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古代宫廷电子书 > 学生时代 >

第8部分

学生时代-第8部分

小说: 学生时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九州人,满口九州话,日人称之为“九州辩”,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亦觉得其话难懂,先生之相貌有点像书本中的Johnson。    
    校长请这两位先生辞职,未必不妥,但由此竟然激动了三高毕业生的愤怒。一天三高出身的“前辈”,在校园中,召集学生开会,时为下午二时,阳光明亮,而风潮却在此时发展。他们起来作激烈演讲者有三四人,大约以为两位先生是我们老师,校长不过文部省(教育部)派来的职员,不能随便驱逐先生。驱逐先生就是破坏三高的“自由学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三高学生听了“前辈”之言,只有接受,要求校长辞职。校长以为我是校长,学生不能目无尊上,这样僵持了两三星期。据我记忆,风潮虽然激烈,而罢课之事却未曾有,因为罢课乃自己破坏学业,所以大家皆不愿意罢课,不过两位先生已经停课,不再上班而已。    
    风潮是在寂静中开展,日本文部省没有任何举动。其实,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任何集会,每年学生毕业,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更没有校长训话之事。他姓什么,名什么,学什么,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他离校与否,由在校学生看来,无关紧要。何以“前辈”一定要驱逐校长,实在莫名其妙。其后校长决定于学期结束时辞职。此时学生的态度,我至今还认为可爱,派了代表,向校长俯首称罪,甚至流下眼泪,赠送了一个纪念品。校长亦流泪,勉励学生用功,一场风潮宣布停止。    
    后来另有一位德文先生,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学校(他是由一高出身)标榜自由,其实,哪里有自由呢?那两位先生应否离职,事已过去,不必再谈。而你们驱逐校长,不过受了毕业生的煽动。毕业生牵着你们鼻子走,你们那有自由。”下课之后,我们一班学生都认其言不错。    
    三高的学校风潮是很安静,没有罢课,没有标语,也没有什么口号,一切同平时一样。而风潮发生的原因,多数学生又莫名其妙。那两位教员讲学实在有点问题,何以不许校长解聘。解聘之时,校内学生本来没有反应,何以三高毕业生出来反对,而三高在校学生亦附和起来。所听到的是校长破坏“自由学风”,而解聘教授法不甚高明的教员,又与“自由学风”有何关系。这几种问题,我至今还不了解。然而校长宣布离职那一幕,即校长与学生代表互相对泣,互相称罪那一幕,我却深深地受了感动。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7节 京都帝大

