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沉浮录-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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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他来大唐找我说起台商王赢利要换掉易森的事时，就提到皇朝软件应该移植到Windows下。如果92年皇朝这样做了，完全可能就变成了另一个局面，民族软件工业很可能会多保留一块阵地。
阿唐现在的公司大老板在十几年前搞出了一个DOS下的不见得比同类高明的软件，次年一个聪明的未毕业的COOP加盟，在半年时间里，将其移植到Windows下，那时其它的同类软件还痴迷于DOS中。随着Windows的普及，我们的软件由当年的5％市场占有率，上升到了今天的70％，稳稳地坐在市场老大的位置上，供养了一大批闲人。
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适当的产品，Thatisit！
第四十七章 大马友人
第四十七章大马友人
海南归来后，我们雇下司机苏师傅的面包车。每天苏师傅开车先到黑子家接上黑子一家，先送黑子妻及子去酒仙桥，然后到我家接上我，一起到公司来。小虎住在公司里，玉敏住在京西，可以每月报销一定的的士费用。
白天没事时，苏师傅可以到中关村干私活，有事一呼，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回来。
一时间，阿唐似乎变成了出有车的老板阶级了。
一天上班的路上，见皇朝的郑升在路边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心里还颇有几分得意。呵呵，其实人家那样还锻炼了身体。后来，随着日子的安逸，我的体重渐涨，终於于次年的5月，拒绝坐车，每天沿着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一路骑车上班了。
郑升在皇朝的工资是美金500元，92年换算成人民币是3000多元，应该是可以坐的起的士，可能这样做是要表榜和员工打成一片。其实，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些个小伎俩是无助于成事的。果然，他不久就被易森撵出了皇朝。
苏师傅是个糙人，那年有40上下。苏师傅的车是一辆昌河面包，是他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小舅子拥有，苏师傅用该车每天在外面揽私活，每月交给小舅子500元。
我们的租车费是每月1500，后来涨到1600，再加上他自己出去挣的，收入远较他原来跑单帮时稳定。
苏师傅是典型的北京市井大爷作风，有点钱就烧得慌，很快，手上就带上了一个金戒指。而且在拉客过程中，和街头暗娼勾搭上了，几次我都在车上看到同一个女人，终於引发了苏太的疑心，一度每天都跟着老苏的车来我们公司上班。
苏师傅脾气很大，有时会为一些路途远近的小事，发点脾气。听说过去有些落魄的满清贵族后裔在街上拉黄包车，见到过去的包衣奴才，也是这付嘴脸。难道这风气也可以遗传？可我们也不是奴才之后啊？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是苏师傅的老板才对嘛。
终於到92年的秋天，因为第二天要去首都机场接寰宇的厂长小马，苏大爷大发雷霆说，道太远，他不能侍候这活，撂挑子不干了！
无奈，第二天去机场只好打的士。
小马还问我们，你们的车呢？
黑子的急智尤在阿唐之上，说，汽油涨价，人家昨天不干了，回去告诉路总给我们多拨一点交通费吧！
过了一阵子，苏太拽着苏师傅上门来坐坐，意思是给我们陪个不是。我们已经决定自己买车，没有理这个碴。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苏师傅，那年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苏师傅在外面奔波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92年5月，大马的王银贵来京，我和黑子去机场接的机，用的是苏师傅的车。
