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半生-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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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凹眼睑中的眸子带着一份永久的忧郁。兆正说，是的，他正是好莱坞的其中一名优秀的性格演员。雨萍又说，以他的面部特征与演技，如果能让他扮演某某角色，就一定会十分精彩。兆正一惊：某某？是的，某某。雨萍说，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头，她知道，她是个艺术感觉十分贫乏之人。不，不，兆正急忙否认，但某某，某某不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小说中的男主角？小说新近才出版，这是一部写近代上海百年人脉命运的长篇作品。作品的展开气势恢宏，沧桑感很强，也极富感染力；且创作手法现代，时空穿插自若，情节的安排相当错落有致。作品旋一问世，便立即引起了评论界不少的注目和争论。而其实，这只是兆正创作大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计划他还要再写下去。
雨萍说，是的，就是那部小说。她又说，她能在第一时间读到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第一时间就在上海买了替她带回来的缘故。什么？兆正便很惊讶。他望着雨萍，目光流露出一种疑惑，一种信与不信间的取位不定。他说，你说是谁？谁买了替你带回来？雨萍说，她说的是我，是我买了替她带回来的。雨萍还说，小说她已读了许多遍。不信？不信她可以说出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来，甚至其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她都能断断续续地背诵一些出来。于是，兆正便更惊讶。他问，你觉得小说写得怎么样？好吗？好，当然好。好在哪？好在……她举出了1、 2、 3、 4， 好多条理由， 而偏偏， 所有这些理由又都是在各种对这部小说的专业评论中从没或很少提及过的。雨萍说，这些还不仅是她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与她对这部小说的共同看法。于是，兆正便更更惊讶。他有些迟疑地问道，难道……难道他也常读我的小说吗？雨萍答道，何止是读，简直是投入成癖！事实上，他保存着你自从出书以来所有的作品集以及尽可能完整的出版版本。他常说，他为有这么一位老同学感到高兴感到骄傲；而我说，是的，我也为有这么一位表哥……
于是，兆正便更更更地感到惊讶。
但无论如何，兆正还感到兴奋感到欣慰：这是一种激动与踏实兼而有之的感觉，就像一条船儿驰进港湾后体会到的那种泊锚时的安定感一样。这是对他作家人格的爱惜、肯定和理解，他需要这些。
接下去，他俩间谈话的主题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兆正说我是个悟性和禀赋都很高的诗人。雨萍便急忙表示说，是的，是的，她也读过我的诗。兆正又说，就是去年出版的那一本么？什么？雨萍惘然。兆正便告诉她说，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去年出版过一本我的诗集，而且还相当成功相当有影响。“你难道不知道？”他问。
“我……不知道。”她开始显得有些吞吐、犹豫，还藏有一份淡淡的怅惘。但她还是很认真地坚持说，她真是读过我的诗的，不过都是手稿。
兆正说，他第一次读我的作品其实也是手稿，而且都是些写在粗黄毛边纸上的手稿，字体潦草。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正经历一个比日瓦戈医生更日瓦戈医生的时代，一个能有那种毅力、执着与胆量来写那些大逆不道的文字的人，这是因为在他灵魂的深处永远存在有一种非呐喊出来不能令他得到平静的声音。他明知有杀身之险，但他还是拗不过那股一定要喷薄出来的欲望。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欲望。兆正说，当时这些诗句就让他读得全身热血涌动，他能感觉到这些文字之间跳动着的脉搏以及其中蕴藏着的一切：激情、愤懑、期盼以及思考……
那个香港之夜，那个香港之午（6）
是的，雨萍说，她也知道这一切……
