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沉浮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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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到记者在北京采访蔡家启，他带了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
但在皇朝的问题上，蔡家启能够做的其实很有限。上有大股东黄亮升对易森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下有王赢利以电脑业内人士身份操办具体行为，他只能居中做点哼哼哈哈的事情。那天的谈话，他没有追问我到底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我情绪不高，也说明了他处境尴尬，并不能真的站出来做点什么。
最后，我对蔡家启说，“家启兄请放心，无论我心中如何不痛快，工作还是工作，我不会因此而影响工作的。”
这个确实是我一贯的立场。
这次和蔡家启谈完话后不久，易森把我找去正式谈话。
这次他没有面向屏幕，而是完全转过身来看着我，面带微笑的说，“很长时间没有和你好好谈谈，是我太忙了。”
顿了一下，他看了看手里的笔，这是他的习惯，在说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前，目光不能定在谈话人身上。
“我最近看了一遍你写的使用手册，写的确实好！文笔非常流畅，结构也好，而且深入浅出。我很满意！”他很诚恳地说。
这是我与易森交往两年来，他第一次以如此正经的口气夸奖我，通常都是以半带调侃的方式说话。比如，他想夸我少年老成，就经常给人讲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展销会上，我对馨儿交待完事情就先走了。旁边展位上的人问馨儿，你们老板多大年纪了，走路还这么虎虎生威。馨儿笑成一团说，他才26岁呀！这个故事被易森改编成了，你们老板保养得真好，50多岁的人看起来跟40来岁似的！
我多少有点感动，不过又一转念，X，都写完快一年了，今天才说好？！
“新加坡的清福贵已经将我们的软件卖到了马来西亚的新人日报，现在他们需要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做软件的安装，调试和培训，公司决定派你去一趟，为期一个半月。”易森接着说。
出国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嗯，不错不错。看来，人该忍的时候还是要忍，如果象小邹那样一给脸色就拍拍屁股走人，就出不了这趟洋差喽。我心中暗自得意。
上次找我谈话，蔡家启看来是想摸摸我的底。这人真不错，那次的谈话，其实我的反应并不十分正面，看来他并没有说出来。
后来我也想过为什么易森明知我和他已经有了距离还要派我出国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没人可派。这个人选既要懂技术，又要有市场经验，能够与人打交道，我似乎是唯一人选；二是我可能在他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以我的精明强干忠心耿耿，如果已经被驯服了，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将。不过，他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不是他LP，打完了揉一揉就完事了，我有我的自尊。夫妻之间的事情外人很难说清楚，属於周渝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风雨过后又是一个晴天。
接下来就是办理出国的相关手续，护照，签证一类事宜，都是会计小冬出面办理的。因为小邹离开时，手下只有小冬和小魏两个兵，很多事情的头绪只有小冬知道，一时间，小冬忙得象管理部的经理似的。
当时的中国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就连皇朝这样的外商独资企业也不例外，有一个婆婆叫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所有需要的上级单位的章都是这个中心盖的。
有趣的是，我拿到的是因私护照，因为我不属於国家的人了。
