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沉浮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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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大喜，马上叽哩咕噜地对我说了一串英语，然后把话筒对着我，面对着面前的摄像镜头，我真恨自己当初没有把外语学好！
老总看出我的窘态，忙为我翻译，“你觉得这家报社很先进吗？比起中国如何？”
X，这可不是难为我阿唐么，就是外交官也不一定能回答好啊。我硬着头皮说，
“很好，新人日报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人员素质，都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和我们中国最大的报社——人民日报各有千秋！”吹贝，他们也不知道人民日报哪里是我这号的可以随便参观的。
老总满意的不得了，赶紧把一行人让到别处继续采访。
事后电视台是否播出了这一段我就不知道了，这样的采访明显具有很强的商业色彩，跟银子有直接关系。
新人日报当天倒是登出了我的大头照，不过是个侧面。难道阿唐就真的如此不上相吗？郁闷ing……
晚上，张鹏程载我回住处。口令公司几个没有结婚的员工合租了一套TownHouse，中国叫城市屋，大马叫排屋，取其左右相连成一排之意。我住在张鹏程的房间里，他挤到别人的房间去了。
大马的中文用语和世界各地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如卡车称罗喱，十万称一百千，百分比称巴仙等。开始读他们的报纸，还真费劲。我总结了大约有30几个不同的词汇，今天只能想起来这么几个了。
回去后，先冲凉。每天冲三个凉雷打不动，早上起床后，下午下班后，晚上上床前。不然，那黏唧唧地感觉可真不好受。
接着一行人坐车出外去吃饭。
其中一道本地菜很有意思，叫“肉骨茶”，里面有猪肉，排骨，白菜，冬菇，和着一些中药煮成的。味道很好，且不油腻。
我听着他们用各式语言在和餐厅老板和招待交谈，表示很是佩服。
他们却苦笑说，大马华人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学语言上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大马华人，要懂马来语，英语或华语，广东话或闽南话，而大部分人是懂以上全部五种。
星期六一大早，张鹏程载我去几百公里外的他的家乡——马六甲一游。
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两边是绵延不绝的原始森林和橡胶林，几乎看不到任何城镇。我心中感慨万千，这两国资源的人均差距何其巨大也！
张鹏程才华横溢，文章写的好，字也不错，是南洋商报的特约专栏作家，专写政论文章。他是文科背景，对企业管理也浸润颇深。交际广泛，是个社会小名人。做事情有魄力，敢为天下先。意志坚强，嗅觉敏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本应该列入我所佩服的商界朋友中的首席地位，但我和他的行事方式和道德准则实在大相径庭，我是羡慕而不佩服。呵呵，鹏程兄，得罪了！这或许是你成功了，我却猫在北美写代码的原因所在。
马六甲有大马最古老的遗迹，大概有几百年历史。还有华人纪念郑和的三宝山，三宝井和三宝祠。
92年，张鹏程访京，我去接的机，当天晚上他就逼着我去天安门。走在天安门至午门的御道上，他兴奋地不停地喊，“哎呀，我走在大明皇帝的御道上了！大明皇帝的御道！那时的大马番王还在丛林里追猴子呢！”
一路上，我们一直在闲聊。他的中文杂书背景很广很深，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厉害的一个。还好阿唐的书读得也还算多，分析能力也还马马虎虎，总算没有让4，5代的海外移民给看扁了。
不过，可能他的中文主要是通过自学得来的，所以有些字发音不对，如撤军，读成撒军等。我一一加以纠正。
最后他说，阿唐，你和其他大陆来的很不一样，他们只能听我不停地说，哼哼哈哈而已。
我说，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在旁边。
