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沉浮录-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时候勇于承认失败比不屈不挠地抗争，需要更多的勇气。可惜我当时没有面对现实，急流勇退，而是一意孤行，坚持到底。在没有明确经营目标的前提下，还是开始着手进行了新公司的筹办工作。

　　　　面子，纯粹是为了面子。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到LP身边，担心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於是咬紧牙关，霸王硬上了弓。

　　　　第一件事是新公司的人员选择。

　　　　技术人选是祝建国。为此，我特意拉着他在94年9月尝试了一次黄花城向东的长城穿越，以便彼此有一个互相深层认识的机会。虽然我对其在大唐一年来的表现不很满意，工资拿了不少，却没有做出像样的东西。不过，一下子很难找到知根知底的技术人员，至少他对皇朝的东西很熟而且也掌握着资源。94年10月，祝建国成为新公司第一个受薪员工，每月1500元。

　　　　管理经营人选颇为周折。第一个考虑的是黄光和兰雪儿，一个有头脑，一个办事认真。两人联手，是最佳组合。黄光先是答应加盟，最后却无声退出；兰雪儿在我回来之后，一直在深圳随小邹扎保险公司的赔款，忙到9月份才回来，答复是，太累了，不想再折腾了。

　　　　直到12月中，第二个人选才落实下来，是祝建国推荐的，他就是当初随黄光从皇朝出走的董强。我没有和董强共过事，缺乏深层的了解。据黄光的哥哥冀晓冬讲，董强其人实为黄光兵变的主谋，此人深不可测，黄光只是那次兵变的名誉首领而已。来自另一位朋友的评价也是极为负面。但我当时从祝建国的角度出发，选择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搭档作为最主要的衡量因素来考虑，再加上我在中国的时日不多，最后还是落实了这一人选。

　　　　第二件事是新公司的经营场所选择。

　　　　我选择了青年公寓，与小邹的公司在一层楼上。最顶层，原来是楼层的储存室，紧邻电梯间，两间共三十平米，有一部分机电话，每月1500元。青年公寓地处北三环上，南来北往的交通都很便利，距离中关村也不远。

　　　　第三件事是新公司的注册。

　　　　首先公司名称的命名，连续取了几个常见的名字均有重复，最后是“老枪”这一非常另类的名字入了选。“老枪”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二战时期的电影，取其绝地反击，愈老弥坚，快速准确之意。结果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一名字时流露出的暧昧神色，我才认识到引起了误解。不过，能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次是注册资金的注入。在购置了电脑及办公用品后，我当时手头的现金只有人民币2万多元，对於注册一个有批发经营权的公司有困难，因为该类公司最低的注册资金为50万元。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内神通外鬼，工商局的经办人主动暗示我，只要在手续费之外，多交2千元，他们就将包办一切。据说，这也是一个很赚钱的营生，有人出钱专门用于此一目的，钱放在银行不动，出具一个资金证明，就可以拿到2千元大家分成。

　　　　94年12月底，“老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下来，注册资金50万元，法人代表阿唐，营业内容早忘光了，营业场所是青年公寓。最后的注册花费是近5千元。

　　　　公司采用股份所有制形式。其中阿唐50％，祝建国20％，董强20％，黑子5％，玉敏5％，除阿唐外，其余人都是干股。并且在内部协议上注明，如果企业歇业，除按股分红外，固定资产部分归原投资者阿唐所有。给与黑子玉敏各5％的股份，是因为祝建国曾在大唐旗下做过一段时间的软件，尽管没有什么成果，但也不好一笔抹杀掉大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因为祝建国的事情，影响到与黑子玉敏的关系。