兆正望着她，你知道这一切，你知道些什么？
雨萍便告诉兆正说，我直到今天还经常会从梦中惊叫着醒来。然后面色苍白，然后大汗淋漓，然后迅速坐起身来，连神色都有些呆板地双手垫在脑后，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半晌都不动一动。
“他说，他又见到他了。一个真真切切的他，一个活龙活现的他，一个仍然停留在那个年岁上，并没跟随我们这代人老去的他。他，他是他的一个同学。姓谢。那时，他俩同关一间隔离室，后来……”
兆正终于明白了，她是个知道一切的人。
乐队的演奏又换了一曲主题，是根据法国流行作曲家RICHARD的钢琴曲改编而成的弦乐作品。钢琴在高音区一连串的水波样的流动后，提琴的音部便从高把位上飘飘然然地切入进来。酒店宏伟的大堂里漾溢着一种舒适极了的安谧气氛，午后的阳光反射在它高耸的圆拱顶之上，金碧辉煌。戴领结的侍应不时从你身旁猫步而过，不远处的吸烟位上，两个脸色红润的大胡子外国人十分兴奋地谈论着些什么，有一股淡淡的雪茄烟的香味飘荡过来。他说，多么不可思议啊，这是一种生活，而我们那个时代的那种生活也是生活。
现在，兆正正向公路旁的一座半开放式的电话亭走去，金属的话座架在橙黄色的路灯下发出幽幽的反光。他站定，塞进一张计时卡，然后拨出了一个一长串数字的国际长途号码。他想通过电话筒向雨萍讲的第一句话其实也就是这同一句话；他还想问她说，还记得那幅场景吗？十年前的那个下午，在香港君悦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海水与天空是那么的蓝，阳光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好。
当然，还有一件事。兆正只是想装得很随便地在电话里向她提一提。他想说，这可能是一个幻觉，也可能不是。他记得有一件毛衣，之上缀满了线结。毛衣是灰色的，恰如那个时代的一切记忆色彩一样。在一片灰朦朦的背景上去辨别一件灰色的毛衣，你说能清晰吗？能不像一个轮廓模糊的幻影吗？
或者，他可以很打趣地向她说，会不会是他写东西写多了，想象联带想象，意象重叠意象，都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的了？
再或者，索性他就来个单刀直入。他说，她在三十年前为他编结的那件毛衣他一直都小心珍藏着。后来搬家，他将毛衣交给了他母亲保管；再后来，母亲去世了，当他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什么都在，就那件毛衣不翼而飞了。是她拿回去了吗？或者她应该知道这件毛衣的下落？
但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在那一次路边电话亭的通话中，他竟然什么也没做。
没有勇气。他害怕故事会是另一个结局。
有一幅相片站立在梳妆矮柜上（1）
有一幅相片站立在梳妆矮柜上，正面对着大床
母女俩差不多要走完半条复兴路了。自从离开麦当劳餐厅的那扇自动玻璃门后，就谁也没同谁正式地说过点什么——除了秀秀的那个突兀的提问之外。
母亲偷睨过了女儿一眼之后，现在轮到女儿偷睨母亲一眼了。她见母亲正在湍急的人流之中寻找什么。她问自己：妈在找谁呢？
她在找他，也在找他。其实连她自己也闹不清，她更希望在人流之中突然发现的是他呢，还是他？——这不一下子，我又不自觉地转换到了我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的立场上来叙述我的故事了？
还是让我再一次地转回去吧。
当然不可能是我。只要湛玉想深一层的话，她就应该知道，我是决不会在此一刻出现在上海的街道上的。因为我现在正在香港。而且再说，秀秀也在她的边上。上次有一回，她与秀秀一同在路上与我相遇，当时，我正在她家的附近盲目溜达，而她与秀秀又恰好在那时出门来买东西。突然见到我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住了（我也同时站住）。她想，她的脸一定也是涨得通红通红的了，举止也会相当异常（因为她见到：当时的我就是那样）。但秀秀就从未对此事说过、问过或暗示过点什么。现在，她实在不愿当着秀秀的面，与我在街上再共同表演一回了。
所以应该说，她要在人群中寻找的人还是兆正。两个小时前，街灯刚放亮的一刻，她是亲眼在露台上望着他向淮海路方向一路走去的，但她仍在希望，他后来还是绕了回来。他会不会此刻正在家的附近这一带徘徊，打算回家来呢？她希望他那样。
