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我们好好相爱 作者:玉宇清澄-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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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珊挪着笨重的身子去走廊上给我倒水，朋友像党关心人民一样，询问了一下我的右腿情况，然后又凑近我耳边，说：“怎么？这么快就换了老婆播种成功了？”我苦笑着说，哪有，是个小兔仔子的女朋友，那小兔仔子放了炮就跑了。这时谢小珊进来了，我赶紧把话打住，朋友也心领神会地没再继续问下去。
喝了口水，稳了稳情绪，我说小珊，你别哭了哦，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在我进手术室之前，爸爸打过我手机，我没来得及时，也没法接，想必爸爸会急坏的。虽然知道这个时候爸爸也许都上床了，但我还是把电话打了回去。
我说爸，是睡了是吧，咋这么久才接电话。爸爸说：“还没呢，在外屋看电视，你刚才是在忙哦？”我说是啊，爸，今天加班，刚把事情做完。我很努力地把话说得自然，不让爸爸听出我在撒谎。而谢小珊一直紧盯着我，眼里还盈满泪水。
爸爸问我过年会不会回去，我继续造假：“爸，可能这次不能回去了，刘柯寒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怕坐不得车。”我边说边转头望了望谢小珊。我想要是刘柯寒的孩子还在，也应该像这样高高挺起来了吧。电话那边爸爸呵呵地笑了两声，说是啊是啊，怕是坐不得车，那就别回了，孩子要紧，孩子要紧。
把电话挂断，双手无力地垂在床上，落在白色的被单上，我就哭了。我用的是演哑剧的方式哭，只见眼泪跟井水似的往外冒，听不到啜泣的声音。谢小珊不由地把身体挪到床沿，伸手帮我擦了擦眼泪，说：“朝南，你怎么也哭呢？”这个“也”字真是用得恰如其分，因为紧接着，她就给我搞起配音来。
朋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傻不拉几地看着我和谢小珊演双簧似的哭呀哭的，许久才说了句：“可以了，差不多了吧？”这话显然是因为一时无措的随意之言，却真搞得跟导演在发号施令。
我对谢小珊说：“小珊，先让我朋友送你回去吧，你早点休息，不用担心我。”她带着哭腔说：“那我明天再来看你好吗？我做饭给你送过来。”我勉强地笑着说：“傻，你好好在家呆着，我已经跟朋友说了，叫他和她老婆每天过去做饭吃，顺便照顾你。我这边没事的，撞我的人一会就过来。端屎端尿都有人，放心。”
谢小珊走的时候，来了个一步三回头，好像不多看几眼隔天就看不见了似的。我挥了挥手，说：“走吧走吧，记得别哭哭啼啼了，不然小心我用左腿踢你。”笑着说这些，也只是苦中作乐罢了，还有就是不想让谢小珊太放不下心。
等朋友和谢小珊一走，我一个人呆呆地斜躺在床上，眼泪像一壶满满当当并且煮开了的水，扑鲁扑鲁地往外冒。我没有总结过去，也没有展望未来，我只是想起了刚才跟爸爸的通话，想起了对爸爸的欺骗。
爸爸一直不知道我出了这么大的事，直到我回乡下的前一天，姐姐陪在他身边，才敢把真相说出。爸爸这才知道，他的儿子走起路来已经是的瘸一拐，全然没了以前的潇洒劲儿。姐姐说，爸爸听说真相那天，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不停地用拳头拍打着自己的胸口，下手很重，抓都抓不住。
在长沙的第二份工作，我只是一个电话就辞掉了，但没说真实原因，所以最后一个月，我等于白干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十分介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不幸，我害怕那种被同情的感觉，那样会让我更加觉得自己是弱者，虽然实际上我好像从来没强大过。
那个长着一张马桶盖似的脸的女强人，对我这么及时提出辞职非常赞赏。正是年关，除了可以不付我最后那个月工资之外，不管多少，年终奖又可以给省了。听说现在不少小公司的老板都喜欢占这么些蝇头小利，他们总会千方百计抠出些钱来，男的包二奶，女的包二爷，各得其乐。
