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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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成了控制全国学校的工作。（见续逾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己
未，。。诏诸路学官”条）　
再讲修撰经义问题。
由于统治阶级各阶层利害的不一致，在思想上出现了非常纷歧的现象。
王安石在作地方官的时候，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他写给王深甫和丁元珍的信
里，指出：
“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
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文集卷七二答王深甫书
二）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为以自守，则人无异论。
今家异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牵于末俗之势，不得事事如古，　
则人之异论，可悉弭乎？”（文集卷七五与丁元珍书）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讲的是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　
王雱嗣讲。后来，神宗要求安石写进所著文字。王安石的谢表说：　
“臣闻百王之道虽殊，其要不过于稽古；六艺之文盖阙，所传犹足
以范民。唯其测之而弥深，故或习矣而不察。绍明精义，允属昌时。伏
惟皇帝陛下，。。欲推阐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才，宜得醇儒，　
使陪休运。臣。。过叨睿奖，使阐缉旧闻。永惟少作可弃之浮碎，岂能
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矜其闻道之晚，假以历时之淹，使更
讨论，粗如成就，然后上尘于聪览，且复取决于圣裁。”（文集卷五六
诏进所著文字谢表）　
谢表所指，即王安石少时训释六艺的文字。这是训释经义的动议。自从改革
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斗争展开以后，经义的训释就显得更为迫切。熙宁五
年（公元一○七二年）正月，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续通鉴长
编卷二二九，曾记其事：　
“神宗谓安石：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
颁行，令学者定于一。
安石曰：诗，已令陆佃、沈季长作。”　
熙宁六年（公元一○七三年）三月，宋政府鉴于“举人对策，多欲朝廷早修
经义，使义理归一”。这样，就决定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官义。命王
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续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
宁六年三月庚戌条）　
训释诗、书、周官义的工作积极进行，吕惠卿被任作提举详定修撰经义
所检讨。又规定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又从新进士中
选拔余史、朱服、邵刚、叶唐懿、葉杕、练亨甫等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
这些措施，都在熙宁六年三月和四月里次第进行。（见续通鉴长编卷二四三，　
三月庚午条，卷二四四，四月辛卯条，卷二四四，四月壬辰条）后来，又以
白衣徐禧、吴著、陶临等人为修撰经义所检讨。
熙宁七年（公元一○七四年）四月，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仍提举经
义局，王雱亦随至江宁，修撰经义。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六月，诗、书、
周礼义修成奏御。几天以后，以副本送国子监镂版颁行。王安石上所著诗、
书、周礼义序，诏付国子监，置之三经义之首。一个月之后，新修的三经义
就颁赐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了。（见续通鉴长编卷二六五，熙宁八年六

月丁未、戊申、甲寅诸条，及卷二六六，七月癸酉条）　
诗、书、周官义的训释，安石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　
“奉扬成命，螡力困于负山；敷释微言，蠡智穷于测海。”（文集
卷五七辞左仆射表一）　
“顾惟屈首受书，几至残生伤性。逮承圣问，乃知北海之难穷；比
释微言，更悟南箕之无实。”（同上辞左仆射表二）　
所谓“敷释微言，蠡智穷于测海”，“比释微言，更悟南箕之无实”云云，　
是指训释工作的艰巨和对工作的认真。罢相以后，经义有所未妥之处，仍积
极提出修改的意见，也还是说明他对工作的认真。
三经义的修成是一件大事，王安石在除左仆射谢表里充分说明了这一工
作的意义：
“窃以经术造士，实始盛王之时，伪说诬民，是为衰世之俗。盖上
无躬教立道之明辟，则下有私学乱治之奸氓。然孔氏以羁臣而兴未丧之
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　
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詖行之所由昌，　
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笃生上主，纯佑下民。。。作于心而害事，放斥
几殚，通于道以治官，延登既众。尚惧胶庠之黎献，未昭典籍之群疑，　
乃集师儒，具论科指。。。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为事，故急在诲人，　
以尊德乐道为怀，故易于縻爵。。。”（文集卷五七）　
这里，有王安石在主观上重视的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经术造士，是盛
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作法。衰世之俗，伪说诬民，私
学乱治，这正是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的时候。（二）孔子所传
经籍，经孟子所承袭，则盛王之精义犹存。但是秦始皇焚书以后，源流失正，　
主要是章句传注的烦琐，陷溺人心，淹没了经义的本质。这样，就使妙道至
言，隐而不见，淫辞詖行，猖狂一世。（三）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
对经学的曲解，昭晰经籍里的疑问，重要的意义，就在化民成俗，教育后代。
另一方面，则又有放淫辞，拒詖行的斗争意义。训释经义，主要在阐明义理，　
反对章句传注的烦琐学风，这一点，实开宋儒义理之学的先河。
我们不是恭维王安石的经义复古，而是要说明这种经义的历史意义。
有汉代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谶纬神学式的经义，有魏晋为统治阶级服
务的玄学式的经义，有唐代在科举制度之下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义式的经
义。到了宋代各阶级集团都在寻求一种适合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新经义，这就
是所谓“理学”。豪族地主阶级集团的道统心传式的理学和庶族地主阶级集
团的新义式的理学，在神宗朝展开了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各按自己的阶级偏
见来制订所谓一于道德的义理之学，争取各自的正统，而反对别派的伪说。
上面所详述的王安石的新经义正是庶族地主和绝对皇权合作，以争取士
庶多数而打击豪族的理论准备。意识形态的斗争通过新政的斗争，折射出了
阶级对垒的形势。

