吧？”
正说着，他踱到二伯父近前。张名臣拍拍二伯父的肩膀：“立训兄，今天你是代承训兄来的，来吧，端了这杯。”
二伯父推了推眼镜，笑笑说：“张会长，请不要……不要强人所难。”
张名臣突然啪地一拍桌子，指着二伯父的鼻子高声叫道：“好，好，好！滕文先，你们滕家的人都是好样的！你们老五不给我面子，你也不给我面子，好，好，你们都有骨气，都不愿当亡国奴，你们都是这亡国政府的大好臣民！你们以为我愿意伺候这小日本儿呀，我不是也没办法吗，谁想干这费力不讨好儿的事儿？滕文先，今天你捎个话给你们家老五，让他记着，今天他没来，这笔账早晚一定要算。另外你告诉他，别以为我捡了一个他弃之不要的破烂儿，告诉他，让他看着，我一定干好！一定把这个维持会长干好！”
说着，他走到武进二郎面前，高举酒杯，“太君，来，干杯。”
没想到，武进二郎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回过头去，低声跟通译说了些什么。
张名臣也是懂几句简单日语的，听到武进二郎的问话他不禁大汗淋漓。他知道眼前这个日本人：残酷，暴劣乖戾而且目中无人。张名臣一边看着李维新，一边用手擦着额头的汗。
李维新先是用冷眼看了看张名臣，然后又看了看站在一旁惊魂不定的二伯父。他用日语淡淡地对武进二郎说道：“张君说，他将竭诚为皇军效命！”
张名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方才，因为心底得不到支持的委屈他才发了几句牢骚，但他没有想到李家的人在这种场合会帮他说话。这时，武进二郎一直都紧绷着的脸有了一丝缓和，但他还是昂起倨傲的眼神：“不，名臣君，这酒我不跟你喝，因为……”说着，他指了指那些坐在酒席宴边一直都没有站起来的人。武进二郎对张名臣说：“你没有得到你们人的拥护。”
说着，他戴上白手套，扬长而去。
日本兵迈着整齐的步子走远了，张名臣呆呆地愣在当场。他就那么站着，直到想了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不知为什么，转过身来他却将一腔怒火全泻到了伯父头上。他认为，之所以人们不给他面子是因为背后有人指使。张名臣从桌子上端起一个酒杯，来到二伯父面前。他两眼血红地将一杯酒重重泼到二伯父脸上。一边用手点指着他的胸膛，一边恶狠狠地说：“立训兄，你家老五躲着不敢见我。你记着回去给我告诉他，今天的事儿不能算完。我张名臣是个汉子，有什么放不开的事就明着来！我这个人寡德少恩，无容人之量，不让我好过的人，我绝不会让他好过！”
这时，一直坐在二伯父身边的张汉臣有些不高兴了：“名臣，你这是干什么！过分了！”
张名臣一把推开他的兄长：“我的事，你不要管！”
二伯父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站起来扯了扯张汉臣：“汉臣兄，我们走吧。”
我们在杨家住了下来。
没有想到的是，在临清住了没几天，我却又一天天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了。我又想起了俞白。正是这个时候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正如《道德经》里所说的“天之道，犹张弓者也”一样，“高者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又成功而弗居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与此同时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你总是在尽力弥补；失去某些东西时你也会得到一些东西，你总是觉得满足。所以说所谓得与失都不是绝对的。比如，这一次，我收获了一次远行，却失去了跟俞白在一起的机会，而呆在镇上的秀林却可以时时跟她在一起。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现实呀。
跟杨易之在一起，让我见识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比如，他经常带我去后花园去看菊花，捉一种胖胖的叫做吊死鬼儿的虫子；再比如，他带我去隔壁董先生家去借书。杨易之是上新学堂读书的，董先生是他的老师。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对我们的请教总是不厌其烦；杨易之让我看新政府发给他的书，我发现它跟父亲教我们学的四书五经是不一样的两种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镇子上也有新学堂，但父亲不让我们去那里读书。
屈指算来，我们在临清已经住了半月了吧。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一起爬上杨家高高的房顶去看大运河。我手搭凉蓬向北张望。我们是从水路来的，我以为顺着运河就可以望到镇上了。但那宽大的水域总是在一个个曲曲折折的拐弯处就消失了。这让我感到很失望。
我想家了。但我不敢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够回去，因为我知道，不该问的事情不要乱问，那会让大人们不高兴的。
剩下的事还是看运河。运河半绕着这座古老的城市向南流去。这跟镇子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运河对于我们那个镇子来说，它简直是太大了。而在这里，它却只像一条拦腰而过的带子，显得是那么随便又是那么无足轻重。不过，在这里可以却看到许多在镇子上没有的新鲜东西，比如，有时候可以看到日本人突突冒着黑烟的小火轮。它们可比我们那些大木头船快多了。当你看到远远一股烟柱从地上冒出来的时候，眨眼之间，它已经靠在码头开始卸货了。
“他们是从天津来的，”每当看到它们，杨易之总是要趴在我耳边说。
