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翼天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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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觉得累了的时候，距离出发点已经超过几公里了。可能我走了一个小时了。我累了。当一辆辆进城的拖拉机在我的身边路过，发出震动空气的轰鸣时，我觉得眼泪被它震下来了。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躲进一个电话亭，那里没有灯光。那里有一只沉甸甸的话筒悬挂着。我先是低头，看着委屈的眼泪滴到了灰蒙蒙的地面上，两个黑色的小圆点。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把IC电话卡插入了那道狭窄的黑缝。绿色的显示屏亮了。拨动号码的声音很响，拖拉机声还在远处匀速前进。
电话接通的那个瞬间，我的心跳，似乎和远处的声音合拍了，同一种遥远的低沉，一旦靠近去聆听，就是轰鸣之声。距离感，在那一个瞬间，让我黯然失色。
铃声响了下去，一直没有人接。还是遥远，越来越遥远的感觉，极度的不真实，似乎我手握着属于现实的种种工具，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现实里。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在罩子里点燃它。绿灯灭了，红灯亮了。我望着这个闪烁的烟头，吸了两口，非常淡，抽烟居然像在做深呼吸，可是烟雾就这样迷蒙开了。那个瞬间，没有风跑进来吹散我的呼吸。我看着烟雾沉静地散开，更加有种不切实的荒芜感。甚至那暴露在路灯下的、罩子下面的那双疲乏的双腿，也不是我的一样。它们漠然地支撑在我的视线里。
在一支烟燃烧的时候，我开始幻想。猜想他的真实境况，他可能有一个妻子并且可能正在一起，他可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他可能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他可能死了……我看着这些幻景中，Serein的脸孔是一片空白，只有红色一点在闪烁不停，像独眼人暧昧的瞳孔。
这一系列幻想只发生在一支烟的时间里。直到这架四环路边的黄色电话突然之间响起来。震耳欲聋。
铃声掐灭了幻想，烟落到地上，一丝烟雾之后，红点熄了。
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无比清晰地发问，“谁打我的手机？哪位？喂？”
我下意识地闭紧双眼，屏住呼吸，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听仔细声音。
我什么都没有说，在他挂断电话之前，把沉甸甸的话筒放回安静的位置。
我已经分辨不清方向了。我不仅迷路了，而且身上剩下的钱也肯定不够打车了。可是我觉得踏实起来了。
是他的声音。
他是存在的。
他是真实的！
《二十三岁》第四章4（1）
我开始找工作了。这最终变成无奈之时的唯一刺激。我的方向是找杂志社、报社。为此我在报摊上买了一堆杂志，按照版权页上的电话，给一些负责人打了电话，交了简历，交上了一些作品，逐个接受面试。有几家还真的很缺人手，那是一年的末尾，一般来说，都是辞职和跳槽的好时机。
过了十天。我要在两家杂志社之间作一个选择。待遇差不多，一个是文化类杂志，一个是女性时尚杂志。我还没有作出选择。我想询问小姨的意见。在我生活中，我能听取的意见就是来自小姨的。虽然她任性、靠主观经验、甚至不熟悉这个社会，但是她熟悉我，这就足够了。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对外部世界作出正确的评价，可是对自己却未必能够。
小姨不在家。电脑开着，正在进入节电屏保模式。我一边脱衣服，一边为它读秒，5、4、3、2、1——硬盘关闭，屏幕一片漆黑。我拿了香皂去水房洗手。这是我的习惯动作。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是换衣服，第二就是洗手。我一直认为这是“甲肝后遗症”，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上海流行甲肝，老师和妈妈都不停地叮嘱我们，洗手最重要。
根据电脑的状态，小姨应该走了差不多半小时。我洗手完毕，拖沓着步子走回房间。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声音，各自不同。有的是电子游戏，有的是争吵，有的是狂笑，有的是暧昧的轻微声响……那已是晚上九点了，人们的私人生活都开始了。
