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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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起蒋介石极大警惕。蒋介石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本想争取宣侠父为我所用，反而被宣侠父乘机利用，出现失去胡宗南的危险！宁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蒋介石也却决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蒋介石密电蒋鼎文：秘裁宣侠父！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侠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慎之又慎。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长李翰廷反复商议，决定乘夜暗动手，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

怎么将宣侠父从七贤庄调出，又要由蒋鼎文出面。1938年7月31日晚间，蒋鼎文电话邀请宣侠父过府交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放宣侠父出门。宣侠父骑车返回七贤庄，路上，特务早已埋伏停当。两个特务骑车在宣侠父身后跟踪，徐一觉、李翰廷带李良俊等乘小汽车中途拦截，待到宣侠父骑车过来，前后特务一齐动手，徐一觉、李翰廷两人上手卡住宣侠父喉咙！宣侠父怒斥：“你们绑人呢！”特务立即用棉花堵口，用绳索套颈，徐一觉、李翰廷两边狠拉，宣侠父立时毙命。特务将尸体运到西安城墙东南角下马陵，扔到早已选好的一个枯井之中，倒土掩埋。第二天，徐一觉向蒋鼎文报告，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留下一半，其余的分给参与行动的十几个特务。①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就找国民党方面要人。可是，到处推说不知，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说自己不知道。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还是一直推托。蒋鼎文担心宣侠父的尸体埋在城里被发现，又布置张严佛转移。军统又在深夜将宣侠父的尸体挖出，通过城墙中挖穿的防空洞，秘密运到城外，在荒地埋葬。

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匀，发牢骚讲怪话，被罗青长的情报关系师印三听到了。罗青长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抗议，要求国民党负责答复。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下令秘裁。

此案的微妙在于胡宗南。

共产党找胡宗南要人，因为胡宗南与宣侠父颇有往来。

胡宗南确实不知道，因为蒋介石和蒋鼎文都瞒着这个当事人。

蒋介石秘裁宣侠父，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

暗杀宣侠父的内幕，国民党一直严加保密。直到1988年才有原军统西北区长的回忆文章披露真相。2000年作者采访金树旺时，这位老特科还向我打听姨父宣侠父被害内情。可是，张严佛等军统人员，只知道是蒋介石下令秘裁宣侠父，却不知蒋介石下狠手的深层原因。这个内幕，共产党方面也长期未予披露，中共围绕胡宗南做过许多文章！

侦破宣侠父被害案有功，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罗青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①

第四章　拔除钉子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3）

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办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共产党不得不多备一手，八办的运输主任王超北奉命筹建秘密电台。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

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特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络。

西安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

1940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对峙局面，蒋介石又开始琢磨共产党。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领导。10月，国民党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从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蒋介石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

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在共产党家门口召开祝捷大会。关中南面的国民党部队也两次发起进攻，抢占富县的姚渠等地。

皖南事变之前，共产党采取顾全大局妥协退让的方针，在江南撤出部分阵地，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挤压国民党政权；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名正言顺地猛烈反攻，在国内外掀起谴责国民党的抗议活动，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驱逐国民党政权。

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①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取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长期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的梁济，清楚记得延安当时发生的重要案件。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秦平曾问布鲁东方福尔摩斯是什么意思，布鲁回以一笑。秦平等许多人都听说过康生批评布鲁的事情，边保还有人要秦平代笔向上反映布鲁问题。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布鲁化装为中统特派员四处视察，邹瑜则扮为随行秘书。

②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前中统成员张国栋撰写的《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写到，中共叛徒、中统骨干马濯江于1938年10月出任肤施县长，立足不住，于1939年清明节祭扫黄陵时返回西安，滞留不归。可是，作者采访的所有人都说国民党的肤施县长是马豫章，而非马濯江。《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的记载也是如此。延安师范学校学生梁济记得，马濯江的职务是延安师范学校校长。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曾为马豫章的后代出示证明，平反昭雪。而罗青长本人也是几十年之后才知道马豫章原来是共产党员，在北平上学时入党，可见当时保密之严。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在边保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启明，是知道边保如何掌控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的少数人之一。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李启明从绥德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亲自创建的鲁南情报组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

①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环县事变轰动边区内外，作者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亲身参加环县战斗的人。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

②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电信局的王乐建国后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还是黄彬出面证明其为共产党秘密服务。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暗杀案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宣侠父被蒋介石下令暗杀早已公开，但军统如何动手，还要有待于这篇发表于1988年的文章。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向来不肯多讲个人的经历，作者首次采访他三年之后，在医院的病房里，才获知他在西安开始情报工作的事迹，蒋介石杀害宣侠父的深层动机，也由罗青长点明。罗青长的四子罗振向作者讲述父母在西安的恋爱经历。

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2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肖劲光时任八路军留守办事处主任，是个得到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官员。延安与重庆的公开交往，大多以肖劲光的名义进行。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从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重大战略转变，开始由“防”转“攻”。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的，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①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讲话：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中共的情报工作明确路线和方针，重视提高到应有的理论层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社部与中情部还派出重要干部，加强各地工作。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带领工作组前往指导工作。潘汉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谭政文调到晋绥地区主持工作。

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开活动。于是，中共老将纷纷出马，分别驻扎国统区要地。

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办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

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180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张浩所著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分析共产党的新战略：“共产党懂得在国共再次‘合作’之后，必须及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及时在‘友军’中进行工作，必须尽量保持公开活动的机会，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丰满以前，隐忍退让，避免与国民党分裂。”徐恩曾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