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杂草一样疯长-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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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会议结束后，黑山领导进行发言总结，号召各地县市积极学习、领会，不过他们满嘴的方言，土得掉渣，我努力挖出了最大的一块耳屎，还是不能听明白他们所讲的是什么，让我不得不再次感叹黑山方言的丰富性。据说，这里的方言之多属全国之最，两个相邻的县城居民几乎都不能互相听懂对方的言语，并且这里还保留着古音，引起了语言学会的巨大兴趣，其成员纷纷到此学习考察。我们普通人听起这种方言来，简直如同鸭子听雷，不知所以然。我本人也深刻体会到，这些方言与托福、GRE的听力相比要难得多。幸好我拿了一大沓材料回来，于是改头换面，发了一篇报道。
我还去鲁村采访了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失去田地的修车老头，回来后写了一篇所谓的专访；还在黑山大学门口的地摊上吃了碗麻辣烫，写了篇散文不是散文通讯不是通讯的玩意儿，便光荣完成了我的实习任务。
展览馆有个产品博览会要召开，有个厂家的负责人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给他们发篇报道。主任没理他，说没有多余的版面，推掉了。过了两天忽然又派人去采访报道，我真的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一起实习的胖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这就叫做“有偿新闻”，那人背后肯定使东西了。我恍然大悟。
后来因为前列腺又蠢蠢欲动，有反攻倒算之迹象，我决定不再实习，给他们交代清楚后干脆告老还乡回家养病去了。
听取蛙声一片
在家里找到一个老中医，吃了好几副中药，我感到渐渐好转。只是他的药房里张挂着一墙壁的锦旗让我脸红心跳无地自容，这些都是某某村村民敬赠的，上书“专治男女不育，妙手回春”等。
中文系联系到在家养病的我，让我尽快赶回学校，说有个直升本校硕士研究生名额，专业是语言学，问我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必须在明天回到系里签约。
这个专业是我所不喜欢的，但我来不及考虑了，收拾了一下就准备星夜兼程赶回学校去。
京九铁路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县城，距离我家千米左右的地方就有一个火车站。我和父亲赶到那里时候，开往乌城的火车已经早就走了。其他也有开往北方的列车但不在这里停留。于是父亲决定去离这里100多里外的大站去候车。父亲回家去骑摩托车了，我在车站广场上等他。我心里非常恼火，又非常焦急，我真的不想再考研了，那样压力太大，太累了，我吃不消了。我渴望尽快抓住这个机会。我狂怒暴躁地走来走去，恨不得能有架飞机飞过去，同时心里想，谁他妈要是能让我明天赶过去，老子就甩给他一千块钱。
月光很亮，风很大，天气比较冷了。一个疯女人在大声地叫喊着什么，声音极其诡异，一听就知道她是个不正常的人。她的声音越来越近，但我看不到她。我的心里直发毛，但因为过度的愤怒和焦躁，此时竟然想过去打她一顿，踹她几脚。妈的，半夜里出来吓人，理应挨揍。但最后我还是胆怯地藏了起来，等她过去后我才敢出来。
父亲开摩托车来了。我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开往那个城市。我们只有1个多小时，我们是在跟火车赛跑，我们要在火车抵达之前先到达那个站台。摩托在飞速前进，我坐在后面全身冰冷。我走进站台的时候，火车刚刚进站。但令我绝望的是列车已经严重超载，只在这里做象征性的停留，车门都没有打开。
我不能这么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沿着车身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有个车窗刚刚打开，于是毫不犹豫奔上前去，双手抓住车窗边缘，一纵身就钻了进去。里面的人吓了一跳，互相埋怨不该开窗。我说，你们应该高兴，因为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成就了一名研究生。他们莫名其妙。我站立在车厢里，十分挺拔，感觉自己已经是个研究生了。