“天津，就是俞白那个天津么？”我这样想着，但没有说出来。这时，杨易之告诉我说他父亲和叔叔都在天津呢，有时候他们就会乘这种小火轮回来。我看了他一眼，对他的好感一下子全没了。我很不高兴地问：“你父亲在天津干什么？”
“不知道，”他摇摇头说，“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又趴在我耳畔轻轻地说：“每天晚上，有好多不认识的人到家里来，爷爷总给他们好多钱。”
这让我更觉得这个杨易之不是只好鸟。于是，我就不再理他，而是闷着头去看那些在河里来来往往的船。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林世清打此经过，他能捎上我回家。但我看到的却只是那些不相识的船在一条条逆流而上。我不禁长叹一声：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吧！
一队队的日本兵，看到小火轮从远方驶来，都要在码头上又蹦又跳，大呼小叫地。我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杨易之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喜欢轮船。他说他也不喜欢轮船。他这句话又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我觉得父亲把我带来之后似乎就把我给忘了，他跟杨老爷子关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渐渐地我有些烦了。于是，就跟陪我的杨易之提议到临清塔去玩玩儿。
“那可不行，”他认真地说，“到处都是日本人，爷爷说了，我们不要随便出门儿。”
“日本人，又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呆着，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恶狠狠地对杨易之说。
第二卷4
就这样，一天天等待归程的我心急如焚，而父亲却煞有介事地在杨家住下不走了。我觉得他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好像在这里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家里的危急情况就能烟消云散一样。虽然我知道父亲心里也并非是这样想的，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绝不会把逃避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如果不是这么想的他又怎么想的呢？难道说，他已经把我们来临清之前镇上所发生的一切都给忘了么？
越是这么想，我越为他那蛮不在乎的态度感到担忧。担忧归担忧，但我不会说出来。因为他是父亲啊。尽管这样，但我的心不在焉的样子还是被杨家的人看出来了。父亲也并不是看不到我心急如焚的样子，他是在故意让我干着急。
杨家的人开始轮流变着法儿哄我，可是父亲那视而不见的样子让人更加恼火。好在，我还记得自己正在别人家里以身为客的处境。父亲的态度让我越来越失望了。当这失望一久，我又自我安慰道，父亲绝不是一个如此不负责任之人吧，他之所以在杨家住下赖着不走，这一定有他的原因。
事实证明我所猜非虚。等到后来，对生活了解越来越多，又慢慢地破解了一些真相，我才知道，当年，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到清避难，父亲确实另有目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他的回忆材料里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我们前往临清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避难。这样一来，父亲迟迟呆在临清不走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那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在临清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到底是为了要做些什么吧。
父亲跟他的义父，也就是杨易之的爷爷杨云溪，两个人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整天关在屋里只是为了要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想想吧，既然是在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一定有一个前提：“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杨老爷子首先向父亲提出来的。
在当时，杨老爷子眼里的义子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于国难当头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虽然知道应该以身报国，但他不知具体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所以，在杨老爷子眼里，义子的“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个细节问题。也就是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