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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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亦罔为世趋。。。”（宛陵集卷五三送王介甫知毗陵）
从此可知，王安石的理想在封建制社会必然要引向一种悲剧，特别是他
想把理想变成实际，那就必然要掀起一个阶级斗争的大波，最后证明封建制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但不能由调和矛盾来克服的，而且反而形成矛盾的扩大
的形态。
从提点江东刑狱，召还阙廷，王安石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总结了
他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时为嘉祐五年（公元一
○六○年）。接着，朝命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居官一年多，改知制诰。
嘉祐八年（公元一○六三年），安石居母丧归江宁。英宗一朝，安石都在江
宁。那时候，他聚徒讲学。陆佃陶山集叙其事云：
“治平三年（公元一○六六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绪馀成
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陶山集卷一六沈君墓表）
所谓“群英之游”，可见从学者非一人。
治平四年（公元一○六七年）正月，英宗死，神宗即位。九月，王安石
从知江宁府，被召为翰林学士，熙宁元年（公元一○六八年）四月至京师。
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二月，安石参知政事。从此以后，王安石积极
变法，推行新政，直到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十月，罢相，判江宁府，
前后执政共七年以上。其间熙宁七年（公元一○七四年）四月，出知江宁府，
至八年（公元一○七五年）二月复相，有十个月不在相位。
兹根据宋史神宗本纪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续通鉴长编），编
制王安石居相位推行新政的年历如次：
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
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
甲子，陈升之领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王安石同领。
四月丁巳，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八人为刘彝、谢卿
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
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以薛向领之。
九月丁卯，立常平给敛法，即青苗法。
十一月丙子，颁农田水利条约。
是月，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凡
四十一人。
熙宁三年（公元一○七○年）
二月，韩琦请罢青苗法，安石求去。神宗慰留。安石谢表云：“论
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
自是，持新法益坚。
五月甲辰，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归中书，新法悉归司农寺。
十月甲戌，王安石尝进所著洪范传，神宗手诏答之。文集卷五十六，
进洪范表云：“臣尝以芜废腐余之学，得备论思劝讲之官。擢
与大政，又弥寒暑，勋绩不效，俯仰甚惭。谨取旧所著洪范传，
删润缮写，輙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则进洪范传当在参知
政事后一年左右。
十二月乙丑，立保甲法。
丁卯，王安石、韩绛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
二月丁巳，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中书撰大义式
颁行。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诸路学官，使之教导。
三月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
四月癸酉，司马光权判西京留台。
六月，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
七月，刘挚杨璯以反对新法罢贬。
十月壬子，罢差役法，行募役法。立选人及任子出官试法。
戊辰，立太学内外上舍法。
熙宁五年（公元一○七二年）
三月丙午，置市易务于京师。
五月丙午，行保马法。
八月甲辰，颁方田均税法。
熙宁六年（公元一○七三年）
三月庚戌，置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王安石提举。吕惠
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
六月己亥，置军器监。
十月辛巳，以王韶复熙河岷疊等州，神宗以玉带赐王安石。
十一月壬申，新法增吏禄所费，京师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
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县官岁入财用无少损，民不加赋
而吏禄以给。
熙宁七年（公元一○七四年）
正月庚戌，军器监上所制兵械，皆精利。
四月癸酉，以旱权住方田、保甲。是时，监安上门郑侠上流民图。
丙戌，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吕惠卿参知政事。
十月丙寅，秋成，复方田、保甲，造五等簿。
熙宁八年（公元一○七五年）
二月癸酉，王安石复相。
六月己酉，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
十一月丙戌，王安石以疾家居。
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
六月己酉，王雱卒。
十月丙午，王安石罢相，判江宁府。
从上表可知：（一）新法的推行，集中在熙宁二年至五年这四年里。（二）
当新法次第推行之后，为了给新法树立理论根据，熙宁六年修撰三经义。（三）
每一件新法的推行，都遭到激烈反对，反映政治斗争的剧烈性。
罢相以后，王安石在金陵闲居，有十年之久。这一段时间，王安石进行
了一些学术活动。字说二十四卷，是在这时间完成的。楞严经义解，当也完
成于此时。文集里有不少诗歌，写成于此时。有关一代史实的锺山日录八十
卷，当也完成于此时。
哲宗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王安石卒于金陵。
第二节 改革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
修撰三经义和字说
为了培养一批贯彻执行新法的人材，为了为新法树立理论根据，王安石
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在中央设立太学内外上舍，
在地方积极设立地方学校，并撤换一批不称职的师资，改派了一批经过遴选
的师资。改变科举制度，用经义和论策试士，废除了诗赋取士和烦琐的记诵
传住经学。第二件就是设置经义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义，并编纂字说，使
新法在理论指导之下取得合乎圣经贤传的历史的根据，并用这个思想武器，
一方面宣传新法的普遍妥当性，一方面从理论上打击反对派。这种新经义和
字说，就代替了旧的经说和传注，成为士子必修的经典。王安石企图通过这
些工作，达到所谓“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目的，造成以三经义为基础的思想