次日早上，在河北某地下车后我又换乘高速公路的长途汽车，终于在下午4点左右赶到学校。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份保证书，要写明是自愿接受保送，一切要听从系里安排。没有人告诉我，毕业后必须留在本校教书至少5年后才能自由。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在上面签了字。我只是个没有见过世面也没有涉世经验的外省青年而已，我根本就不知道，如此轻率的做法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危险。我虽然感到有些不甘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自己身体不好无力应考，这是公费名额，家里也不用出钱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在这里学习，每天见到小雪，何乐而不为？
同时被保送的还有同班的武仕进，也就是我们宿舍的老四、一个三寸丁谷树皮、外号大郎的那位。他善于钻营，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帮忙，有钱可拿；而我却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干苦力，被呼来喝去，没有任何收入和补贴，简直不如禽兽。所以我跟人写信一般都自称“牛马走”，就像司马迁《报任安书》里自称的那样。
办公室主任老张是个军队转业的老油条。这厮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善于钻营和溜须拍马，又阴险狡诈如一条老狐狸。于是我也开始跟着他们一起吃吃喝喝吹吹拍拍，和其他年轻的女老师打情骂俏耍嗲卖乖。
如果说学生们都多少与驴有关的话，那么教师们多少和青蛙有关。这里的整个环境就如同闻一多先生笔下的《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索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些老师的学识、水平，正如同寓言《青蛙医生和狐狸》所讲的那样：
某日，沼泽地里的青蛙向所有在场的动物大声嚷道：“我是医生，包治百病！”
狐狸听了，大声回答说：“你连自己走路一瘸一拐的毛病都治不了，还能指望你给人家看病吗？”
本则寓言意谓：于某一学科尚未入门，不宜强作解人，大言欺世。
系里的老师们都在逃跑。一年走掉三四个教授、副教授是正常的事。其正当理由是：这里的环境太差，污染过于严重，如果中文系可以治理好本市的环境问题，老师们可以考虑回来。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是主任老佟这厮有问题——他不能容人，而且好处自己全捞，不顾他人死活。据说本系每届主任没有一个干净的，都是后来因贪污受贿被撤下来的，可谓具有“优良传统”。
老师们逃跑的事经常让我想起寓言《池塘里的青蛙》：
有两只青蛙，住在池塘里。时值盛夏，池塘干涸了，它们只得去另找栖身之所。两只青蛙一路寻来，终于发现了一口深井。一只青蛙沉不住气了，对另一只说：“朋友，让我们一块儿跳下去吧。”
另一只青蛙回答道：“如果井水也干涸了，我们怎么再上来呢？”
本则寓言意谓：率尔行事诚非所宜，世人自当引以为戒。
学生的处境和老师的处境就如《驴和青蛙》：
某日，有头驴背驮木料穿过沼泽地，不小心滑了一跤，爬不起来，嘴里直哼哼，继而号啕大哭。沼泽地里的青蛙听见驴大放悲声，便对它说：“要是你像我们那样长住在这儿，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呢。你只不过摔了一下而已，瞧你这副德行！”
本则寓言适用于下述人等：是辈匮乏阳刚锐气，稍遇挫折即无以自持，怨天尤人。强者处世大相径庭，历尽坎坷犹不改常态，安之若素。
自吹自擂的老师就如同《狮子和青蛙》：
狮子听见青蛙的呱呱叫声，应答似的也吼了起来，心想能发出这种声音的必定是什么庞然大物。狮子等了一会儿，只见从池塘里爬上来一个小不点儿，就走上前去一脚把它踩了个稀巴烂，口中喃喃自语：“这么个小玩意儿却发出那么大的声响！”
本则寓言适用于下述人等：是辈高谈阔论而言不及义。
这些老师总是为吃饭创造机会，比如加了几小时的班或者评上中、高级职称的人要请全系教师吃饭（这叫“庆功宴”）等等。需要声明的是：黑山大学中文系评职称当然不是看学术成果，而是看他是否有足够的钱财，看她的容貌以及是否和领导的关系足够亲密。
酒场上，这些“蜡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真是玩得不亦乐乎。我亲眼见到教现代文学的满脸络腮胡子的胖子胡大海强迫一个新来的年轻女教师喝交杯酒，其余的老师在一旁推波助澜，场面很是壮观宏大。最后的结果却有点凄凄惨惨戚戚，虽然那女教头喝了酒，却流下了泪水，如雨打梨花，弱不禁风，这不但丝毫没有妨碍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快乐反而更添情趣。
