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的乡愁-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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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就连跑带滑地冲向山谷。而黄福扬、小戴、小郑等人也都绕路滑下山坡，去谷底看扬扬
的伤势。只一会儿，两位竿夫已到谷底，大家七手八脚，把扬扬抬上滑竿，竿夫奔跑着跑上
山路来，小戴紧跟在滑竿边，一路飞快地奔下由去。经过我身边，小戴只对我叫了一声：

　　　　“别担心，山下就有医院。”

　　　　我连伤势都来不及问，他们就“冲”下山去了。

　　　　此时，我已经吓得四肢无力，魂飞魄散。心想，在万年寺里，大家跪在菩萨前祈祷，我
还特别叫扬扬去磕了个头。如果有神有佛，该保佑我们的扬扬呀，怎能让他摔伤呢？我又担
心杨洁，看到扬扬如此，她会不会吓得心脏病发？此时此刻，真是懊悔。早知道就不要上峨
眉山来了！以为“万无一失”，仍然“出了差错”！李蕙、黄福扬、小何、小郑等人围着
我，大家都脸色发青，小郑说：“头摔破了，在流血，希望没有脑震荡！”

　　　　没有人再有任何心思去游山玩水了。当一乘滑竿来到我身边时，我乖乖地上了滑竿，就
催竿夫快下山去。

　　　　提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我们大队人马都到了山下。我一眼看到杨洁，正在摊贩处买东
西，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我在惑不解，难道她没见到扬扬？难道大家把她
“瞒”过去了？我两条腿还是软的，走向她。她抬头对我咧嘴一笑，挥挥手说：“小孩子摔
一跤，没什么关系，不要大惊小怪！”

　　　　我瞪大眼睛，半天，才问：

　　　　“他们去哪里了？”“包了一辆车，小戴陪同他去医院！”杨洁说。

　　　　“摔得怎样？”我提心吊胆地问。

　　　　“流了一点血吧！”杨洁轻描淡写。

　　　　此时，我已铁定杨洁并没弄清楚，扬扬这跤是怎么摔的。鑫涛见我神色不对，急忙过来
安慰我：“还好还好，只是头摔破了，没什么要紧。现在，我们大家都去医院看看吧！”我
们大队人马上了车，赶到山下的小卫生所，我一直都心魂不定。谁知道，到了卫生所，就看
到扬扬头上包着纱布，从里面“走”出来了，一脸笑嘻嘻地说：

　　　　“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张，真的没事！”

　　　　我跑过去，又看他的手，又看他的脚，又看他的前胸后背，真是佛祖保佑，他除了头上
的伤口以外，只有一些淤伤，而且，没有任何地方伤筋动骨。他挑着眉毛说：

　　　　“我只是摔晕了，等到乘上滑竿，人就醒了！滑竿抬到山下，我就怕我妈紧张，所以挥
着手对我妈先喊了一声‘没事’，我妈以为我只是小小的滑了一下，哈哈？”

　　　　小伙子还笑呢！我差点连魂都吓飞了。大家看到扬扬有惊无险，人人都喊阿弥陀佛。小
戴在一边擦着汗，连声抱歉，说照顾不周。杨洁一听，脸都涨红了，对小戴说：

　　　　“你还说抱歉，我才该说抱歉！昨天是我不争气，今天是我儿子不争气，给大家添麻
烦，又扫了大家的兴！”

　　　　说到这儿。杨洁忽然抬头，对我们大吼了一句：

　　　　“两件事都要保密！如果传到北京，给我家大齐知道了，以后一定不许我们母子出来
玩！”

　　　　大家异口同声，都称一定保密。（走笔至此，不得不向杨洁、大齐致歉。如今事过境
迁，相信大齐不会再生气了。）

　　　　我们的峨眉之行，就被扬扬的一跤结束了。大家匆匆赶回成都。又送扬扬去大医院检查
疗伤。伤口缝了两针，身上确无大碍。我惊魂甫定，看扬扬头上裹着纱布，带着一脸歉然的
微笑，自始至终，没叫过一个痛字。不禁对他又心痛又怜爱。当晚，我就把他收为我的“干
儿子”。这，也是我大陆行中，一个意外的收获。剪不断的乡愁28/42

二十三、寻根与茶馆

　　　　我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一星期。这一星期中，我去了青城、峨眉、乐山，我也去了市区的
杜甫草堂、武候祠……等名胜。我还找寻过我童年的住处——署袜街，布袋巷。