奇怪的是，一路上王银贵和苏师傅的话比我们还多，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那苏师傅不是一个好相与的，平时我们跟他的话都不怎么多，那天俩人却叨咕了一路。莫非是气味相投，乌龟找王八？得罪啊，王先生，呵呵……
其实，苏师傅但凡有1/10的王银贵的踏踏实实的奋斗精神，几年下来，开的就是自己的车了。
那年我在大马吉隆坡王先生的厂里，见他打长途时眼睛总是盯着桌上的时钟，往往是最后几句话突然加快速度说完，啪地电话就挂上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嘿嘿一笑说，长话费以分钟为单位计算，马上就要到钟了。现在我估计他大概不用如此紧张了，一来电话费便宜了，二来现在大都是以秒为单位计算了。
这次王先生北京之行，是来参加他的经营夥伴台商林某牵头组织的台湾印刷业者大陆访问团的。林老板在王先生的厂里有投资，但王先生控制大头。
林老板的厂子是台湾最大的印刷厂之一，林某一看就是承祖荫者。我见过的所有海外来中国经商的人中，只有林某和后文将出现的David是这种类型。人说，三代富而贵族。林某的做派就是这样，一看就和平头百姓不一样，骨子里的雍容是与生俱来的。
我陪着王先生跑了几天，见了各式人等，俨然是洋奴跟班一般。
我们还参加了轻工业部和一个什么对台机构出面主办的招待晚宴。席上，在大陆方面的主持人说了一番官样文章后，一个年轻的台商站起来大放厥词，什么你们的楼盖了不少，路上跑的车却不如台北多，北京的楼是国家盖的，台北的车却是百姓自己买的。言外之意是大陆国富民穷。说完后，没人接碴，一片冷场。我一直以为只有大陆人热心政治，会不分地点场合的谈论政治，那天可是开了眼，见识了一个来自台湾的政治热心人士。
一天，王先生一定要上我家坐坐，说去拜见阿唐太，估计是受王太的嘱托。我在他家住的时候，他们全家上下都对我和中国的生活兴趣十足。顺便提一句，王太是个大美人，那年长子都16岁了，她看起来还是三十来岁的样子。
到了我家，就到处照相，说带回去给家人看。最后还要在我家里吃家常饭。
很遗憾，他仍然对投资中国兴趣缺缺。今天看来，他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能亲力亲为，易地小规模投资一定会死得很惨！
新加坡的清福贵92年在天津投资了一家玩具厂，这还是他起家的老本行。买了我们两台电脑，我和玉敏去安装调试。一夥鸟人，怪里怪气，货款拖了两个月才付清，还退了一台回来。
捱到93年，清福贵终於受不了，四处打听是否有人愿意接手。这种本人不能亲自出马管理的易地投资，投大了不放心，投小了成不了事。左右为难。
接踵而至的是大马口令的张鹏程，我接到他的邀请，第一时间就赶了去，相视一笑，握手言欢。俩人吃了晚饭立刻就奔了上文提到的天安门。
这次张鹏程是来谈与X大的合作事宜，因此后几天的安排都是X大安排的。他抽空来到大唐一次，进了门就喊，“Hotel；Hotel！这一个是Hotel嘛！”说完了就笑。回头又看我一身休闲服装打扮，就笑得更厉害了，“你这是上班还是旅游？”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进化到行业内有一定的着装惯例，国际上是至少市场销售人员要西装革履。张鹏程骨子里还是个文人，一见之下，难免大惊小怪，惊呼出声。回大马后，他是否把我们写到他的文章里就不知道了。
94年我回中国，又逢张鹏程来京，还带了好几个大马华人同行。这时，他已经是口令公司的CEO了。
我也是陪同他四处奔忙，访问他有兴趣的公司。
95年，我在温哥华联络他，他已经不在口令公司了，成为X大在大马投资的新公司的CEO。
日前上网查找，豁然发现他老兄的大头照在公司网页显赫位置，一副神采奕奕的领袖风采！
记得在大马的时候，一次他带我去参观一个电脑展。在展览会上，张鹏程指着那些国际知名公司告诉我，当初他们刚刚进入大马市场，都是先找当地的公司合作，羽翼丰满之后，立刻甩开合作者单干。
说者有意，听者无心。91年到95年，张鹏程的个人职业生涯就是这样走过的。何等敏捷的嗅觉和身手！
据阿唐所知，世界知名的成功公司的创始人大都不是技术背景，即使是也很快就被职业经理人给替换掉。象比尔盖兹这样的实属罕见。
是不是长期的工程技术训练的结果，让我们习惯于按部就班地思考和推理，缺乏大胆的想象能力和跳跃性的思考方法？