第三节　新学基本著作和新学学派
王安石的新学，一般指的是诗、书、周礼义和字说。宋元学案，文公王
临川先生安石条说：　
“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　
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　
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　
把诗、书、周礼义和字说作为新学的基本著作，是从颁于学官来看的。王安
石本身对这四部书有特殊评价。而反对新学的人，对这四部书攻击得特别凶。
但是，王安石新学，决不能局限于这四部书，如老子注，如洪范传，所阐发
的世界观和政治学说的地方很关重要，也应列为新学的基本著作。其他，新
学著作还有不少，必须予以适当注意。
王安石对三经义和字说的评价，具见于他所撰的这些书的序文和他进这
些书的奏表里。
三经义的次序，是（一）诗义，（二）书义，（三）周礼义。但是从跟
新法的关系说，周礼义最重要。周礼义是新法的理论根据，由王安石亲自训
释。序文说：“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
厥旨，将播之学校。而臣某实董周官。”蔡修铁围山丛谈载秘府所藏周官义
手稿，字迹如“斜风细雨”，肯定是安石的手笔。
周礼义，二十二卷，全书凡十余万言。序文首先指出周官这部书的价值，　
说道：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
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
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
之书。盖其因习以祟之，庚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文集卷
八四）　
这里，主要说明三点：（一）周官反映了周代的“政事”，是一部完备的典
制。（二）周官所载的政事，是“道”在政事上的反映。贵贱有位，后先有
序，多寡有数，迟数有时，就是“道之在政事”的反映。这里的道，是指客
观规律。因此，其文既有见于载籍，其法也可施行于后世。（三）周官不是
一二个人在短时期内写成的，有政治施为上的长期赓继和积累，如“阴阳积
而成寒暑”的自然发展，才最后形成。
这里，应该指出，除开其中复古的偏见，还包括了道在器中的进步思想。
周礼义序接着说明为什么要训释周官，凭什么训释周官。序文说：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
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
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
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乎六乡六服
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　
妄以为庶几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　
这里，说明两点：（一）周衰以后，千几百年以来，周官所反映的政事，所
谓“太平之遗迹”，已经“扫荡几尽”，连同周官本身也已不再是当时完整
的“全经”。（二）训释周官是难事，政事上追而复之，更是难事。但是，

新法是根据周官的，即所谓“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　
亹亹乎六乡六服承德之世。”因此，从新法的推行情况来看，“以所观乎今，　
考所学乎古”，则“见而知之”的，正好作为周官今日翻板的注脚。古之周
官，为今日新法所从出；今日新法，更足证古之周官的实际。这样，就大胆
地进行训释了。说明了这一关系，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据。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卷一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于周礼义也指出这一点，尽
管带着诬蔑的语气：　
“介甫以其书理财居半，爱之。如行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
义者，盖以其所创新法尽傅著经义，务塞异议者之口。”（郡斋读书志）　
“新法误国，于此可推其原矣。”（直斋书录解题）　
周礼义，已佚。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出佚文若干，分为十六卷，亡其地官
夏官两部分，钱仪吉补辑了一些。卷末附郑宗颜考工记注。
诗义，二十卷。诗义序说：此书由“王雱训其辞”，“臣某等训其义”，　
“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训其义的“臣某等”，　
指的疑为吕升卿等，论改诗义札子（文集卷四三）中说：“检讨吕升卿所解
诗义，依旧本颁行，”可证。但是这部书实则主要还是王安石王雱父子训释
的。论改诗义札子说明了这一情况：“臣子雱奉圣旨撰进经义，臣以当备圣
览，故一一经臣手，乃敢奏御。”后来，设官置局，有所改定，因为王安石
觉得“文辞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但是改定颁行之后，　
学者颇谓所改未安，王安石因此又把经局改定诸篇，提出与旧本不同处，请
神宗裁定。
诗义序说道：　
“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
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
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也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
不宜哉！”（文集卷八四）　
这里，主要说明：（一）诗经在政治上的价值，是通道德，止礼义，君子以
兴，圣人以成。（二）诗经难训释，孔子的门人当时已只能间或“有得于一
言”，后代更加泯泯纷纷，不易董理清楚。
诗义序接着评述诗义本身的价值，道：　
“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庚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
已。。。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
庶几及见之。”　
这里，主要说明，诗义的训释还不够满意，可能有较满意的著作在不久的将
来出现。
王安石认为“诗、礼足以相解”。答吴孝宗书说：“乃如某之学，则诗、
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文集卷七四）所谓“诗、礼足以相解”，　
就是诗的理通于周官的理，周官的理通于诗的理，可以互为发明，互为解释。
这是王安石新学思想里的一个重要论点。
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