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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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同上杨嗣复传）。杨虞卿很受李宗闵器
重，进士科出身，并助投考者舞弊，李宗闵待他“如骨肉，以能朋比倡和，　
故时号党魁”（同上杨虞卿传）。
他们之间的党争，始于元和初的制科考试。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同
时应试，例如人们常引用的“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　
就是皇甫湜策文中的具有人民性的话。当时他们的策文都指斥时政，指斥李
德裕的父亲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主考官被贬，牛、李等也久不调选。此
后两党相争愈来愈烈，特别在文宗时，李党上台，即尽斥牛党，牛党上台，　
亦尽排李党。到宣宗时，牛党与皇室加强联合，宣宗特别重视进士科，“爱
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大喜”。并且，“尝于禁中
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唐语林卷四企羡）。在皇室和庶族联合之下，李党
失败了。
按牛、李党争表面争论之点是科举问题，并不象上面讲的两次斗争的内
容更具有政治意义。由于门阀豪族也加入进士科，且这种制度后来已经成为
定型，故以拥护或反对进士科为斗争的标榜就难以树立起来，从而党争形式
也就只剩下门庭出身的问题了。
总之，唐代党争开启的局面，影响了以后各代。在阶级内部的关系方面，

后代的党争也依然存在着唐代的传统。如宋代的新旧党争，旧党司马光等就
代表了豪门大族，王安石就代表了庶族。所以，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一文中，　
肯定地说：“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又说：“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
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　
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一）王安石不但肯定刘、柳是奇才，更赞美刘、柳被斥
后的坚持不屈。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正是刘、柳传统的继续。反对王安石
的苏东坡，在行酒令时，曾以庶族牛僧孺父子比王安石父子。唾玉集说：　
“东坡先生尝遇客行一令，以两卦名证一故事。。。先生曰：‘牛
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大畜，后斩小畜。’盖为荆公发也。”因此，宋代
党争虽不是对唐代党争的直接翻版，但其源流递嬗的历史是昭然若揭
的。
以上我们对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些特征概
括地作了分析和说明。这些结论还待进一步讨论。
在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也有着不同的纲领和口号。在中国封建制社会前
期，即自秦、汉之际至唐代中叶（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世纪中叶），劳役
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支配形态，农民被军事组织的强力束缚在土地上，在鞭子
的驱使下进行着非人的劳动。繁重的徭役、封建剥削与掠夺以及严刑峻法，　
使他们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样，农民首先要求的是生存权利和最起码
的人身权利。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
地租为支配的形态，代替了以劳役地租为支配的形态。尽管超经济强制的剥
削，依然混合着很重的劳役，但农民总算可以取得一些劳役形式的中断的机
会，可以自己负责在好象是自己占有的或使用的土地上从事生产，他们的人
身权也由于不断的斗争而略有提高。后期农民战争具有和前期农民战争相区
别的特点是这样：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
平的口号，即从王仙芝的“平均”和黄巢的“均平”的头衔以至王小波的“等
贵贱，均贫富”的纲领或口号，这一纲领或口号包含着对土地的要求。
关于农民战争的口号或纲领的分析，这里从略，读者可参看历史研究一
九五九年第四期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
展。

第二章　吕才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第一节　吕才的行年著述及其
“异端”学派的性格
吕才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六○○——六
六五年）。他是初唐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军事学、历史学、文学、音
乐都有很高的修养。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初唐的唯物主义阵营中的
代表。但是，由于他的生平不入正宗大雅，在史籍记载中异常缺略，又由于
他的著述“异端”的性格，几乎散佚殆尽，所以研究他的思想，主要困难在
于文献不足。
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对于他的生平和著述作审慎的考订，这里，我们
首先应根据新、旧唐书和佛藏以及全唐文中的有关资料，制成吕才行年著述
简表，以期为探索吕才的思想面貌提供一些发端的知识：我们暂依这一初步
作成的简表当作线索，并证之史实，概括地加以分析，首先就可以得出下列
几点结论：　
第一，新、旧唐书本传只说吕才是博州清平人，并没有一语提到他的谱
系，且关于他在三十岁以前的生涯也没有任何记载。由此可见，吕才的出身，　
不属于豪门世族。关于此点，本传也曾透露出一些消息：　
“子方毅，七岁能诵周易毛诗。太宗闻其幼敏，召见，奇之，赐以
缣帛。后为右卫铠曹参军。母终，哀恸过礼，竟以毁卒。布车载丧，随
轜车而葬。友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蒭一束，于路隅奠祭，甚为
时人之所哀惜。”（旧唐书卷七九）　
从这样简朴的丧仪看来，可以推知吕才出身于庶族之家。关于吕才的亡妻，　
史不载其姓氏，她和吕才当是寒素婚姻；母子“布车载丧，随轜车而葬”，　
只有友人郎余令于路隅奠祭，这等冷落场面，确证着吕才的寂贫寡合及其不
具高贵的身分地位。
第二，和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关联，吕才思想的师承渊源同样也不见
于记载。本传关于吕才开始政治活动有这样的叙述：　
“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
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　
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旧唐书
卷七九）　
与此同时，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称吕才“学术之妙”。魏徵更举实例，　
表明吕才的“多能”：　
“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同
上）　
从上面的史实看来，三位大臣对于吕才的“多能”交口称赞，却没有一
人一语提及他的学术师承，特别魏徵本是吕才的山东同乡，竟也无一语及此。
这就启示人们：吕才是一个未经名师传授、自学成功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
关于吕才的自学成家，可以进一步指出如下几点积极的证据：　
（1）关于久已失传的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吕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
解释”。
（2）关于“自宋玉以来，千祀未有能歌”的战国白雪曲，吕才“依琴中