一致的新正统的局面。
先讲改革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问题。
北宋中叶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
经学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培养人材，
也只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着眼。王安石认为这样选拔的人材都不切实用。
文集卷六九取材篇说道：
“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
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
皆鄙蒙者能之。。。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可尚也，于政事
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
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其取
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
国家有大议论，。。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王安石认为人材应该由“人主陶冶而成之”，即由封建国家设立的学校
来培养。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有学，学习的内容是先王的“法言德行”，
也就是“礼乐刑政之事”。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追述古代的学校制
度说：
“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
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
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
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
他美化古代的学校制度，主要是要为改革当时的学校制度绘制理想的蓝图。
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二月，宋政府下令改革科举制度。续通鉴
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条说：
“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
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
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此议者之患也。’
‘自诗赋取士以来，学士凋敝聪明，及其中选，施于有政，无所用
之。其弊所从来久，然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
议者不深维其意，群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故也。’（“自
诗赋取士从来”以下一段文字，用注文引朱本神宗实录原文。）
‘今欲进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
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
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复古矣。。。’
‘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
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
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中书撰大义式颁行。。。’从之。”
按照这样托古改制式的新定的制度，陕西、河东、河北、京东、西五路，先
置学官，使之教导。由此可知，改革科举制度是为推行新法服务的。由于“士
不知义”，故议者对当时造立的法度，“群起而非之”。因此，要教育士子
“专意经义”。新法是皇帝稽合先王法意造立出来的，专意经义，就能够掌
握新法的精神。这是一。其次，今后学者应该“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
这样，义理之学兴，传注之学废，宋学就代替了汉学。宋明理学，应该于此
寻源。尽管理学家如程朱如何反对王安石，但是探索学术思想史者，不能不
客观叙述历史事实的发展先后。至于王安石的理学不为统治者所重视而为程
朱理学所代替，那是另一回事，应作别论。第三，这一科举制度的改革，后
来沿用至清朝末年，“大义式”后来蜕化为“八股文”，内容完全不同了，
程朱的义理成了八股文的最高标准。
科举制度的改革联系着学校制度的改革。同年十月，宋政府立太学内外
上舍法，着手改组太学。拥护新法和反对新法的斗争，在太学里展开了。斗
争尖锐地从试题试卷里反映出来。直讲官颜复，用王莽变法和后周宇文氏变
法为题，策问学生，借此借古讽今，讥刺新法。学生苏嘉就在试策里反对新
法，直讲官把他评为上等。为此，宋政府认为这些直讲官是“宿学，不足教
导多士”。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十一月，把焦千之、王汝翼、梁师
孟、颜复、卢侗等五人撤换了，只留下一个苏液，另外委派陆佃、龚原、黎
宗孟、叶涛、曾肇、沈季长等做直讲。陆佃、龚原等都是安石的学生，他们
根据安石的经说教授诸生。反对派说他们每晚在安石家里研究经说，第二天
就到太学里教授。这虽出之诬蔑，但是反映了经师之间的斗争情况。（见续
通鉴长编卷二二八，十一月戊申“管勾国子监常秩等言”条，并注）
太学里的斗争，还在发展，有些试官对待考试很草率，学生用安石父子
文字的，都被压低了等第。问题中心在对新法不同意，因而也就对经说的意
见不一致。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认为应该“一道德”，如果诗书应孩如此
解释，就不该由个人意见随便解释。神宗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
试极草草”条）
地方上，也有斗争。西北人反对新的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他们借口缺
乏教授，借口“旧为学究”，资质鲁钝，“难变”，就不接受新制度。（同
上，“冯京言西北阙人教授”条）
但是，拥护新法的力量在生长。熙宁六年（公元一○七三年）三月庚戌，
神宗表示，“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续
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庚戌，“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
条）过了几天，宋政府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令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
军，各置教授一人，人选由国子监“考询通经品官及新及第出身进士可为诸
路学官，即具所著事业以闻”。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所
有学官教授，全改由经过中书或国子监选择的人充任，初步从组织上、思想
上完成了控制全国学校的工作。（见续逾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己
未，。。诏诸路学官”条）
再讲修撰经义问题。
由于统治阶级各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