    三高毕业之后,我住惯了西京,即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此时早已由吉田町搬到帝大后面的白川旅社。旅社有木造房屋十余座,每座四间,楼上二间,楼下二间。住在那里的,日本学生居多。最初中国学生似只有我同杜国兴两人,其后,中国学生渐渐加多。    
    “法学部”分为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法律系学生最多,经济系次之,政治系最少,全班不过二十余人,中国学生似只有我一人。政治系的课程大部分是法律系的,而与法律系学生合班;小部分是经济系的,而与经济系学生合班。政治系特有的课程不过数种,即政治学、国法学(有似于比较宪法)、政治思想史。讲述政治学的先生是佐藤丑次郎。佐藤先生上课只有一个月,即赴欧洲考察,然其区别总统制与内阁制,极有条理,而且明晰。他讲书与其他先生不同,其他先生都是他念一句,我们学生笔记一句;佐藤先生则轻松地讲述,中间又夹杂以许多诙谐之语,全班学生一二百人(大约各系学生选修政治学一课者不少)无不哄堂大笑。    
    大学讲书采用笔记之法,各教授皆有著作,然分量太多,我们只能买之,供为参考之用。全体学生无不上堂听讲。固然他讲一句,我们写一句,然皆摘取书中之要点。而且笔记之时,耳听、手写、目视,已经记得一大半了,以后考试,也觉容易。    
    此时法律系同学有一位江西人陈锡符(即陈天鸥)。凡上法律课时,我都是与他坐在一起。因为遇到不能笔记之时,彼此可互相参阅。陈同学先我一年考入一高预科,中间休学一年,所以我入京大政治系之时,他也入京大法律系。在许多朋友之中,此君最见聪明。口才佳,文笔佳,有一次国内学生来日参观,到了西京之时,我们开会欢迎,公推陈天鸥同学报告日本学生情况。此时马列主义极其流行,东京各大学学生常常分为两派。而在早稻田大学,两派斗争至于用武。陈同学说明学潮,听来,令人忘倦。我教他福州小调,他不会说福州话,唱起来,不但不错,而且好极。    
    大学恐怕学生忘记了外国文,所以每学年都有外国文一课,课本不是小说、杂文等文学之书,而是各学系的课程。我记得,政治系第一学年是以Oppenheimer的“国际公法”为课本的,学生对此课程,不甚重视。因为学校已有国际公法一课了,此不过令学生看看英文,考试之时,亦不过印刷了书中一段文字,令学生译为日文。陈天鸥同学告我:“我们留学日本,只知英文,在学术上不能与欧美留学生竞争,必须知道德文或法文。”我平生最能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陈君之言不错,我又选修德文,课本是Anton Menger的Neue Staatslehre。后来我与陈君同译是书,遇到不易了解之处,即请教先生。书译成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知何故,出版之时,只用我一人姓名,我将稿费一半交与陈君,而对于该书译者没有陈锡符之姓名,于心甚觉不安。但后来再想一下,此书译得不好,没有他的姓名,还可以保全他的名誉。    
    要学外国文,我认为翻译是最好方法,因为看书可以忽略过去,而译书则非每字、每句皆懂不可。所以大学毕业之时,我的德文似比英文好些。抗战八年,一切书籍均丢在南京,而政校的图书馆又无德文参考书。我的德文已经忘记了一半。来到台湾之后,发觉台大法学院有不少德文写的名著,我即决心再学。借出Jellinek的Allgemeine Staatslehre,向书店购买了《独和字典》,每早决定翻译一页,过了三个月之后,渐渐恢复过去的德文程度。所著《政治学》一书第一章多引用Jellinek之言,原因实在于此。    
    政治系课程不多,我有时间去看别的书籍。关于法律书,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等是与法律系共同必修。我对此不感兴趣,除了上课,笔记讲义,并参考各教授之著作,以补充讲义不够详细之外,不再看别的参考书。我所看的以经济学方面及社会学方面之书籍为多。因为看过了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所以我以后著作,总喜欢说到某一现象之经济环境。关于社会学,我所注意的是动态的社会学,即社会发展之情状。这两类书籍对我很有影响。至于政治学一课,老实说,在大学时,反不甚注意。回国以后,虽在各大学讲授政治学,亦未曾看过“政治学”参考书,所看的乃是各种问题之专门著作,而尤以德人所著的“国家学”居多。阅者若已读过我的《政治学》,就可知道。其实,德国的国家学乃有似于政治学,又有似于比较宪法。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8节 大学的自由空气

