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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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墨子的“非命”论是奴隶制社会代表国民阶级的革命路线所持的
理论武器，则柳宗元在历史观中的“生人之意”学说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刑政
制度理论，便是封建制社会代表非品极性色彩的庶族地主和无特权的凡人的
政治革新路线所持的理论武器。所以，他由此出发，对于品级性豪族以及封
建主义的品级结构所依赖的神学说教，进行了如下的尽情揭发：
“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
狱，更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
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如是而大和
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也，死而已也；
又若是焉何哉？！”（断刑论下）
这一揭发，大胆地暴露了封建主义神权式的政令制度的残酷的实质；同
时又对于被剥夺了权利的被愚弄的所谓“蚩蚩者”人民，则赋予了非常深厚
的人道主义同情心。
“生人之意”历史观，如前所屡述，是无神论原则的进一步贯彻或发展，
它的本性或任务，就是把盘踞在历史领域的神学思想及各种宗教迷信观念，
驱除出去。柳宗元在这一点，有辉煌的成就。例如：在他的天对后半篇就有
不少的大胆的命题，而更突出的则是在他贬后所著非国语一书，书分上下两
卷共六十七篇，其中有三十一篇为对于神学历史观的直接批判，所批判的人
物计有：虢文公、伯阳父、仲山父、内史过、刘康公、王孙说、单襄公、太
子晋、单穆公、卫彪傒、曹刿、展禽、史苏、舟之侨、卜偃、郭偃、子犯、
司空季子、董因、赵宣子、叔鱼之母、叔向之母、秦后子、医和、子产、史
伯、观射父、王孙圉等二十八人。所有这些批判，都是无神论对有神论在历
史理论的领域的斗争，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兹以其中批判
周大夫伯阳父关于“三川震”的神学历史观为例，引述如下：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今三川
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
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
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
周乃东迁。”（国语卷一周语上）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
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
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
冲荡濆激以启土石；是特老妇（“老妇”二字世彩堂本原脱）老圃者之
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洞轇轕乎其中，
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
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
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
而曰‘是山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
无取乎尔也！”
从取材于自然知识来看，这一批判与天说天论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而批
判的锋芒则为揭露国语作者的历史观“多诬淫不■于圣”。此种神学历史观，
在唐代乃正宗思想的核心。所以在与吴武陵书中，论及非国语的批判思想，
有“尝难言于世俗”的感慨。
贞符与非国语同为柳宗元“身编夷人，名在囚籍”时候，即被特权者依
户婚律强施成为下等阶级时候的所谓“孤愤”之书，其内容是对于封建主义
抗议的历史证件。他假借吊屈原文（卷一九），把阶级的斗争还元而为达人
对僻陋的斗争，“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他更假借对古代至于
东汉的有神论历史观的批判，把政治斗争升化为文化斗争。例如“大电”、
“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等关
于三代以上的神话史观；关于汉代的“虺蛇”与“天光”、“驺虞神鼎”与
“胁殴纵叟”、关于“封神”的宗教仪式与新莽的“丹书”符命以及光武的
“赤伏”符谶等，均列举了著名的神学历史家，给以严厉的驳斥，例如：
“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
子固，皆讼震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
不足以知圣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贞符的另一批评特色，即运用矛盾律揭发神学历史观不仅不符史实，并
且自违其例：
“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
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
柳宗元的这一批判与王充物势篇的批判对象，诚然不为一事，但就方法
论上来看，都是用矛盾律以击破论敌，揭发论敌自相矛盾以证成己说。
更应特别指出，柳宗元的历史观中所谓“生人之意”，和刘禹锡的“法
制”论相似，是对于封建主义的特权和例外权的攻击书，他们的理论在实际
运用时，就显示出了处在“等级即阶级”的封建主义之下的被压迫奴役的人
民应有合法的平等权利，因此，柳宗元对于人民的权利被特权阶级剥夺的显
例，依其人道主义社会观点，表白了他的崇高的同情心。柳集中的捕蛇者说
（卷一六）、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以上均卷一七）
以及筝郭师墓志、太府寺李卿外妇马淑志（均外集卷上）等篇，其思想与情
感，就是以此出发。反之，对于凭借特权或政治身分来蹂躏摧残人民权利与
要求的制度或人物，他就以忘我的正义感进行抗议与斗争。柳集中的段太尉
逸事状（卷八）、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均卷一九）、与太学诸
生说（卷三○）、韦道安诗（卷四三）、曹文洽韦道安传（卷一七，文阙）、
六逆论（卷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现。在另一方面，如乞巧文、
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哀溺文（卷一八）、
黔之驴（卷一九）、永州铁炉步志（卷二八）等篇，则是对于违反人性、剥
夺人民权利的封建主义社会形象给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柳宗元并将“生人之意”的观点，提到政治理论上来，而从社会历史中
探求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例如：
（一）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卷三二）说：
