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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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着哲学的意义。鉴识篇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史通卷七）。
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刘知几在这里没有说出他和史记的关系。但他对于
史记，童年时就学习过，对于司焉迁“拾遗补艺（六艺），成一家之言，厥
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精神，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他在六家篇
说：“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
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
书表以谱年爵”（史通卷一）。在二体篇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
从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
隐必该，洪织靡失”（同上）。这都是从“通”的方面对史记的推许。尽管
在别的方面刘知几对史记颇有不同的意见，但在“通”的这一点上对史记是
赞美的。史通序说：“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
其来已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这就不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是刘知
几以司马迁之得“通几”（相当于哲学）之学高人一筹，并隐然以当代司马
迁自居了。
这里应该指出，刘知几在著作生涯中和当时的现实是有矛盾的。他之所
以写史通，是出于不得已，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他之隐然以当代司马
迁自居，也还只是一种谦逊的表示，而并不满足于作当代的司马迁。自叙说：
“昔仲尼从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
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
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
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
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
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
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如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
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记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
其书。长安（公元七○三年）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中宗）即
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
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
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
不行；见闻于时，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
而无述，又恐殁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这就说出，刘知几没有孔子之名而要行孔子之事；同时，又以无孔子之名而
怕行孔子之事。这是刘知几的真正愿望，也是他的严重顾虑。他所要求的
“通”，本来是要删定司马迁以下的史书，上继孔子，成不刊之典，但因了
官职这一种束缚以及和官僚们的矛盾，却又不能不退而以写出史通为限，而
把他的志愿局限于对古今史书的评论上。这是刘知几的矛盾，同时也是社会
矛盾在刘知几思想上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豪族地主
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社会斗争，通过学术上的折光，反映为刘知几以博雅高才
对于流俗之人的指摘态度；另一方面是进步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正宗虚构的专
断之间的文化斗争，反映为刘知几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官僚机构史局监修的
抗议精神。由前者而论，是品极性地主的传统意议对历史估价的偏见；由后
者而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优良传统的发扬。这两者的矛盾恰巧集中于刘知几
一身，而刘知几的学术活动却以积极性为主要方面。
刘知几出身名门，是汉代楚孝王嚣的曾孙居巢侯般之后。他作刘氏家乘
及谱考，考定刘氏先世，希望能得居巢的封邑，后来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
他和柳冲徐坚等所修姓族系录，是唐代重要的氏族书。他在书志篇和杂述篇
对于古老的氏族怀有颇深的感情。他对于氏族谱的真伪、不同氏族的盛衰，
虽都给予了注意，但对于氏族的重视却是前后一贯的。帝王苗裔，公侯子孙，
高门贵族以及郡正州曹的世家，都被认为是氏族志的好材料；而对这类材料
的记录是被认为“品藻士庶”的有用的东西。辨明氏族谱的真伪和不同氏族
的盛衰，也正是为了把氏族史搞得更正确一些，以防所谓“伪”“冒”。
刘知几的士族门第的偏见是很显著的。史通卷十辨职篇说：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
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
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
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欺而已
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
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
拜职辨名，洛中以不闲为说。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这些话当然也反映了史馆中的恩幸贵臣的以势利见升，以及他们在学术上的
无知，但更根本地还是反映了史局职务中士族和庶族的矛盾。刘知几在这里
所痛心的，不仅仅是官僚机构的用非其才，而还在于“恩幸贵臣，凡庸贱品”
以“势利”和“于祈”而取得高位，从而“督彼群才”。在史通卷十一史官
建置篇中更指斥“近代趋竞之士”所以“尤喜居于史职”，为的是“书成缮
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以及可以“书之谱传，借为美
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刘知几虽然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以继承孔子为
志，但又以史通和白虎通比拟（见史通序），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反映出一种
隐约的士族的偏见。另一方面，刘知几确也暴露出当时封建主义的官僚组织
之束缚，在那里不问士庶，以势利和干祈为进身之阶，从而窒息了学术的研
究。
刘知几的这种议论和他反对史馆监修是有联系的。因为当时监修人员以
及史局的其他人员固然有不少是出身于庶族的，但他反对监修，更主要的是
在这种制度对于修史工作的有害而无利。约在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或
其以后不久（见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刘知几致书国史监修官萧至忠
等，指出官僚机构式的史馆的五不可。其中第一、第三、第四有这样的话：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
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
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讥其不实，公
理（仲长统）以为可焚，张（衡）、蔡（邕）二子纠之于当代，傅（玄）、
范（晔）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悦）、
袁（宏），家自称为政、骏（刘向、歆）。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
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然
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
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
嫉权门；王劭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
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
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
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
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
从何在？其不可四也。”（史通卷二十忤时）
这都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史官监修远不及个人著作之能无所顾虑，自成一家
之言。辨职篇更明白提出来一家独创之学是自古的优良传统：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
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儁，立言垂
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
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
得失者哉？”（史通卷十）
在这里，刘知几的批判确对于“官馆监修”的封建统治，指出了一些危害学
术发展的实质。
史通的“通识”，是刘知几一家独断之学的精神所在。如他所说，一家
独断之学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对治史的通识的要求，实际上也同样是
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自“疏通知远”的书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至于史通自叙所说论衡、风俗通、文心雕龙等书，
无一不在治学精神上从“通”字上下功夫。但刘知几独断之学有他的特点：
其一是史才论，其二是直笔论。从史学方法上说，史才论和直笔论属于历史
编纂学和史料学的范围。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篇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
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
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
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这段
话，也正是从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区别和联系上来论述史才和直笔之间的
关系。关于史学方法上的问题，应由史学史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只
着重指出刘知几论点之理性主义的倾向及其对史学优良传统的发展。
刘知几的史才论。旧唐书本传和唐会要卷六十三所记，颇为人所熟知，
而本传所记比较详细。本传说：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
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
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
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
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
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
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
为知言。”（旧唐书卷一○二）这是以才、学、识三者为史才所必须兼
备的条件，其说是自孟子开其端绪。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然
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
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后来班固作汉书司马迁传赞说：“然自
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
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范晔为班固作传，称“固文赡
而事详”，“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晔
自序后汉书，说“常耻作文士”“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刘知几所说的才，相当
于孟子、班固、范晔所谓的“文”。史通卷九有核才篇，就是专论史传之文
的。刘知几所说的学，相当于孟子、班固、范晔所谓的“事”，是指史事说
的。刘知几所说的识，相当于孟子所谓的“义”，班固所谓的“不虚美，不
隐恶”，范晔所谓的“论议”和“意”，是指历史观点说的。刘知几继承前
人的论点，把“学”比作材料和工具，把“才”比作生产的方法，把“识”
说成是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但比前人说的更清楚了，更系统了。在这三
者中，刘知几实最重“识”，才、学都离不开它。这是史通要求通识的具体
内容，也可以说是范晔“以意为主”的发展。
刘知几论史识，有三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注重“博采”和“善
择”：
“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譬夫涉海求鱼，
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
何虑山海之贫罄哉？”（史通卷三书志）
“盖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