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他“编于乐府”的白雪歌词十六
首也从此创出。
（3）关于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这部逻辑学的著作，吕才自己曾说：　
“其论既近至中夏（按吕才所指为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才实
未之前闻。耻于被试不知（栖玄法师曾致书云：“此论极难，听之多不
能解”），复为强加披阅。于是，依‘极成’而探深义，凭‘比量’而
求微旨，反复再三，薄识宗趣。。。才以公务之余，辄为斯注。至三法
师等（指神泰、靖迈和明觉，神泰有理门论述记，现存。）所说善者，　
因而称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既外无人解，无处道听途说；若
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学无再请，尚曰‘传灯’，闻一知十，　
方称殆庶。况乎生平不见，率尔辄事含毫；今既不由师资，注解能无纰
紊？”（大正藏卷五○，页二六三）　
从这里的自述，可以知道博学精思的吕才是“不由师资”而自成家的学
者，所谓“依‘极成’而探深义，凭‘比量’而求微旨”，已经表白出他的
独立创造的治学态度；所谓“善者因而称之，疑者立而破之”，也表明了他
对于真理的客观精神。吕才的论敌沙门明浚在其诬蔑的评述中也暗示出吕才
不但博学富于创造，而且学无止境地追求真理，而不由师资，自成一家之言，　
则是定论：
“一览（扬雄）太玄，应问便释；再寻象戏（即三局象经），立试
即成。。。比因友生戏尔，忽复属想‘因明’；不以师资，率己穿凿。”　
（同上，页二六五）吕才的“幼少之旧”栖玄法师也对吕才当面批驳，　
吕才自记道：　
“师乃从容谓才曰：檀越复研味于六经，探赜于百氏，推阴阳之愆
伏，察律吕之忽微。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
戏’，试造旬日复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但以佛法玄妙，　
量谓未与彼同，虽复强学推寻，恐非措心之所。”（同上，页二六三）　
上面所引的资料，有史家的记载，有本人的自述，有朋友的诤言，也有论敌
的批评，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一个事实：吕才是学无师承而总揽百家的博
学多能的思想家。
象这样以寒微庶族而强学成家的创造活动，在中国思想史上，吕才和王
充确乎有某种程度的近似之处。
第三，从著述的范围来看：吕才既是音乐家又是文学家，既是历史学家
又是地理学家，既是军事学家又是逻辑学家，乃至五行、龟蓍、历算、医药、
象戏、制图等，无所不通，并且各有专门著作和创造。其中不少的著作是属
于论战之作，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纠非订是，极其驰骋。象这样依其博学多艺
而展开无所顾虑的理论的批判，在初唐是罕见的。所以明浚也说：　
“吕奉御以风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该通，夙彰博物。弋猎开坟
之典，钩深坏壁之书。触类而长，穷诸数术。。。五行资其笔削，六位
伫其高谈。。。实晋代茂先，汉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比因友生戏
尔，忽复属想‘因明’，。。比决诸疏，指斥求非，谊议于朝廷，形言
于造次。”（同上，页二六五）　
这样的评述，固然是论敌的欲抑先扬的笔法，却也生动地描画出吕才抑扬古
今中外人物的批判精神。
吕才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于博学多能，而且更在于他有科

学的思想体系和战斗性格。关于这个问题，史籍有以下资料可为证据：　
（1）旧唐书卷七九本传载史臣曰：“吕才核拘忌之曲学，皆有经据，不
亦置乎？”　
（2）新唐书卷三二本传：“才于持义，儒而不俚，以经谊断处其验术，　
诸家共诃短之。”　
（3）唐弘福寺沙门释彦悰纂录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第五所载的吕才议
僧道不应拜俗状，其中凡引道藏和佛藏，都是利用矛盾律来证成自己的主张。
他虽出入百家，但更多地引用周礼和尚书，借捍卫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发挥
其中的人道主义，所谓“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大正藏卷五二，页四
六六），此点颇相似于范缜的路数。
（4）栖玄法师曾说吕才“研味于六经，探赜于百氏，推阴阳之愆伏，察
律吕之忽微”；吕才也自称他和栖玄之间，“以内外不同，行已各异，言戏
之间，是非锋起”（同上，卷五○，页二六三）。
所有这些资料，都充分证明吕才借助于儒家经典，发挥人道主义的精神，　
对于佛教和术士开展了思想斗争。
第四，从生平经历来看：吕才从三十岁直弘文馆起，累迁太常博士、太
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有些纂修、著述以及发明创造等活动是奉令行事
的，并且都能“称旨”，可见这位异端学者在初唐还可相对地容纳于当时的
政权之下。
从中国封建制社会发展史上来看，初唐时期的政府正在“选拔一批优秀
的人物”，所谓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语），这事实集中地表现
于“贞观之治”。这正当吕才生平最活跃的时期，他的创造和著述，也都完
成于贞观年间。因此，应该说吕才的学术思想所以没有遭受如范缜的命运，　
是与“贞观之治”的政治情况有关联的。然而正由于他的“异端”性格，所
以他的富有着人民性的进步学术著作也就难于见容于世，稍后即遭散失。
我们知道，在封建制时代，拥护王权的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农民和
“异端”者最后也不能不拥护王权：“这些人既然本身还过于软弱而不能实
现自己的愿望，他们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国王——寻求有力的支
援。”（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历史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