    在日本各大学,尤其帝国大学,是采取教授治校之制。教授由国家任命,一经任命,除自己辞职之外,绝不中途罢免。大学的讲学是极自由的。宪法一课,有的教授主张主权在民,另一位教授无妨主张天皇至上。经济学一课,我还记得,河上肇主张马克思主义,而田岛锦治则采用正统派学说。学生选课完全自由。其实,听讲的学生,双方人数相差不远,均有二三百人之多。讲堂是半圆形的,学生座位由低而高,约有十余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左右。因为半圆形,而且自低而高,所以不问你坐在那里,都可看见黑板之字。而教授发音亦听得清楚。盖建筑讲堂,最重要的是传音,音不会散,也不会回音,这是讲堂与其他房屋不同之点。    
    校长由教授会选举,每三年一任,但往往连选连任。校长大约选择年龄已高,在学术上又有名望之人为之。当我在京大时,校长是荒木,他是医学院教授。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集会,连毕业典礼、校庆纪念也不举行,因此,我们看见校长的机会差不多没有。    
    各学部部长(即各学院院长)亦由各该学部教授选举。身负重名之人往往不愿就部长之职,因之部长或由年轻的人担任,甚至以副教授(日本称之为助教)担任。他与学生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京大之时,法学部部长是谁,乃不知道。    
    校长与部长是以发展学术为其最高任务,一般事务另有一个事务所,直接附属于文部省(教育部),校长只负监督之责。而究之实际,学校事务不多,校长未必实行监督,因之校长的职务很见轻松。这与吾国大学现象大不相同。    
    吾国各大学都有不少职员与工友,奇怪得很,我在京大三年,很少看到工友,固然讲堂等是由工友扫除。工友大约于下午下课后或上午上课前,早已扫除干净了。    
    说到职员,法学部学生有一千余人,而职员只有一名,另有一位小孩帮忙,我们选课,向他报告;我们有挂号函件,向他领取;我们考试之成绩如何,向他打听;甚至大学出版的法学论丛及经济论丛,也由他发给。事务不可谓不多,而他一人管理,竟能不慌不忙。日本学校皆尽量减少人事费,增加物件费,以充实各种设备。    
    管理全校事务的机构,名称什么,我已忘记。平时很难看见他们,与今日台湾各大学,五步一主任,十步一股长之情况,大不相同。每年缴纳学费,才看到他们。第一次我往缴费,觉得奇怪,人数无多,除主管一人是男性之外,其余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有各种组织,学生的思想也极复杂,有的主张社会主义,甚至主张马列主义;有的赞成国家主义,甚至赞成军国主义,学校皆不干涉,听他们自由发展。总之,在民国十一二年之间,亦即日本大正十一二年之间,日本思想界是多姿的。到了后来,法西斯主义得势,日本军人就由军界进入政界,再由政界进入学界。凡主张自由主义的教授多被政府放逐。在京大,有行政法教授佐佐木之离校,有刑法教授陇川(我在西大时,他教我们刑法,其思想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当时他还是副教授)之免职,有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之被捕下狱,这都在我离开日本后发生。日本称之为“京大七(?)教授事件”。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9节 “心中”与切腹

    所谓“心中”即情死之意,情死何以叫做“心中”,我们实在莫名其妙。日本报纸之上常常登载“心中”之事。日本人以为男女爱情到了升华之境,不能结婚,就要“心中”。他们常常讥笑中国没有“心中”,因为中国人太过理性,尤其受了宋代理学的影响,以男女之事微不足道。以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的情爱,宝玉竟与宝钗结婚,结婚虽在精神恍惚之时,而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恩爱还是很好。民间虽有梁祝故事之传说,然而他们两人不算“心中”,梁是因情而死,祝则因梁之死,以身殉情。苟令梁山伯能够“珍重年轻有用身,放下婚姻谈友爱”,祝英台不会做出“就是那十八层地狱,我也要跟从”的事。    
    关于梁祝故事,我幼时未曾听过。最初能够知道梁祝姓名的,是在重庆时代。一天我同长儿公强由南温泉坐船回小温泉,船至半途。吾儿忽然喊道:“爸爸,快看,快看那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以为是他的同学,回顾山之前后,没有人影,就说:“那里有人。”他指着树上,又喊道,“看吧,看吧。”树上栖有两只鸟,大约是一雄一雌,羽毛红黄斑斑,极其艳丽,鸟比鸽子还小,其中一只,尾巴极长,有二尺左右,色泽亦极美艳。此鸟我未曾看过,不但台湾没有,恐怕除了四川之外,各省也没有。我才晓得所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指这两个鸟。何以同一种类的鸟,名称不同,而名称又与人名相似。我未加穷究。过了数天,与朋友同坐船中,又看见了梁祝,朋友告我梁祝故事。由今想来,在江左一带是谓梁祝化蝶,而在重庆一带则谓梁祝化鸟。不问化蝶化鸟,各省民间普遍的有这传说,则无疑问。    
    话又说到别处去了。日人崇奉佛教,“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这载在哪一种佛经,我不知道。但《宋书·卷五十二·褚叔度传》及《卷六十八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