91年11月中的一天，我在首都机场踏上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客机，开始了我第二次飞机之旅，第一次境外之行。
早就听说新航的空姐漂亮，其实平平，或许阿唐运气不好，赶上了一拨残次品，感觉还不如上次的国内航班上的国产空姐漂亮。还好她们大都会说点普通话，台湾叫国语，新马叫华语，再加上有过一次飞机经验，所以喝水吃饭倒也顺利，再加上周围的新加坡人看起来和大陆人一样，也没有觉得有何不妥，象极了一次国内之旅。
傍晚时分，抵达新加坡，官员居然会讲华语，问要停留多久，我说明早就离开新加坡去大马，他看了我的机票，就放行了。
出了海关，一个黑黑的马来人问我，“Mr。艾昙？”
我茫然四顾。
他拿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着“Mr。ATang”，我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Yes！yes！”
以后听鬼佬叫我的名字一直是个噩梦，很少有人能发对音。看来当初制定汉语拼音时，有点闭门造车了，只考虑让自己的国人用起来方便，没有考虑老外的发音习惯。
那人把我拐来拐去地带到一个矮个子面前，拿了小费，走了。
矮个子伸出手，“我是清福贵。”
我连忙握住，“我是阿唐。”
清福贵，50岁上下，人很瘦小，透着一股多年商场上滚打出来的精明。
他的华语讲得和上次访问天翔的陈先生一样好。我们寒喧几句后，就下到地下停车场上了他的车。在新加坡期间，我没有见过地面停车场，不是地下就是地上。真是寸土寸金哪。
那时的阿唐，对汽车的概念委实不多，什么牌子一点都不知道，只觉得款式很新潮。
一路上清先生介绍说新加坡的车跟中国一样贵，因为购车的指标是公开拍卖中竞标来的，竞标的费用要远远高于购车的费用。
车子在夜色中平稳地行驶，公路旁的路灯不似北京的亮，但道路上行车线和道路旁的反光柱在车灯的光芒里反着鳞光，一目了然，微微的马达声中，车子就象是一条船，轻盈地滑行在一条标定好的航线上。
汽车灯柱的照耀下，路旁高高的椰子树无声地闪过，远近的城市灯火，把夜幕下的大地装点的错落有致，一派人工打造的人间仙境景象！
早就听说新加坡是花园城市国家，果然名不虚传！
这就是我对狮城新加坡的第一印象。
第三十九章 新马纪行
第三十九章新马纪行
贺始辰拿着一个记事本，坐在我的旁边，一项一项的向我提问。问题几乎全部都涉及到皇朝软件的系统设计缺陷或编程错误，我只能苦笑着告诉他要等新的版本出来后才能解决。
贺始辰比我略小2，3岁，小伙子人长得很端正，为人处事极为认真，少有的正人君子，少有的不苟言笑。
我已经到位於大马吉隆坡的口令电脑公司四天了，每天都在设法解答贺始辰的问题，他是公司技术支持部负责皇朝系统支持的技术骨干，已经接触我们的软件半年多了。
老实说，我都怕了这个贺始辰，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参照易森不知所云的手册，把整个系统摸得如此门清的人，同时，也找到了几乎所有的软件问题。这些天来，他不停地用这些问题来难为我，搞得我非常难堪。除了第二天他看完了我带来的新手册后，说了一句，“早点把这个拿过来，我就不会这样辛苦了！”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好话了。
正忙着，外面进来一个人，张鹏程，此次我大马之行的联络人，也是新人日报企划案的负责人。巧得很，我们同岁。他笑盈盈地看着我们说，“怎样，可不可以先停在这里？阿唐要去新人日报了。”
我歉意地对贺始辰一笑，起身随张鹏程往外走。贺始辰没有理会张鹏程的问话，径自转身忙他自己的去了。俩人的关系有点紧张，我这个刚来的人都能看出来。
从昨天起，我开始进驻新人日报，安装此次带来的新软件，帮助调试原来的系统，顺便也解答几个主要使用者提出的问题。
边往外走，张鹏程边问我，会不会驾摩托车？我答否。他说，路上正堵车，他只好驾摩托车送我去新人日报了。
我们俩带上头盔就跨上了一辆大号摩托，这应该是阿唐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跨骑在摩托上。油门一响，我们俩箭也似的就冲了出去，汇入不远的城市快速路上的滚滚车流。
两上两下的四条车道的我们这一侧，挤满了蜗行的车子，首尾相接，前后看不头。鹏程不停地来回变线，超越着一辆又一辆的车。大马是左行车，第一次坐在车里时，总是有些异样的感觉，有一种想把车子掰回到右侧的冲动。
吉隆坡坐落在一片丘陵和河流之间，城市的地貌被切割得很零碎，因而对交通影响很大，桥梁多，路口多，再加上车流量大，在市中心堵车是家常便饭。
