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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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第4节:试验区(1)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第5节:试验区(2)
段永基也不断接到周围的人向他发出的警告。根据他在过去几月的表现,他的处境不会比那位上司万润南好多少。从当时的情况看,段是有机会逃亡的,因为他已成功到达香港。可是他却孤注一掷地掉头北上,返回京城,像个没事人似的到公司来上班。
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极为强烈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很难看到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取向。段永基在这种环境长大成人,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并不强壮,头脑异常敏捷,既热情又冷酷,既讲义气又好权术,兼有细心周密和漂浮张扬的双重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涉猎颇广,及至步入中年,反倒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的修炼。〃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与其说是学习专业,不如说是学习〃与人奋斗〃。毕业之后,这年轻人一度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也的确做了一阵中学老师。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想要从事科学。当他有机会成为航天部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又对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前途失去兴趣。在一次偶然的交易中,他从他的当化工厂厂长的同学手里,用两块钱一车的价格购买废渣,从里面提取黄金转手卖出,大捞一笔。这让他发现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才能,还有利用他人之长为己谋利的特殊本领。于是他再次改弦更张,进入四通,成了万润南麾下的一个副总经理。那是1985年,他39岁。
像很多出身底层的人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但此后几年并不显山露水。当王缉志成为〃四通电子打字机〃的技术领袖时,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时候只不过给王缉志打下手。显然是〃电子打字机〃的成功和公司的蒸蒸日上,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绑在一起。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个星期,他眼看万润南把公司一步步拖进政治深渊,第一次对他钦佩的这位老板产生怀疑。当后者终于匆匆逃亡、公司所有高级经理全都张皇失措的时候,潜藏在他身体深处的那种异于常人的禀赋,终于到了爆发的一天。
在这危机关头,他以特有的胆魄和几分赌徒心态投入战斗。他在6月5日直奔天津,他知道那里存着公司的2000台〃2401打字机〃。此后两天他奔波于京津之间的公路上,把那些打字机全部运回来,装进玉泉山脚下的一个破旧车间。他相信,不管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2401〃终究是〃2401〃,不会没人要,所以打算囤积居奇,只等风声一过,高价卖出,养活公司那些嗷嗷待哺的员工。公司员工已作鸟兽散,但他相信他们会回来。
段永基干完这件事,回到家里,静待命运之神降临。就这样挨了两天,他接到日本三井公司的电话。这是四通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现在请他到香港去见面。他顺利到达香港,三井公司的老板迎在那里。
此后五天,他住在酒店,闭门不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四通来说,这都是相当关键的五天。就像我们在前面叙述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与众不同的念头。走出房间时,段告诉他的日本朋友,打算回北京去。
段永基回到中关村。四通那时就在白颐路和四环路的交叉口上,这地方如今矗立着科贸电子大厦。当时大厦还没盖起来,只有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联想,楼下是四通。两家公司俨然成了生意场上的竞争者,还曾经为了抢占门前一块广告牌大打出手。可现在,柳传志去找段永基,请来一道吃饭,表达自己对四通的敬意,又说:〃这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说来真是奇怪,就算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候也会依靠在一起。白颐路上无论是喜欢四通的还是讨厌四通的,没人愿意它垮台。就像胡昭广和柳传志不约而同地说过的,它是〃一面旗帜〃。当时这个举旗的人似乎非段永基莫属,因此当他被带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的时候,人们都预感到这面〃旗帜〃要倒了。
第6节:试验区(3)
段永基晚上接受询问,白天却回到公司主掌局面。这真是中国司法史上奇特的一幕。那些天,但凡公司里有人问候,他就强作笑颜,连说:〃很好啊!很好啊!〃
他的笑容越来越自然,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就要从这场以命相博的赌局中得彩了。由于临危不惧,自投罗网,百般周旋,他居然占了上风,进而成为中关村最富盛名的企业家。7月1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的董事长职务。沈国钧被任命为董事长代总裁。段永基是个副总经理。他的全面执掌四通,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公司的事实上的旗帜。员工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是由于他的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因为他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他当时声称有办法力挽狂澜,拯救公司,现在也被证明不是吹牛。他的办法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