胡大海有次拿着在一小报上200多字的豆腐块在办公室激动地对众人说：“看，发了，发了，我的文章发了。”其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就差他老丈人来扇他一巴掌了。
那天黄无奇老师的酒喝的真不少，当然也可能是借酒装疯，他醉眼惺忪地质问我：“你小子牛逼什么，嗯？你是不是有点太牛逼了，嗯？”
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平白无故的你找我什么岔？于是赶忙给他点烟敬酒，老张也极力给我打圆场。于是黄老师才傲慢地接过我的烟，又把叼着烟的一张臭嘴伸过来让我点着，然后才撇开我又开始了要一位中年女副教授嫁给他的游戏。该女教头从小就订了娃娃亲，后来结婚了，她成了大学老师，丈夫却是个没有文化的包工头，所以每次见面黄老师都想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
“你以后跟我得了，回去跟我儿子一提，他都同意了，说愿意出一万块让你进门。怎么样，不要再考虑，赶快去离婚吧。跟我吃香的，喝辣的，保证不让你受罪。”
该女副教头笑而不答，他接着又冲着周围的几个老师说：“不是说大话，搞古代汉语这一行的，本人不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至少在黑山，我是这个。”说完举起自己的大拇指。其他人赶忙纷纷表示他们没有比这句话可以让他们再更加同意和赞成的了。
我微笑着，双眼充满崇拜之情瞻仰着他那张像麻将里白板一样平平无奇的脸，心中充满鄙视之意，同时忽然猜透了他骂我的原因——他的女研究生（人称“村姑”）可能受他之命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学习古代汉语，却被我毫不犹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如同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拒绝敌人的招降。
记得当时我说：“什么？大姐，让我去学古代汉语？你饶了我吧，我还不如回家种地去呢。”
村姑苍白无力地争辩说：“黄老师对学生可好呢，我那台新电脑就是他给我配的。”
配？配？
我心里想，这个字眼怎么就这么熟悉呀，人却伪装成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样
子回答说：“对不起，我水平低，可不想糟蹋了好电脑。”
村姑红着脸走了，但我知道她肯定在老黄面前没有说我什么好话。
还有个离婚的男教师老姚大叫着：“我要个小姐，我要个小姐啊，怎么没人理我？我有钱。”说完就在裤兜里摸索——他把这儿当红灯区了。我悲天悯人地望着他，心里说：姚老师，最好你要俩，分我一个，好让我也研究一下她们的生理构造。
我在报社实习的时候听他的同学说起他的故事。他年轻时是个才子，是北京一家大报社有名的记者，但是犯了错误，于是来到这里。他心中当然块垒难平，但又生性耿直得罪了很多人，职称和房子一直都没他份。他开始酗酒，找小姐，玩世不恭。他老婆是个很漂亮很有风度的女人，后来终于忍受不住而和他离婚。离婚后他就后悔了，但又无法挽回，生活更加痛苦。据说他的家里和猪窝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开始干涉前妻和别的男人来往，并且叫人动手打了那个男人。对方当然不甘示弱，带人扫荡了他的家。他儿子跟着他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虽然勉强进了一所专科学校，但不久就被开除了，因为他太英俊太风流和太多的女生上了床，如果再不开除他，这所影视学校可能就被他葬送了。
老张指示我把剩下的饭菜全打包给老姚带上，然后我们去包房唱歌。
白天的系办公室里“将军”、“跳马”之声不绝于耳，紧锁的教研室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搓麻声，资料室里的“双升”打得正酣畅淋漓如痴如醉，当然都是有彩头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在这里再待几年一定也会变成这种尸位素餐“毁人不倦”的俗物。虽然自己刚开始还觉得有趣好玩，但过后便开始觉得愈来愈乏味、无聊、痛苦和悔恨。我开始厌恶这里。黑山大学中文系就是闻一多先生笔下的死水，臭气熏人，冒着七彩的泡泡，几只蛤蟆在此唱歌跳舞，它们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