这一段时期以来，湛玉就这样地生活着，生活在我与他之间。满足交织着失落，兴奋混合着内疚。她有时怀疑有时肯定，有时犹豫有时又坚定不移；她半真半戏，她似梦似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了，她也不知道这种日子的终端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起初，她只是一种浅尝，但想不到后来竟演变成了一种餮饕大食；起初，她只感觉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矛盾对立面的拉扯之间，后来，渐渐发觉这是一个漩涡的中心，她已有点身不由己了，她正被一寸寸地拉陷进一个深渊中去。她感到一种命运的正在迫近时的挑战，感到一种莫名的英勇感和悲壮感，就如风暴来临前的一只穿行疾飞于低压云层下的海鸥，它“啾啾”的叫声中含着一种疯狂了的欢乐。她对自己说：难道，这就叫不枉过此生吗？
人们常有这样的对梦的体验：上半夜是一场梦，梦里有些人物有些场景也有些情节，纷纷扬扬、断断续续、朦朦胧胧。然后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人声寂然。你从窗帘的缝隙间望见了半瓣白月，你懒懒地翻了个身，想，噢，原来是在做梦呢。随即便有些模模糊糊的感觉了。你努力想保持清醒，想弄明白，究竟此一刻的自己是醒着的呢，还是又入梦乡了？但你很快便发觉，这种状态的保持并不容易，意识以及肉体的极度疲软很快便会令你放弃一切努力，随波逐流，梦河东去。而所谓清醒的另一个实际效应反倒变成了：原来又已经进入了梦乡的思路还自以为是清醒着的，于是，便有了梦与醒在逻辑判断上的犬牙交错。
其实，所谓梦，只是一种氛围，一种自始至终都笼罩着的氛围，正因为有了这种氛围的存在，梦才存在。梦可以没有连贯性，情节可以荒唐，人物可以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但这种氛围的存在却必须是贯一而且强烈的。然后，你便进入下半夜的那场梦里去了。在这场梦里，又会有些新场景、新人物和新情节的介入；场景更纷扬，人物更朦胧，情节更断续，这是因为上半夜那场梦境的余波其实并没完全散失，它的氛围的残余会很轻易地从梦境本身之编织就十分稀疏的缝隙之间渗透进来，注入到下半夜的那场梦境里来，从而使你一生的上下篇似乎更显得连贯，更合情合理，更像终一了某种内涵的一生。梦，是一部最好的意识流小说。
湛玉觉得，她就是有点像是生活在那样的一场梦里。
比如说，她与我的第一次，一切就有点像是一片有月光的梦境。梦里有溪流有天籁有松林有叹息。然后一切才开始轮廓鲜明起来，而我们却已做完了那事。
我说，这是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缘分呢。而她说，当我将她拥入怀中时，她幻觉，我便是三十年前的他，三十年前的兆正。
她只记得——而于我，却已经有点记忆模糊了——那是我俩重新见面后的第三还是第四次的事了。那晚，我们先是去了一家什么馆子吃的晚饭——不过，肯定不是“皇朝”海鲜馆，“皇朝”是她第一次请我去的地方。那时，我俩还正儿八经的，似乎还有点绅士淑女的拘谨，压藏着一种热中之冷、冷中之热。而那一次，我带她去的是一家专吃海派传菜的菜馆。她发觉，我好像是那里的常客了，一进门，就这边那边地点头微笑一通。漂亮的女招待和领班们都一个个地上前来打招呼，殷勤地替我们俩取衣，挂衣，递毛巾；她们都喊我做“大老板”。
有一幅相片站立在梳妆矮柜上（2）
（很可能，就是那一次记忆的暗示，令她后来在波特曼酒店三十八楼的说笑中脱口而出地唤出了个“大老板”的称呼来。但她至今还是有点弄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能容忍那些女招待一个个地上来这样称呼我，偏偏对她就无法容忍——哪怕仅此一回？）
这是一家布置很有风情的饭馆，不大，但档次相当高；菜价贵，但菜肴的口味很别致。幽暗的双人座上方挂着一幅幅老上海的历史照片。吃完饭，我们走出店来。我提议说先走一程散散步，一方面可以欣赏欣赏今日的上海夜景，另一方面也有助消化。她便立即表示附和，说，这也正是她所想的。我俩走经人民广场的绿化带，天色黝黑黝黑的，路灯在树丛中放射出光亮来。广场上正播放着录音机，一对对中老年男女搂在一块，跳舞。她记得（我好像也有依稀印象），我当时说笑了一句。我说，前二十多，要近三十年了吧，这里是我们常常高举着反美的标语，呼喊着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列队通过主席台的地方；如今，这里成了这副模样，这里是我们这代人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呢。后来，我们又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