　　　　截止到95年2月，阿唐在老枪的投入累计人民币8万元。

　　　　从海归第一天起，在做信息传媒的设想破灭后，我每时每刻地都在构想下一步的经营方向。那一段时间阿唐的脑细胞的死亡一定很快。

　　　　首先，我想做科技书刊的翻译出版。

　　　　为此联系了在出版社工作的馨儿，她帮我和他们出版社出版处的处长牵上了线，大家碰头一谈，发现难度很大，主要是两个问题：侵权和风险。前者要想获得国外作者的无偿或低价的翻译再版授权，在短时间里几乎不可能，正式出版社不敢冒未有授权的风险出版。后者是对于非畅销性类的科技书出版，出版社采用的是作者垫支印刷费用或自我负责印刷的办法，一句话，我出版社只卖给你一个书号，剩下的工作和风险都是你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尝试，按祝建国的想法，我让阿唐太寄了一本有关VB的书。我们三个协力翻译完了第一章后，意外地发现这是一本普及类的书，并不是我们希望的用于编程的工具书。

　　　　此前，中关村出版的科技翻译书刊，大都是未经原作者授权的。等到我们想做的时候，大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利於此等行为，一句话，太晚了。阿唐也是犯了跟风的错误。

　　　　其次，我想到了抢注商标的办法。

　　　　我当时预料到了国际著名公司很快就要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如果能在此前抢先在中国注册其商标，届时可以大赚一笔！

　　　　联络了XX学院的小白，他北大法律系的同学就在国家商标局工作。尝试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大意是，凡属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即没有明确的市场行为的商标注册，如果日后与海外原商标持有者冲突，中国不保护境内的第一注册者。到底这是中国法律上的定义还是人为的行为，我一直不清楚。这个中国特色倒是应该向世界推荐。

　　　　再次，我对GPS车载定位产生了兴趣。

　　　　我的一个本科同学在航天部某院做GPS定位的研究，已经有了原型机。我们设想了将其小型化后，装在汽车上做为导航，定位，搜索，交通控制及防盗的用途。为此，我们把那台原型机装上了车，我驾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整整一天，来帮助我同学测试其精度及稳定性。

　　　　此事的难度在于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技术上的问题是定位精度不够，当时是用美国的24颗定位卫星的公开资源来定位，精度只能达到100米，这对于城市街道定位是不够的。市场上的难度是触及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权限，如果不是与公安部门联手研发共同推广，恐怕就是搞出来也不会允许你销售。

　　　　对于94年的阿唐而言，这基本上也是一个有限资源试图做无限事业的范例。

　　　　今天GPS的车载导航定位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这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和技术上的关系并不大。

　　　　又次，我和祝建国的同学探讨了在北京昌平做货仓式销售的可能性。这一想法是来自于美国的自选商场，如COSTCO。

　　　　设想是联锁店，电脑管理，非门面营业场所。利润点除开本店商品销售收入，也包括联锁扩张的概念销售收入，即你出钱，我帮你照我的样子建起来，你要付我转让费。在95年，如果我能够在中国静下心来做一年，这一想法也不是不可能做大的。当然，2000年我回国时，货仓式销售已经遍地开花，但这并不能说明走在前面的几个赚不到钱。

　　　　在尝试过所有我不熟悉的领域之后，我们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技术贸易，准备引进来走出去。

　　　　走出去做的还不错。在拿到营业执照的第一时间里，我和董强赶到北大新天地签署了代理销售“中文之星”的协议。95年，大概在新马和北美等地卖了有一二百个正版拷贝。

　　　　引进来则全无成效，除了几本编程类的书籍之外，再无其它的东西可言。

　　　　我当时的想法是，贸易收入应该负担起公司日常营业的支出，今后的发展还是要靠产品的开发。因此除开在贸易领域打转转外，我也对产品开发倾注了精力。

　　　　当年从天翔率先出走的金晓光，已经从深圳回到了北京，仍然在9403的技术开发部。这些年，金晓光一直活跃在软件技术开发的前沿。我约见了他，请教在当时中国的软件市场，还可以做些什么？