“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资以求于吏，
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
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是不
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
赋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
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惟此而
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
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
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
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这说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贫与富的对立，并将“贫者”要求的权利代表
了“生人之意”。但所谓“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实际意义正是
暴露“两税法”（公元七八○年）实行以来封建主义的某些剥削关系的改变
并没有能解决任何基本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于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的空
想。
（二）柳宗元对于社会所以“不均”“不安”的认识，已经接触到封建
主义的特权身分阶级的安定的垄断权，在于主权即是封建帝王的所有权，在
于官僚制度的身分体制，这些在历史中都有其古老的根源。
（一）封建论说：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
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
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
建’者为之也。”
（二）非国语的命官篇说：
“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
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
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
（三）晋文公问守原议（卷四）说：
“晋君（文公）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
独谋于寺人，。。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齐桓任管仲以兴，
进竖刁以败。。。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
晋文公也。”（卷四）
（注云：“唐自德宗惩艾。。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
置诸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威柄下迁，政在宦人。此议实悯当时宦
者之祸。”）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的历史观探求到“生人之理”的规律，天才地洞
察到封建主义的一些特点，他认为：古代氏族贵族专政的特权制度，是阻碍
社会发展的腐朽东西，演变到后世以至唐代，还继承着这种“法律虚构”的
特权形式，变本加厉地使贵族地主依其品级名分享有特权。柳宗元把这种违
反“生人之意”的障碍物，规定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而造成败乱的反动制度。
他更取譬于永州铁炉步志，对封建主义的“品级秸构”抗议说：
“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
位存焉而德无有，。。然世且乐为之下。。。桀冒禹，纣冒汤，幽、厉
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
笑僇，斯可以甚惧。”
（注云：“古者姓氏特以别生分类，贤否之泾渭初不由此。尊尚姓
氏，始于魏之太和。齐据河北，权重崔、卢；梁、陈在江南，首先王谢；
至江东士人争尚阀阅，卖婚求财，汨丧廉耻。唐家一统，当一洗而新之，
奈何文皇帝以陇西旧族矜夸其臣，以房、魏之贤，英公之功，且区区结
婚于山东之世家。贞观之世，冠冕高下，虽稍序定，然许敬宗以不叙武
后世，李义府耻其家无名，复从而紊乱，黜陟废置，皆不由于贤否，但
以姓氏升降去留，定为荣辱，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民
俗安知礼义忠信为何物耶？”）
柳宗元对于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更提出了他的反抗的理论，在六逆论里
（卷三），他更选择了左传隐公三年记的六逆，即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
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加以分析，认为其中“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
间旧”不但不能说成是“逆”，而且还是一种理之本，他说：
“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
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
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
又不可者也。”
这就可以看出柳宗元思想的人民性，他竟然敢把贱者、远者和新者对于
贵者、亲者和旧者的抗争规定为合乎规律，无异对着封建主义对“叛逆”的
法律规定予以否定，这种非常大胆的理论，当然要被统治阶级目为狂怪之说，
因此，他说：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而
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
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
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
柳宗元不但从“理”的方面说明反抗行为是“生人之意”，而且形象地
描绘了耕牛和羸驴驽马的对立，同情了象征勤劳于野的生产者的耕牛之被剥
削以尽，而痛斥了象征为向统治者献媚的奴婢人物的驴马之荣享安乐，借以
抗议封建主义的世界的不人道。（参看牛赋卷一）他虽然提出“命有好丑，
非若能力”的命题，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抗议的性质。
于此，应该提出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刘集卷二八）这一篇古典名
著，借以窥出“生人之意”历史观光照下的社会全貌和唐代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