至少阿唐本人就是这样。你提出一个目标，不管多朦胧，我都会找到方法去一步一步地向目标迈进。如果没有人来点拨，就容易随波逐流，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有读者EMAIL问阿唐，为什么你会在东四小店和送货生涯上做那么久？原因可能就是没有一盏指路的明灯啊！
第四十八章 寰宇代表
第四十八章寰宇代表
随着代表处设立，软件开发，硬件销售各项工作的逐步开展，日子过的写意起来。酣酣然，似乎老邓描述的小康美景已经提前落到我等身上了。
海南的货一到，马上就把消息发到相熟的关系公司，通常在一个星期内就能销售一空。除了留下代表处的经营费用，通常还有5~10％的利润。爽啊，爽！
我们还承担了一些送往迎来的工作。寰宇的人出差来北京，我们会做些安排酒店，接送机，游玩一类的服务工作。另外，路总有时来京公干，我们会鞍前马后的当马崽。他是一个尊重人的人，不象一些暴发户那样，以在人前折辱他人做为抬高自己身份的手段，相处的感觉让人感到很舒畅。
送往迎来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搞机票。海南与大陆的主要商务客流管道无疑是飞机，因此临时起意的购买机票就成了我们的噩梦。好在阿唐的一个本科同学在民航工作，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搞到机票。
一次，牛猛有事情需要当天赶回海南，我同学指示我们直接去首都机场的指挥塔台找某某某。
塔台的入口处有一个经济警察在守卫，我告诉他，我们是来找某某某的。那经警闻言后，往里面挂一个电话。我猜想，是要告诉我的关系下来见我，正象航天部或航空部或总参X部一样，访客一般是要里面的人出来领进去的。
经警放下电话说，“你们上去吧，电梯会自动送你们到顶楼。”
我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没有任何身份校验，一通电话就放行了。
电梯把我和牛猛送到顶楼，这里是首都机场的飞行指挥中心，所有进出机场的飞机都是由这里调度。一个三百六十度视野的环形玻璃窗内，是摆成环形的导航设备，电脑，雷达荧屏，通讯器材等，几个二十几岁的小年轻坐在设备前忙活着，有人对着话筒喊，“019，沿第三通道进场！019，沿第三通道进场！……H37，pleasewaitonemomentuntil”，也有人在调试着什么设备，还有人在吃方便面，用的饭盆与阿唐大学时代的雷同。
听到门响，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转椅上转过身来，“阿唐？”
“对，我就是。”我连忙答应，不过脚下没敢动地方。这可是首都机场的白虎节堂啊，机要中的机要之地！
那人站起来，走过来说，“我是某某某，我给机长写了个条子。你们拿着条子直接到登机处，把条子给登记的人一看就成了。”
说着，一张写在电脑打印纸上便条塞到我手里，上面写着，“某某，我朋友要飞往海口，请给予协助为盼。某某某，X月X日。”
我小心地问了一句，“不用把我们的名字写上吗？”
那小哥们儿一摆手，“不用！等你们到了登机处办理补票手续时，告诉他们就成。”
告别后，我们遵旨办理，果如其言，一切顺利。
拿到了登机牌，牛猛兀自未从震惊中醒来，定定地望着我说，“阿唐，我每次进出北京坐的飞机都是楼上那帮子小混混儿指挥调度的吗？日球子，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么？！”
老实说，如此松散儿戏的空中管制运行模式，也是我所始料未及的。
希望今天的首都机场不是这个样子了，否则随便什么人都能轻易地造成首都空中交通的大瘫痪。
92年6月，我们迎来了代表处成立以来的第一件大事情，筹办参加一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电子产品展销会。我过去在天翔和皇朝时，这是每年销售活动的重头戏，你要是不去或是展位的位置不够好，代理们就会以为你完蛋了，不再来睬你了。
接到路总的通知时，早已过了参展的报名期。幸好，原来天翔的办公室主任小慧在天翔分裂后，调到长城展览公司管摊位分配，我从她手里硬是挤出了一个摊位，二楼正对楼梯，绝好的地点。
这次总公司派来了厂长小马和厂里最高学历者北大毕业的小蔡来协助展览，带来了一套新潮的家庭影院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