这个年，我是躺在医院里过的，而此时谢小珊也在我朋友的护送下，住进了长沙市郊的一家医院，就是上次我找人联系的那家。没有准生证，只能去那种小地方，就好像一些没驶照的司机，抄个小路还要跑夜路。
我把存折交给了朋友，里面好像差那么点就有一万块了，也就是说，在长沙的最后这些日子里，我差那么几粒米就成万元户了。要知道这可是我孜孜以求的梦想。掏钱给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孩子生仔仔，然后又做了这个孩子他爹，前后联系起来，我还真有点像人贩子，而且说不出别人肯定还以为是在孩子没出生之前就预订了。可在当时，我除了想跟谢小珊一起度过难关，绝非别的下三滥念头。
上医院之前，谢小珊还吵着要见见我，说是放心不下，被我朋友拒绝了，最后改为跟我通电话。她怯怯地问：“朝南，你现在可以下床走路了吗？”我苦笑着说，差不多可以了，但医生不允许，医生说再等一阵子，直接下床就能跑更好。这个时候，离我被撞好像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当是华佗在给我用药或者只擦破点皮啊。
谢小珊嘀咕了没几句，情绪就有点不对劲了，声音脆微起来：“听高洁讲，你以前能跑很快的，在村里都没有别的孩子能跑得过你。你还抓过狗尾巴，是吧？！”见她提及高洁，我顿时草木皆兵起来，“怎么？小珊，你告诉高洁我腿被撞了？”
“没有，我没有告诉她。她问我你还好不好，我说你还好。可是我这么说的时候，心里怪难受。朝南，你真的不能有事的。想到万一你的腿以后不能好个彻底，我心里就难受。”听谢小珊在电话那边机关枪似地说着，我的耳朵里蚊子叫得厉害。或许是知道我想知道高洁的近况又不甘心问，她接着又没头没脑地说了句：“高洁她还好的。”
我有点不自在起来，停顿一会，顾左右而言他：“小珊，你放心去生吧，用力生，干脆点生出来的孩子以后准聪明。”我本是想随便说点啥以缓解一下紧张心绪，没想谢小珊却在当真，接受命令似地嗯了一声，说：“要是生了个女孩你会不会喜欢？”
显而易见，这话有歧义并且具备烟雾弹的功效。刚把电话挂断，陪在我身边的许大哥，也就是那个拿摩托车撞我右腿的人，十分有诚意地对我说：“小弟，是不是你老婆要生孩子了？我可以请人替你照顾。”
我说了声谢谢，拒绝了他的好意。但接下来解释我跟谢小珊的关系，倒是费了好一番口舌。这种事情的确不好解释，就好像自家的地上长了棵萝卜或者什么的，你要说清楚这萝卜不是你自己播的种总不那么容易。
据朋友讲，在我住院的这几天里，谢小珊饭量大减，每餐只吃一小碗儿，毫无大肚婆风范，与自己那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肥头大耳的身板子也极不相称。饭后不再唱歌吓人了，而是改成了念经，左一句“朝南真苦”，右一句“苦了朝南”，好像我这腿一折就只能给脾气火爆得跟炸药似的阎王爷去做长工似的。
不过说实在的，呆在医院里我的确有些崩溃，每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屁股长茧是小问题，真结茧了上厕所的时候偷偷抠掉就是。关键是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就会望着自己的右腿发呆，像望着一个夭折的孩子。我一次次在脑海里预想将来跛着腿跟爸爸相见的情景。爸爸他会哭吗？除了在妈妈去世时，我从来没见爸爸掉过一滴甚至半滴眼泪。
没有谁可以轻易把一件事隐瞒一辈子，就像没有谁能一辈子不隐瞒任何事一样。刻意的隐瞒终究是种悲哀。善意的隐瞒，苦心欺骗的人痛；非善意的隐瞒，被欺骗的人痛。
不过也听过另外的观点，说是如果不爱一个人，但你能一直把这种真相隐瞒下去，而且不管是出于违心还是习惯或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你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那个人好，那么到最后，爱与不爱都不重要了。这是我所见识过的最悲情的欺骗。
除夕之夜，许大哥给我送了最好的伙食，还诚心诚意地陪我在医院吃了年夜饭，不过我还是非常生气。不是生他的气，而是生国家的气。以前过年总能在电视里看到党政领导四处搞慰问，妈的，我怎么就没这运气？怎么着我现在也是落难的劳苦大众啊！
