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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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农奴制度一直算到单纯的进贡义务，而以后的“庸”则是表里一致的
徭役劳动。为什么产生混合的形态呢？马克思指出，直接生产者表面上之占
有生产资料是一种“假设”，有利于“独立经营他的农业以及与农业结合在
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同上）。如上面所讲的，不纯的地租形态在亚洲所
表现的，既然“农业手工业的结合是亚洲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那么穀
（农业产品）帛（手工业产品）租调就成了相适应的形式了。在地主是主权
者国家的场合，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依赖关系是对于国家的臣属关
系（参看同上，页一○三二，注意此节是讲劳役地租）。为什么穀帛的实物
地租形态，如在两税制以后，一样又在夏秋两季交纳的内容里表现出来呢？
这是由于自然经济的农业手工业的结合形式的存在，所以到了实物地租支配
的时代，农工业产品兼课，对于亚洲的社会状态，还适合于成为那里的基础
（参看同上，页一○三九）。
北魏在均田以前的地租形态，甚本上是继承汉代、魏、晋的田租户调而
来，如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说：
“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
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
在实行均田制以后，租调虽加改订，但并没有改变以劳役地租为主的本质。
魏书卷一一○记均田后改定的租调如下：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
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
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北齐北周的地租，基本上同于北魏太和（孝文帝）时所定的，惟略有改变。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北齐）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
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
五升。”
“（北周）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
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
隋王朝的地租，初沿齐、周，后略有改变，把手工业工匠的劳役也一同规定
在内了。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
桑土调以绢絁，布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
及仆隶各半之。。。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
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
唐王朝的地租规定，如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所载：
“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
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
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
调俱免。”
施行均田制各代的地租与赋役不分的制度或“进贡义务”的形态，大略
是如上所记的情况。从前所论证的讲来，地租形态是和土地所有制以及与之
相呼应的特殊的国家形态、臣属关系和奴役形式等关联在一起的。依此，我
们可以从以下各方面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劳役地租形态的性质。
第一，在中国历史的一定时代，把一夫一妇或一床做为劳动力的单位编
制起来。这里所表现的性质是经典著作所说的“自然的形态”，即血缘关系
的形态，反映着劳动力不发达的状况，是最适合于劳役地租的生产形式。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劳动力单位的一床和单丁与生产工具奴婢、牛有一定的
比例。依北魏制度，一床等于四个单丁，四个单丁等于八个奴婢，八个奴婢
等于二十头牛。北齐、北周和隋制，则改为一床等于两个单丁或两个仆隶。
试以北魏情况来说，一床等于八个奴婢，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奴役性：一床夫
妇和八个奴婢，二十头牛，可以互相类比，而仅仅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可
见人的人身权是不完整的，在这种意义上良人和奴婢以及牲畜有一定成分的
共同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很难索解的，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就在法
律上如此规定。
这样的比例又怎样表现出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呢？我们必须揭穿字面上所
谓“良人”的标记，要从劳动力的被奴役地位来看劳役地租形态之下的人格
依附性。实际上在法律上被与奴婢、牛一起计算的劳动力，其剥削样式可列
为下表：
一床的剩余劳动→一匹帛（或布）加二石粟；
四个单丁的剩余劳动→一床→一匹帛加二石粟；
八个奴婢的剩余劳动→一床→四个单丁→一匹帛加二石粟。
这样看来，农民或依户婚律所谓的“编氓”在均田制的漂亮外衣之下的真实
地位就很清楚了。
齐、隋时一床等于两个单丁或两个仆隶，这并不是说一床“良人”的奴
隶地位增大；而是一方面由于奴婢的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良人”
的占有权比较放宽些。至于对牛的租调，在北齐仍约当于一床的二十分之一，
如牛调二尺恰等于一匹的二十分之一，垦租一斗恰等于二石的二十分之一，
只是义租五升是略加多了。和曹魏的屯田来比较：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
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中分，则因用官牛，租就增加了十分之一，亦即
一头牛的租等于十分之一劳动力单位的租，十头牛等于一个劳动力单位的劳
动。后来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劳动力得二分，人民就活不下去了。这样看
来，人身权在齐、隋之际还是提高了一些。
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既然在耕地上把一床“良人”完全当作与奴婢、牛有
比价的东西来看待，那么，反过来说，直接生产者也就在奴役关系之下把土
地当作不是在自己的场所而是他人的场所来看待，劳动力对生产资料也就不
会爱护，生产力就被这样陈腐的生产关系所束缚。因此，剩余生产物必然常