张鹏程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那天他说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有一个观点很新颖，记忆深刻。
他说，华人占大马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能力却要占到一半以上，马来人根本无法与华人竞争，只能采取对华人加以种种限制的方法来约束华人的竞争力。接着他反问我，知道为什么热带民族竞争不过温带民族吗？
我摇摇头，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一命题。
鹏程说，“热带气候没有冬夏之分，果实一年四季都有熟。饿了，伸手就可以在树上摘一个下来吃，人们自然就没有仓储和计划的习惯，这样就不能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分工，妨碍了文明的进步。”
乖乖龙的东，这个张鹏程还真有两下板眼咧，我佩服的紧。
傍晚回到住处，鹏程说晚上台湾的李敖在南洋商报有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同去？
我觉得有一点累，又不知道李敖是何方神圣，就谢绝了。后来知道了其人其事，追悔莫及，失去了当面听李敖粗口的大好机会。
转眼来大马已经3个多星期了。
星期五下午，贺始辰过来告诉我，明天如果我没有别的安排，他要带我去“云顶”，我点头称好。
贺始辰因为反对采用皇朝系统，所以在我刚来时，对我相当不假辞色。一段时间处下来，发现彼此实在都是好人，又都精通本行的业务，遂开始相处甚欢。
星期六上午九点，贺始辰就准时来找我。当我知道他家在百公里外的郊外，一大早乘公车过来的，我心里忽然感动莫名。后来他到北京来，我都是餐馆，卡拉OK，长城的招待不停，恐怕就是和那天早上的感动有关。
我们坐的士先到了始辰的好朋友小吴的家，然后一行三人乘小吴刚刚买的二手车直奔云顶。
云顶是世界著名赌场，座落在吉隆坡附近的高山之巅，因为海拔高云雾缭绕而得名。
一路上，始辰讲了一个小吴的丑事。一次，小吴到北京旅游，在琉璃厂的字画店外碰到了两个要求兑换美金的人，1：6。5，远远高于当时的官价。小吴贪财换了500美金，等俩人不见了一数，除了上面几张是100元的钞票外，其它的都是白纸！
说说笑笑间，车子已经“跃上葱茏四百旋”，置身于云雾之中了。记得10年前，我和同伴登五当山，几经挣扎，才深入云海之中，已是半天时间，大汗如雨。
正得意处，小吴将车子停在路旁的一个停车场说，下面的路很陡，这台老爷车会吃不消，我们安步当车吧。
於是，三人弃车开步，坐上缆车，摇摇摆摆地直上九重。
云顶赌场相当大，进门前要换上马来西亚“国服”——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听说马来族是不得入内的，可我很纳闷如何分辨得出。
这是阿唐第一次进赌场，跟随始辰小吴，换了20元马币的赌注就下了场。那时候的阿唐对赌是一窍不通，什么都不会，只好去拉老虎机。当然，现在也是一样，还是只会玩吃角子老虎，呵呵。
不一时，我和始辰就输得精光，只有小吴有所斩获，赢了十几块。
一开始，我就打算输完这20块钱就拉倒，所以歇手罢战，四处逛逛。可惜什么都不懂，连热闹都看不成，很快三人就撤了。
晚上，因为我抢着付了晚餐的钱，所以小吴一定要请卡拉OK。
这也是阿唐平生第一次唱卡拉OK。想起来那时的北京真和现在的乡下差不多少，要吃没吃处，要玩没玩处。南风北上，是92年老邓南巡讲话之后的事情了。老邓，恩公啊！
那天，我唱了一个“血染的风采”。可能从没有人在这里唱过大陆歌曲，歌厅里一片寂静，唱完之后居然响起了很长时间的掌声。我方才知道，原来我还有点歌厅票友的天赋。
后来钓鱼时，我更喜欢去歌厅而不是去蹦的。
第四十章 东窗事发
第四十章东窗事发
又是一个星期五。下班时，王银贵来开车接我去他家渡周末。王银贵是新加坡清福贵的朋友，来吉隆坡第一天，清福贵就带我认识了他。我和清福贵之间一直是彬彬有礼，和王银贵却是一见如故。
王银贵，50来岁，比我略矮，除了一对招风耳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汉子。
他经营着吉隆坡最大的华人印刷厂，有雇员20来个，算是在当地侨界，小有名气的人物。
刚一上车，王先生就很大声地对我说，“阿唐，怎样？”
我笑着说，“能怎样？很好啊！”
他放声大笑。
王先生人很开朗，极擅交际，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三教九流，到处是朋友。我想我这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境界。
