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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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不只是唐室旧臣，并且有大批的新贵，多是以不必有的罪名致死的。
刘知几在登仕数年以后，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有了一定的认识。
新唐书本传说：“时吏横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诛死者踵相及。子玄（知几）
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作思慎赋以剌时。”思慎赋收在文苑英华卷九十二，这
篇赋是值得注意的，这与其说是刘知几在“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不如说是
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普遍性的揭发。赋的序文说得清楚：
“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
者寡。大则覆宗绝祀，堙没无遣，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
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今（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
历代，得十一于千百。”
这几乎是说：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迫害已是通例，能保全始终的人倒成为例
外了。为什么呢？刘知几回答说：
“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当仁不
让，思倍万以孤标；唯利是视，愿半千而秀出。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官大于国，主必恶之。”
如本卷序论所述，在封建制社会，统治者人人只顾自己的地位，只要求
自己的特权，却挡住了别人往上爬的路子，这就惹起别人对特权的眼红，就
必然要有特权对特权的残杀的危险发生了。刘知几当然还不会懂得有关阶级
本能的科学真理，但他对封建地主阶级自相倾轧的原因的说明，是接近于真
理的。而且这和一味向劳动人民吹胡子瞪眼睛、一个劲儿往地主阶级脸上搽
粉的人也是有区别的。在赋的正文中，刘知几更缕述各种人物在出头露面之
后，接着而来的是各种不同的下场。才智之士是“赵国从而苏裂，齐城下而
郦烹，吹律诛于西汉，献宝刖于南荆，遂怀沙于楚塞，因说难于秦廷，李仕
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这是因为“苟才智之为患，虽语嘿而同倾”。
名将谋臣是“蜀既平而艾槛，吴已霸而胥溺，黜淮阴以毙韩，迁杜邮而死白”，
这是因为“彼功成而不退，俄宠谢而招隙”。还有一些嬖幸之人，“吮痈求
爱，舐痔逢怜，朝承恩而袖断；夜托梦而衣穿”，这也有一种下场，是“一
朝失据，万古凄然”。思慎赋所描写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倾轧，是一个无
法解开的死结。刘知几指出这一死结，是具有时代党醒意识的。但他却想躲
开这种矛盾，避免这一死结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由于他还不敢进一步走
上“异端”式的斗争的原故。他在史馆中的地位就说明他也是这死结中的人
物，死结固然还没有把他扼死，但同时他也不敢对死结作更进一步的斗争。
按照刘知几的看法，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的普遍性，即使在所谓二
帝三王的盛世也是存在的。他把尧、舜的禅让的旧说看作是对丑恶史事的美
化。他说：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
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
‘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
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
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
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
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心以古方今，千载
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卷一
三疑古）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
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汩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
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
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
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
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
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
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天命之志乎？”（同上）
这是说，尧禅位于舜是不可信的，舜篡夺帝位倒是可信的；舜禅位于禹是不
可信的，舜的遭受放逐倒是可信的。
关于益与启的关系，孟子万章上曾说：“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
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益而之启，曰：‘吾君之
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史记夏本纪也
同此说。刘知几相信汲冡书的说法，认为益启争夺帝位，益为启所杀。他说：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
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案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夫唯益与伊尹见戮，并于正书
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
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
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艰夫近古篡夺，桓（桓玄）独不全，马（司马，
晋）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由（犹）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
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
（同上）
对于商、周得国，刘知几也不同意传袭的看法。他说：
“汤誓云：‘汤伐桀，战于鸣条。’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
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
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
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子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
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
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
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
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又
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
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
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
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猬之人臣以终。盖姬
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同上）
这是说，商之代夏和周之代殷，都是以臣欺君的奸诈行为，汤的推让只是“饰
让”，“周德”也只是“虚说”。
对于太伯让国和周公诛放管蔡，刘知几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
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伋之诛，小则同楚建之
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
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
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
春秋晋士蔿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
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同上）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
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姡蛟疲骸�
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
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姡б匝鞘ブ拢好髟手牛�
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
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誐），而周公自以不諴（咸），遽
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兄
弟）之义薄矣。”（同上）
这是说，太伯让位是全身免祸的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什么至德不至德；周
公诛放管、蔡是由揽权招疑，而又不能自责，反而把兄弟们杀了，也不是什
么王室安危的问题。刘知几责斥周公是一个不友爱的人物。
刘知几对于二帝三王的评论，诚然意味着对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
争的指斥，因此有人认为，这些评论都在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这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史识”
在历史实际中的运用。唐高祖的代隋，唐太宗的兄弟相残，武后的以周代唐，
中宗睿宗相继以兵力取得政权，都可以成为刘知几讽刺的对象。但更应注意
的是刘知几坚持了一种不为传统偏见所拘的客观的态度，以统治阶级的丑恶
行为是二帝三王以来历代一揆的传统。他的议论是否完全符合二帝三王的具
体情况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条历史性的通
例，这就叫做“史识”。这里他就接近于他所称赞的扬雄、王充了。
刘知几的上述议论，是他论史的一大贡献。他另一贡献，在于揭露史书
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
第一，刘知几反对尚书、春秋对史事的讳饰。史通卷十三的疑古提出尚
书可疑者十条，除关于二帝三王在禅让争伐之事已有七条见于上述，还有一
条说到对于尧的增善，一条说到对于桀纣的增恶。刘知几批评尚书对尧之增
善，在逻辑方面是很有力的。他说：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曰：‘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
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
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
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
穷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国凶，而尧亦不能
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
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
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另外，刘知几在疑古篇中还指出：对于史实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
的主观论断，是过去史家的通病：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
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夫子之刊
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
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
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
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
多矣。”
刘知几在史通卷十四的惑经篇进而指责孔子并不实事求是，指出：
“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
召王，成文善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
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且案汲冡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
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
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
春秋为贤者讳，为本国讳，一向是被认为当然的。但刘知几认为，这是爱憎
由己、厚诬来世，对于史事的真相是有害而无利的。
和批评尚书春秋的讳饰同时，刘知几对于这两部一般作为大经大法的经
典，重新予以新的估价。疑古篇对于尚书的估价是很低的，认为它“略举纲
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并且“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
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尚书的历史价值有时连诸子也赶不上了。惑经列举
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指出“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
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这
就把春秋尚书剥去了神圣的外衣，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