中央领导也就算了，北京离得远，过来一趟不容易，可省领导也没过来啊，连个市领导区领导都没见影儿。我跟许大哥开玩笑说：“妈的，领导都上哪去了，要不你去通知一下，说这有个人需要慰问慰问。”他笑着说：“要不我叫我孩子他妈过来一趟，我能请得动的领导好像只自家老婆了。”自揭老底，果真是个把老婆当上级的主。
不过总的来说，过年这天我挺忙。雪已经停了，不过吹着风，干冷干冷的，把病房北面的玻璃窗吹得发情不止，满是呻吟声。从早听到晚，心里烦得跟被人挠痒痒似的，怎么都舒服不起来，恨不得一纸诉状把这北风往法庭整，告它个对窗户性骚扰理应罪名成立。
吃了饭，我给家里挂了个电话，依然是故作轻松，笑容满面。弟弟和姐姐她们都回去了，家里少了我和妈妈，凑合着好像也还算热闹。爸爸问我年夜饭吃得可好？我说吃得好啊，我做了三个菜，刘柯寒做了三个菜，五菜一汤，丰盛得都不知先往哪动筷子。
爸爸听我把牛皮吹得满天飞，乐了两声，问我怎么没到刘柯寒家里去过年，我就发现自己还是说错话了。好在我随机应变的能力不是一般的突出，转口便说：“哦，没过去，她爸妈陪她外公外婆过年去了。”妈的，话一说出来发现又错了，好在这个错误爸爸看出破绽，涉险过关。刘柯寒的外公外婆早去世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一下给忘了。
然后我还给朋友打了电话。我说：“很不好意思，大过年的，还要你到医院陪产妇。要不等孩子拉下来，我做一干爹，你做二干爹。”朋友笑，说：“兄弟客气了。她这几天跟我说了你们的一些事，觉得你能做到这份上也挺不容易的，无亲无故，却这般待她。”
我说可千万别上升到什么雷锋精神的高度哦，坐车提倡给孕妇让座，我只不过在家里给孕妇让了个床位而已。朋友开玩笑似的问：“让了半张床还是一张床？”我说半张能让吗？这年头要是一男一女躺同个铺上不滚成一堆，绝对是一冰淇淋一冰棍，前者是性冷淡的昵称，后者是性无能的雅号。
至今我都不太搞得懂，在最凄楚的这个除夕，我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兴奋，好像忘掉了一切的不幸和痛苦。可是夜里我却没完没了地做着梦，谁也没梦见，连医院里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护士都没能梦见。我只是在梦里拼命地哭，哭到泪腺都快要瘫痪。
原来白天的欢快都只是假象，像电视里那些武林高手受了很重的内伤，在离开敌人的视线之前，总会稳住脚跟，憋住已经涌上来的那口血，装作若无其事。是不是现在的人都被逼活得虚伪？善意的或者不善意的虚伪！我们好像只有在梦里才能找回一些真实了。
在我平躺下去，许大哥帮我把被子盖好不久，附近就传来了烟花的脆响，隐隐约约，透过窗户还能看见那个绚烂的瞬间。那多像曾经有过的梦想，比如高洁；还有，跟刘柯寒有过的快乐，也曾这么夺目过。听着，看着，想着，差点就又抓了鼻涕又抓泪了。
要是在老家，要是妈妈还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坐在爸妈身旁，一家人围着火炉，说一些很家常的话。再晚一点，吃了消夜，爸爸会把大年初一准备放的鞭炮从隔楼上拿下来，妈妈会帮我和弟弟把新衣找好，安排我们洗澡。
不过由于咱们乡下穷，很不怕丢人地说，我长这么大，放过很多东西，放过鞭炮，放过牛，放过自家的鸭子也放过别人的鸽子，当然肯定也没少放过屁，但从没放过烟花。稍稍类似的，我放过冲天炮。跟烟花相比，简直是洋枪跟土炮。而且这玩意智商不高、方向感极差，明明是地对空，点火之后它却往别处跑了。
谢小珊在大年初二这天，顺利产下了一个带把的婴儿。这孩子在身体方面受到了他妈的遗传，生下来体重就达6公斤，据说是那家医院近两年来接生的最牛逼的一个孩子。形容牛逼，并不是说这孩子真长了这么个东西，而是身板子的确大得吓人。
可惜，我没法去见证那最初的辉煌。当谢小珊承受着分娩的快乐和痛苦的时候，我正躺在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忍着痛接受白大褂们的第二次开膛剖肚。由于照片时发现骨骼对接情况不理想，医生对我正在愈合的右腿进行了一些补救和矫正。
我从手术室重又被推回病房，已是中午时分。这天已经微微放晴，太阳隔着厚厚的云层出来露了会脸，遮遮掩掩的，很不爽快。像以前在乡下偷偷跑去看的地摊演出，那些外地来的臭婆娘在台上扭呀扭呀的，裤带松松垮垮，可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