只有一点，可能由于他是白手起家做到今天的地步，花钱上很仔细，显得过於小家子气，尽管他对朋友还是很讲义气的。92年我陪同他走访北京的轻工业部，他想游说当局组团去大马展出中国的印刷设备。那天，他拎了一个很古旧的皮箱，我问他是否有新的，他摇摇头，时间又紧，只好就这样去了。果然，见面时，那对外交流处的处长就一直上上下下的打量王银贵的装束，我在一旁干着急。晚宴后，我和玉敏用我们的车送处长回家，那斯就跟我套磁，打听王银贵是否有钱。我告诉他，王很有钱，只是贫寒出身，节省惯了而已。处长半信半疑而去。回头我就点了王银贵几次，告诉他目前的中国还是很讲面子，港台的商人把风气又带坏了，要想在中国有所发展，面子上的事一定要做足。可惜效果不大，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展览是否搞成。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后宫，今天这里要举行由大马中文学校校董会举办的募款招待会，门票100马币一张。
晚宴时，有孩童们的才艺表演，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乐演奏，各式武术表演，一时间莺歌燕舞，端的是满堂融融，仿佛回到中国一般。
我非常感动，他们已经是第多少代的华人了，居然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的如此之好。
王先生告诉我，这些孩子们的表演都是从中国请来的老师教授的。
意外的是，到场祝贺的只有台湾的经济文化代表处，没有大陆的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出席。
我知道，当时大陆和台湾都有“汉贼不两立”的说法，你去我就不去，咱们两家不能同台！但是，置身在海外侨胞炽热的大中华文化海洋里，我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晚上住在王先生家的客房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台湾印刷业专业杂志，上面居然有天翔软件的一张照片，背景是易森的软件使用手册。看来，天翔软件还真的名声在外。
一大早起床后，在王先生家的院子里转转，来大马快一个月了，还没有如此清闲过。王先生家在半山上，算是富人区，周围大都是政府的公务人员，昨天王先生这样告诉我。环顾左右，都是豪宅大院。今天回想起来，以北美的标准，也是Monster一类。
第一次到王先生的家时，心里想，我这一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豪宅了！嘿嘿，当然，今天阿唐家的房子也不过刚好容一家四口栖身而已。
我不是一个拜物主义者，但刚出国时物资生活水平的差异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王先生的孩子们在车库里打乒乓球，欢声笑语不断。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
他的长子后来在北京某印刷学院读书，我曾多方款待。后来王先生很有感慨的说，这么多中国来的人，只交到阿唐你一个朋友！
上午王先生带我去会他台湾来的朋友，他很喜欢领我四处跑，一方面忙他的业务，一方面给我一个认识大马的机会。
王先生的几个朋友住在市中心的一个饭店，我们上去的时候，他们刚刚起床。我豁然发现床上有两个年轻的马来男人兀自蒙头大睡不醒，心里动了一下。回头一想，可能这几个台湾人有龙阳之癖吧。
王先生祖籍福建，他很有商业头脑。当时很多台湾人在东南亚投资，王先生的厂子就有台湾一家很大企业的投资。
然后一行人一起去吃早茶。我对广式点心的嗜好，可能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有趣的是，旁边席上有人叫了半生不熟的鸡蛋来，敲了一个小洞用嘴吸着吃。
星期一下班，张鹏程接我回口令公司员工的住处时，态度很奇怪，明显有些火气，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我不明就里，还以为是因为我整个周末都住在王先生家的缘故。
第二天，去新人日报前，我先在口令公司给北京的易森打了一个电话，他的口气不咸不淡，对我汇报的新情况明显不如前几天那么有兴趣。我撂下电话想，怪哉！
到了报社，我敲开老总办公室的门，说要用他电话跟LP汇报情况，他很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