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矛盾是尖锐的，交不上租就要祸连户主和三长，即“若
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这就
充分暴露出在劳役地租下“直接的统治与奴役关系”，而充分说明直接生产
者是“当作不自由的人而出现的”（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一），是“由
鞭子来驱使的”。直到唐王朝，按照唐律疏议所载的规定，租调不集，户主
和里正都要被处以笞杖之刑，这就表明了租调制还是在鞭子驱使下的以劳役
地租为主的形态。
第二，我们再研究一下劳动农民人格的称谓。一匹帛、一匹布的“匹”
字，原来是古代对待卑贱等级的术语。例如，墨子节葬下所谓“匹夫贱人”，
“匹”与“贱”有相同的含义，汉代白虎通义还是以匹庶比禽兽。一直流传
到隋、唐之际，还用这种残余形式称呼劳动力单位，即所谓“匹夫匹妇”或
“匹庶”（一对凡人夫妇）。按字义，物之偶称“匹”，毛诗释“君子好逑”
的“逑”，即“匹”的意思。释名说：“匹，辟也，往相辟偶也。”说文解
字迳释“匹”为四丈。由此可知，由对偶的事物之义，引伸而为耕织相结合
的耕夫织女的劳动力单位的名称，这反映出农村公社中一夫一妇的劳动的自
然的结合关系。但为什么对统治阶级的夫妇称“天作之合”而对劳动者称“匹”
呢？文心雕龙指瑕篇说：“匹两称目，以称偶为用。盖车贰佐乘，马骊骖服，
服乘不双，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称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
这样看来，匹马于古不是一马，而是两马，匹布于古不是单卷，而是双卷。
王国维在释币一文中说：“匹有两端，中分其匹，自两端卷而合之，匹一如
两，故谓之两。”可见匹夫匹妇或匹庶，和马之称匹，布之称匹，不相分别，
其卑贱自明。农奴的卑贱常是和奴隶的卑贱不相区别的，北朝直到隋初，一
夫一妇或一床的“匹庶”，一直和他们交纳的匹帛或匹布是在一道的，这正
反映了在劳役地租下劳动者的不自由的人格，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是
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一些物质的人格化，同豪族门阀依其身分品位而将所
占的土地人格化，适成对照。隋、唐之际，自开皇三年（公元五五三年）改
定租调后，“匹庶”与“匹帛”相联的这样古代的残余，才逐渐在文献中表
现出一些变化。
第三，唐代规定了租役减免的办法，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说：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
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据此，仅为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直接服劳役的数量，即占整个租庸调数量的三
分之一到十分之四，直接的劳役比重是很大的。不但如此，直接的劳役还可
代替全部的租调，如法令规定，“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
租调俱免”（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这里暂不问日期的规定和现实情况能
否相合，只就劳役可以代替全部租调而租调不能代替全部劳役的规定看来，
劳役还是重要的。虽然有输庸代役的规定，无役则每日要收庸绢三尺，但这
法规是一种特例，不是一般可通用的。更进一步讲，劳役地租形态是以劳役
的不中断性为其特征，而在实物地租之下才出现劳役的中断现象，这是马克
思所强调的一点。唐代劳役之普及，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说：
“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
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
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
唐太宗时减省徭役的诏令，已是徒行文书，则输庸代役的实施情况就可想而
知了。其次，从输唐代役中还可以看出劳役的价值量远远大于租调的价值量。
按所谓一日无役交绢三尺，则二十日无役就应交六丈绢——即一匹半绢，这
里的半匹绢与调绢二丈相抵，尚外余一匹。按贞观五、六年（公元六三一—
—六三二年）以来的粮价折算，“一匹绢得粟十余石”，则一匹绢比二石租
的价格要大好多倍。就按玄宗开元时米绢价计算，“米斗不至二十文，。。
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则一石米不到二百文，
而一石米至少也得一石二三斗的粟、稻舂成，那么一匹绢的价值也是一石粟
的价值的两倍左右。由此可知，二十日的代役租的价值量远远地超过调二丈
和租二石了。因此，代役租反而是限制代役的一种规定了。
第四，在这样的劳役地租形态之下对剩余生产物的剥削量是通过种种榨
取办法而日益加大的，通典卷六赋税下说：
“开元八年（公元七二○年）二月制曰：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
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
防源斯在。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
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
不仅帛匹的长度是任意在增加着，而且尺度斗量的长度、容量也在增加着，
从而剥削量也在扩大着。通典卷五赋税中指出南朝度量衡和唐时的比例是：
“其度量三升当今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
尺。”
王国维在释币一文中也说：
“尺度之制，由短而长，。。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西晋、后魏之
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自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
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
这些日益增加了剥削量的调绢租粟，交纳于封建国家的仓库，法令明白规定：
“仓谓贮粟麦之属，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积聚谓贮柴草杂物之所，皆须高
燥之处安置。”（唐律疏议卷一五厩库）看看这个仓库的定义和内容吧，它
正好打上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烙印，而和地租的来源相为照应。
从以上几点来分析，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之下的租调或租庸调，都
是通过所谓“进贡的义务”而属于以劳役地租为主要的形态，或是以劳役地
租为支配的形态。资产阶级的学者所写的一类中国田制史，不但没有超出烦
琐的考证，而且在封建学者的阶级观点所掩盖了的史料上又用资产阶级观点
涂了一层油漆。清除他们所放出的毒素，是非常必要的。
了解了中国劳役地租的历史，下面我们就要研究以劳役为主的地租形态
向以实物为主的地租形态转变的问题了。我们不能只从汉代以来“十一而税”
以及东晋咸和五年（公元三三○年）“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