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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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①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2）
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治侦探”的名称。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此书的章节划分，与作者建议的历史分期略同。此书还系统介绍中共情报、保卫机构的组织沿革。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罗青长熟悉中共整个情报、保卫系统的组织设置。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2000年采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李启明熟悉这一系统的情况。肯定地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搞过情报工作。
①梅黎：前中社部干部，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与丈夫张惟一都是潘汉年系统的重要情报干部，曾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谈起潘汉年当年的音容笑貌，70多岁的梅黎依然敬佩有加。潘汉年去世已经多年，一些老同事还为他树立一座铜像。
②尹琪：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馆长，1998年12月10日采访。尹琪长期研究潘汉年历史，直接查阅有关档案，撰写《潘汉年传》。
①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七里铺的训练班连续办了多期，头两期人数最多，第三期只有五个人，以后规模也不大。
①姜鹏：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1998年10月26日采访。姜鹏是个外来知识分子，对于丈夫谭政文的俭朴生活，还是逐步习惯下来的。
①杨玉英，前公安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02年采访。周兴去世后，杨玉英找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把家搬到北京，将七个孩子都安顿下来。又找周兴的老战友写文章，主编了一本《怀念周兴》。与杨玉英一起上学的高桂廉嫁给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王卓超。
①郝在今：《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当代，2002。4。这段故事由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告诉作者。
②肖赤：《长征前后回忆》。肖赤记述的这段故事，生动地显示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秦平等一起工作的同志对卓琳反映都好。
②卓琳：《我所认识的周兴》，《怀念周兴》，群众出版社。邓小平择偶的故事，以前似乎没人写过，连毛毛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作者在采访中虽然得知一些经过，也要慎重。后来，卓琳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又在电视采访中讲了，作者就在这本书中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
①解衡：前公安部顾问，1998年2月采访。解衡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受邀参加这次“订婚宴会”。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邹瑜至今遗憾，这份毛泽东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目前尚未发现台湾文章引用，说明这份文稿也许没有被国民党搞走。
①《周兴自存档案》。以上引文均见周兴自己保存的文件。
①邓国忠：前陕西省副省长，1995年9月采访。邓国忠是陕北地方保卫干部，曾任三边分处副处长，建国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熟悉陕西保卫机关的沿革。
第四章 拔除钉子“双重政权”
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定自己的政权。中共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当先要务自然是建立自己的政权。可是，陕甘宁边区，却出现“双重政权”的怪事。
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因而有权任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到达之前，陕北红军已经打出一片根据地，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抗日战争兴起，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坚持地方政府仍由中央政府任命。久争不下，共产党索性边斩边奏，自行任命边区各级政府。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边区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直接任命各县政府。这样，在陕甘宁边区新扩展的地盘上，以前就有的国民党政权赖着不走；在陕甘宁苏区原有的地盘上，国民党也借口统一领导重新派进自己的官员。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命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第四章 拔除钉子新创政治词汇——“磨擦”
中国政坛，蒋介石向来是个纵横捭阖的人物。1938年，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
这一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连下武汉、广州，打通中国南北中线。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发出公开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劣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往大西南的重庆，远离战地。日军也要消化战果，修整部队。于是，战况出现喘息之机。回顾一年形势，蒋介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磨擦。
“磨擦”，这个物理学词汇，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却是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汇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
1939年，磨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反磨擦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奉命率部歼灭张荫梧所部四千五百多人。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的新战事，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蒋介石见机起意，召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反共方针代替以前的政治溶共方针。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位于边区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称为“囊形地带”。胡宗南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切断，在囊形地带三面设置20万重兵，随时可以动刀。
共产党在关中这里的驻军，只有三个保安独立营。1939年初，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从前方转移到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外，一个给养员采买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荣校学员进城抗议，国民党县长张中堂竟然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废军人9名。随后，国民党方面又调集部队围攻，共产党部队驻守县城的保安独立一营和荣校一个排抗击7天8夜，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年底，胡宗南所部脱掉军装，化装成地方保安团，突袭关中分区驻地马栏镇，企图砍断囊形地带。边保提前获得情报，关中分区的独立三营和警备八团成功实施店头镇突围，又经过井村、转角镇等战斗，消灭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长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千余人，胜利收复马栏镇。
淳化县城呈现两军并治的奇特局面，国民党守北关，共产党守南关，地势较高的北关经常向南关扔石头挑衅，两关经常互相摸哨、打冷枪。1940年3月，胡宗南突然调动一个师围攻保安独立二营，打了两天，二营被迫撤出，淳化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
驻扎洛川的国民党骑兵二师，也进占边区村镇，威逼富县，距离延安只有百余里。
边区东边的陇东分区频频告急。1939年4月，国民党方面的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三八五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一六五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二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二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二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八路军三个师已经调往抗日前线，留守兵团只有15000人。毛泽东一方面调集身边的少量部队迎战，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国民党却乘机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连续侵占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区43乡。
国民党搞磨擦危害抗日大局，往往是中央装作不知，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作战双方的部队常常都是保安团队。
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保安团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
第四章 拔除钉子毛泽东身边的威胁尽管中社部和边保在延安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并不安全。
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逮捕。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就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块五尺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子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
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批谣言，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
就是防卫严密的内部单位，也不时有重大案件发生。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扼死，还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两起严重案件，都怀疑有政治背景，但都一直没能破案。①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有的在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连刺十几刀！
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个紫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紫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紫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员。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