以建筑，道路，公共设施而言，1991年的吉隆坡要远远地走在北京前面，其现代化的程度，大概还要强过2000年的北京，带给阿唐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大马在当时的世界上，不过是刚刚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坎，以此推断，中国和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的差距有多么巨大。这就是阿唐在车流中穿梭时的心中感叹。
实际上，硬件上的现代化最眩目，也最容易做到。等我1993年到了美国，发现这个超一流国家的硬件也不过耳耳，方才明白现代化的标志是全方位的，城市市容建设实在是一个很小的部分。等你摩天大楼林立之时，人家又要返朴归真了。
新人日报座落在临近市中心的一座高楼中的两层，是继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后，大马排名第三的中文报纸。
当时新人日报正在经由口令公司的策划协助，全面从铅字走向电脑文字处理。皇朝系统，被张鹏程选定为新人日报的主要的排版系统。
在当初做决策时，公司在文字处理软件上最具有技术权威的贺始辰主张选择X大的报版系统，但未被张鹏程采纳。两人至今仍为此事而时有龌龊。
放下了我，张鹏程“蹦蹦”地就开走了，他是个大忙人，里里外外地倒象是公司的第一把手。他也确实在一年后，成了口令公司的CEO。
我独自上楼，来到报社的电脑排版中心，操作员们争先恐后地和我道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他们都很年轻，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一般都是当年被卖到南洋的“猪崽”们的4，5代以后的后裔。
新马的华人教育，在高中以下阶段很多人选择了中文教育，因而在语言交流上，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开始忙着用土办法来解决前些日子发现的问题。皇朝系统的内码转换表有一些错误，某些字的位置不对，导致显示字库和打印字库不符。如果校对不认真，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笑话。而且，已经发生了。
我在尽力找出这些错误，然后告诉所有相关人员用内码输入这些字来代替其它输入，以便暂时绕过错误。
中午，贺始辰来找我一同去吃午饭。他通常是临近中午赶到新人日报，在这里做到下班。
一脚出了大楼，一阵潮湿闷热袭上身来，就象猛地一下投入了一个巨大的蒸笼，胳膊上立刻附上了一层水雾。不是汗，是空气中水分的凝结。刚一来我就知道了，从有空调的室内走出到露天就会这样。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甜腻腻的味道，挥之不去。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路边的水果摊，才明白这气味来自这些热带水果。
我问贺始辰，“今天多少度？”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我问过的所有的大马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如果今天有人问身居硅谷的阿唐同样的问题，我也同样会瞠目结舌的，除非夏天，气温变化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人会留心。
餐厅在对面建筑的地下室。食客以华人为主，还有几个印度人。
各种菜式盛放在一排食盒内，由食客任意挑选。我说了几个我喜欢的菜肴后，那老板马上抬头笑着问我，“台湾来的？”
我摇摇头，“不，是中国大陆。”
同样的问题，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被餐厅老板店铺店员问起。在大马停留期间里，一个大陆人也没有遇见过，怪不得会被人误认为是台湾人。
交银子时，那老板说什么都不收我的钱，说我是他餐厅里的第一位大陆食客，他很荣耀！
下午，新人日报的老总走过来告诉我，等一下大马电视二台会来采访，他们安排我也上镜头，让我做一下准备。
嘿嘿，阿唐要上电视了！我心里自然明白这是老总的公关举措，借我的大头，吸引观众的眼球。
未及，一行人拿着摄像机话筒之类的到了我们这一层，拍摄录入员排版员们的工作情形。接着一个持话筒的主持模样的马来男子走到了我面前，老总为我们介绍。握手后，我递上一张名片，“Thisismycard。”
那人大喜，马上叽哩咕噜地对我说了一串英语，然后把话筒对着我，面对着面前的摄像镜头，我真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