　　　　来大陆前，我就问清楚了，我四岁以前的“家”，在成都一条名叫“暑袜街”的“布袋
巷”中。署袜街，布袋巷，好乡土的街名巷名。我一到成都，就问大家，知不知道这条街这
条巷？谁知一问之下，布袋巷虽然没有了，暑袜街却依然存在，连这土土的名字，都没有
改！

　　　　我脑海中，就为署袜街勾出了一幅图画。古老的石板小路，路两旁老式的四合院，院中
有合抱的大槐树，枝桠伸出了有小花窗的矮墙。每户人家，都有两扇油漆斑驳的红门，门上
嵌着褪色的铜门环。当然，这条街一定在郊外某处，因为，街的旁边，应该是大片大片的油
菜田。

　　　　于是，有一个下午，我们驱车到了署袜街！

　　　　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条街居然在成都闹区，是条又宽又阔的交通干道。街上车水马龙，
好不热闹。来往行人如织，脚踏车穿梭不断。街边的建筑，都是楼房，至于斑驳的红漆大
门，窄窄的石板小路……都在我梦魂深处，如今是无迹可寻了。找不着旧时庭院，我又想去
找我笔下的“茶馆”。

　　　　四川除了“滑竿”这项特产外，还有一项特产，就是“茶馆”。在我的小说《几度夕阳
红》中，我曾描写过这些茶馆。事实上，我对茶馆的了解，也是从朋友处听来的，一知半
解，再加上想象力，笔下的茶馆，非常诗意。后来拍成电视剧，在水边搭出一座茶馆，一半
在岸上，一半在水中，就更加诗意了。现在到了成都，茶馆当然不能不去。陈主任听说我要
去茶馆，又特别安排了一番。他说：

　　　　“茶馆里有许多民俗表演，现在都成为绝技了，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肯学。所以，这些表
演的人，已轻易不出场表演，你要去茶馆，我们一定要请这些演艺人员，为你特别出来表演
一场！”结果，那晚，我们一伙人到了“茶馆”一看，与我想象中的茶馆，或是笔下的茶
馆，以至于电视剧《几度夕阳红》中的茶馆，都完全不一样。这家茶馆在一个闹区的小巷子
里，像一座学校的大礼堂，但已十分陈旧。里面早已坐满了人，原来都是听说要表演，全部
“老客人”都来了，座中白发苍苍的不在少数。大厅前面有舞台。座位是长板凳，板凳前有
简单的木桌，桌上有茶碗茶碟。

　　　　我们进去才发现，最前面两排的位子，全为我们面空着。有李培根先生和女作家何洁，
特别来陪伴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才坐定，就有一位短小精干的瘦削老头，前来为我们
“冲茶”。何洁坐在我身边，对我解释说：“这冲茶也是一项绝技了，老师傅可以干净利落
地把一叠茶杯茶碟，一字摔开，然后茶壶老远地对着茶杯注入，滴水不泼！这位冲茶师傅，
也很久没有出来冲过茶了，今晚，特别来表演给你看！”说着说着，那位老师傅已经拿起一
大叠茶碟（以前的茶碟大约是磁的，现在已改成铝制），扬起手来，就这么一摔，按理说，
这些茶碟会整齐的一字排开。但，不知怎的，老师傅似乎有些紧张，茶碟乒乒乓乓地摔下
来，滚了满桌子。老师傅不服气，抓起茶碟，再表演一次，又摔了满桌子。老师傅更不服
气，抓起一大把茶碟左摔右摔，怎么摔都摔不好，他叽哩咕噜，开始抱怨茶碟太轻，太不合
手。女作家何洁在我耳边悄悄说：“昨天晚上，我们就通知他，要他来表演。他一听说是表
演给台湾同胞看，紧张得一夜失眠，所以今天表演失常！”