　　　　他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还能做什么，你把国外的软件拿来卖就好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顶尖的软件开发人员的想法。也就是说，软件产品的开发环境和方法上，我们距离国外的先进水平相去甚远，尤其是软件的系统设计。自己关起门来搞的，无非是闭门造车的低水平自我重复，意义实在不大。在国外软件的冲击下，最后一定会一败涂地。

　　　　当时，阿唐对金晓光的言论体会并不深刻，今天再看回去，才得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这一现象。应用软件的发展，是依附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的，系统运作的商业模式和信息化的普及程度，对应用软件开发的影响远远大於技术手段发展的影响，说这是本与末的关系也不为过。一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一定是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这在当前地球村的大趋势下，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即使以中国曾经如此封闭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也逐渐向发达国家模式接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试图保持自己的软件信息产业独立发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或许，与印度一样，变成世界软件的加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祝建国自己有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做管理信息系统。实际上，这一想法已经离后几年大行其道的的数据库管理相去不远了。限於技术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一设想最终也没有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

　　　　在近两年的老枪史上，经营的重点始终放在技术贸易之上，原来设想的技术开发，没有真正地变成现实。
第五十九章　京城车夫
　　　　第五十九章京城车夫

　　　　北京前门西大街。

　　　　我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临近前门大街时，我临时起意，做了一个右转弯想上前门大街。刚刚转过来，路边两个警察一招手，把我的车截停下来。

　　　　把车开到了路旁，我心里骂道，这中国的警察和美国的一样狡猾，专门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抓人！

　　　　坐在车里，我按照美国的习惯坐在车里等警察上来问话。左等右等，警察都不上来，两人居然站在一旁自顾自地聊上了。

　　　　我一想，好像不对，我应该上前去问候警察先生。

　　　　下了车，我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这要是在美国，估计那警察已经拔出枪来指着我大喊，别动！

　　　　两个警察停止了谈话，转过脸来看着我，“噢，你到底下来了，我们还以外你要在车上坐一辈子呢！”

　　　　我陪着笑说，不懂规矩。

　　　　警察问要我驾照，我就把那个加州驾照掏出来递了过去。

　　　　警察翻来复去地看了半天，对另一个警察笑着说，“这洋文咱也看不懂啊！”

　　　　又转过脸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语调里充满了好奇，脸上的严肃早就无影无踪。

　　　　“中国人在美国。”我连忙解释，脑海里浮现出北京人在纽约的情景。

　　　　“噢，那就是绿卡喽！”警察知道的还挺多。

　　　　“是，是！”我赶紧顺杆往上爬。

　　　　“你们美国开车被警察抓住了，都不下车吗？”警察还有闲心跟我聊天。

　　　　“对，都是在车上等着警察上来问话。”我很耐心。

　　　　“那为什么呢？”警察的好奇心还很重。

　　　　“可能是怕抓到的是一个坏人，跳下车跟警察拼命。所以，警察不让你下车。”我依旧耐心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美国警察厉害不？”另一位也上来凑热闹。

　　　　我笑着说，“不厉害，依法办事。”

　　　　然后警察递过一个罚款单，写着：禁转路口右转，罚款5元。交了罚款，警察问我，“服不服？”

　　　　我说，“服！”

　　　　“那赶紧走吧，这个路口不能右转！”警察很客气地跟我挥挥手道别。

　　　　上了车，我才注意到，前门西大街路口旁边真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画了一个禁止右转的标志。如果开车在100米外，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

　　　　在北京开车的一个难题是，需要记住太多的特殊路段的行驶方向和禁行规则，而且，这些规则还总在变，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陷阱。

　　　　这是阿唐京城驾车的第一次惊魂记。

　　　　94年11月，在从寰宇辞工的同时，我也自大唐公司脱离出来，在接受了一些滞销的硬件产品后，我也同时接受了那辆面包车。从此，我成了京城有车一族。

　　　　在从美国海归之前，我曾申请了一个国际驾照，想用于回国之后的汽车驾驶。等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国在此点上并未与国际接轨，那个国际驾照根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