　　　　原来如此。在何洁解释的时候，老师傅总算把茶碟弄妥当了。就开始“冲茶”，谁知这
“冲茶”也不太顺利，水花溅得到处都是，茶杯盖也盖得不利落，老师傅当然更不服气，茶
水全倒掉，又重来一遍！就在老师傅左摔杯右冲茶的当儿，表演节目开始了。实在让人意
外，也实在太精采了。有乐器演奏、有正宗川剧，有地道的“莲花落”，有独角的讽刺剧，
有“道情”——水漫金山（一人饰四角，有男有女），最难得的是“金钱板”，表演的老先
生年事已高，听说身体也不太好，早已退休，今晚破例出场，博得满堂喝采。表演“断桥”
之后，又应观众要求，再唱了一段，全场气氛，越来越热烈，座中掌声不断，喝采声此起彼
落。我放眼看去，座中的“老客人”都如醉如痴，而茶馆外面，还挤了无数的年轻人，也在
作“场外观”。

　　　　这场热烈而精彩的表演，足足表演了两个半小时。表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杨洁又吼又
叫的喝彩，最后技痒难熬，又在我们这“疯疯癫癫旅游团”的怂恿下，居然跳上台去，表演
了一段“京戏”，赢得全场掌声。可见，我们“热烈”及“忘我”的程度了！所有节目结束
后，夜色已深，可是，演员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求我签名与合照。我
看了这么精彩的一演，像是一场盛宴。当然乐意和大家合影留念。知这样一来，茶馆外围观
的群众忽然一拥而入。刹那间，我就被围困了。无数的纪念册、笔记本、小纸片……都往我
面前送，要求我签名。还有很多人拿了我的小说来，我被挤得东倒西歪，签名都无法签。可
是，我仍然握着笔，愿意为每一个人签名。我飞快地签，纸条却越来越多……就在此时。我
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

　　　　“够了！到此为止！不能再签名了！”

　　　　我抬头一看，杨洁又像那天在北京机场一样，用她那两只又长又壮的手臂，把人群往两
边“拨开”，她就这样一面拨，一面杀入重围。我知道她又来要“捉”我了，赶快低头再多
签几个名。一个“琼”字才写了下来，胳膊已被杨洁一把抓住，只听到她大叫着：“说不能
签了，你怎么还签！快走快走！”

　　　　要不走也不行呀，杨洁握着我的胳臂像一把铁钳，我简直没有动弹的余地。我就这样被
她一路拖出茶馆，李惠及黄福扬又把人群左右拦住。好不容易，我上了车。好不容易，车子
才开动了。“哇！杨洁一上车就对我一凶。”“你怎么学不会对人家说‘不’字！”我无奈
地笑了笑。不是学不会说不字，是不忍心说不字。今晚，能和我在成都的茶馆中一聚，不论
是谁，总有缘。过了今晚，谁知道，再相逢是何年何月？我想起青城山上，有人大把大把地
卖牡丹花，显然，这是牡丹盛开的季节，但是，“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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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勋姨

　　　　远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舅舅袁行云就告诉我说：

　　　　“你的勋姨在成都！”勋姨在成都！所以，成都之行，不止寻根，不止旅游，还有“探
亲！”勋姨。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母系的亲戚人数众多，我总是闹不清楚，这是那位姨妈，
那又是那个舅舅。据说，我两三岁时，只要看到女士，一律喊“阿姨”，看到男士，一律喊
“舅舅”。可见，我的阿姨和舅舅，实在不少。十一岁来了台湾，我对大陆的舅舅姨妈，印
象都渐渐淡了，唯独对于勋姨，印象深刻。在这儿，必须提起一段往事。

　　　　抗战胜利那年，我七岁。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
上的衣服，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虽然胜利了，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此时，我的勋
姨和姨夫，刚在四川乡间，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泸南中学。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
教书，母亲立刻应允，于是，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那时小妹尚未出生，我的小妹妹就是生
在泸南中学的，是我勋姨亲自接生），就跟着母亲，去住在泸南中学，父亲另有聘约，去李
庄教书。

　　　　记忆中的泸南中学，是很有趣的。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我们
住的房间，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简单极了。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乡间孩子，往往十八、九
岁，才“被说服”，来念初中一年级，一班学生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参差不齐。

　　　　我那时已稍解人事，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我的《不曾失落的日子》一书中，曾详述
我的童年）。到了泸南中学，我真快乐极了。那段日子里，我初次接触唐诗，跟着母亲的那
些学生，一起背“慈乌夜啼”和“梁上双燕”。我第一次开始养蚕，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
哭泣，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为了蚕儿的桑叶，奔走好几里去采桑
叶。我开始交朋友，和学校里的学生、表妹，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勋姨那时才二
十几岁，是活泼外问的。印象中的她，总是匆匆忙忙的，有用不完的精力，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