放好香皂，抹干手，涂抹护手霜。这一切动作都是为了唤醒电脑，让它帮我呼唤Serein。我按照书签中的地址一个一个打开，满屏都是窗口，又逐一把它们关掉。Q上的人很多，一些热情、或者无聊的朋友发过来信息，我都没有理睬。我打算把自己隐身。我需要告诉Serein我隐身了。这就是接下来唯一的想法。
——你在吗？
我无聊地发出这么一句话。他的头像是在暗中的。他并没有隐身上网的习惯。可是这天，他居然回应了！
——HI，我也在等你。
我冰凉的手还没有暖和过来，我看着每一个骨节因为涂抹护手霜而搓出的红晕，它们还没有褪去，我突然觉得手指不够利索，我想打上一堆话，告诉他我的这一个月，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我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然而还没有等我斟酌好词句，对面的他已经发过来新消息了。
——我很忙。
我愣了一下。思考着一个乖顺的小女人会怎么说？一个骄蛮的小女孩会怎么说？一个他的恋人会怎么说？
——我到北京一个多月了。
没有回复。
——我想见你。
——不。
——不？不是现在！但是我要见你。我在北京很孤独。
——你有亲戚。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会见你了。虽然我喜欢过你。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我只能这么说。
——我想知道这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很多。所以，再见。
我当即愣在那里。我对着电脑无助起来。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他！
然而他说了再见，他的头像暗下去了。那天晚上，我愣在电脑前面，直到它再次变为节电屏保的一片漆黑。我相信我还可以通过电话找到他，我会哭的，因为只有受了委屈我才会哭。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失恋有多么可怕。以一个期待爱情的女人之心、以一个初尝爱情的孩子之心，我无法面对这个打击。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突如其来。正如那个在三环的电话亭里听到突兀的铃声一样，铃声强硬地扼制了我的幻想、期待、委屈以及各种各样的滋味。就在几天前，我的怯懦反而给了我勇气和信心，可是这个结局却来得如此突然，我再大胆再着急也无用了。
“喂？”
“晓桐吗？”我一听就听出来，是阿贵。他的声音小而谨慎，四周悄无声息。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阿贵，我是小云。”
“啊？！小云吗？你怎么会在北京？”
问得多么讽刺。我一时郁闷，没有说话。
“小云，你的声音和晓桐真是一模一样……对不起。”
“晓桐还没有回来。你有事吗？”
“没有，没有……”
“阿贵，”
“什么？”
“阿贵，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我说得有气无力，几乎是以同病相怜的口气。
“没事的，我打忙音的话，就不打了，改天再打……顺路回家……不麻烦的。”
我就不忍心说下去了。能够听到爱人的声音，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在我想来，已经是够奢侈的了。我不忍心打击他的这微薄的幸福。
“阿贵，那你好吗？好久不见了。”
“很好的。欢迎你再来玩儿。城里变化大，岛上不大，还是那么漂亮的。”
“你家的大树，还好吗？”
“好的好的。好几次刮台风，我都很担心它倒下来，但是都没有。”
“那个屋子，你租出去了吗？”
“……”
“喂？”
“我在！我在……你都知道啦？”
“嗯。我和她住一起，她说的。”
《二十三岁》第四章4（2）
“我不会租出去的。”
“为什么不会？她在北京住下来怎么办？你好歹可以用房租补贴家用，或者做点小买卖啊。”
“她的东西都在。我想，她一定会回来的。”
“阿贵……你真好……你真傻。”
没过一会儿，电话就挂了。因为我听到小姨的脚步声了，从长长走廊的那头，一下，一下，接近了。她掏了钥匙开门，看到我在，笑得很灿烂。这说明她今天，一切顺利，甚至有福星高照。
果然，她不仅给我带了夜宵，还兴致勃勃地把A画廊为此次年展做的介绍书拿给我看。她的三幅作品被誉为“退隐·观心——民间艺术家徐晓桐的独特视觉艺术”，是活动的主要推荐对象。还有一些海报、一些报纸的介绍，上面有小姨的一张图片，她接受了一个采访，照片对准她的正面，她正在和记者谈话，右手还是按在深紫色的披肩上，身子有点前倾，一脸恬静的笑容，仿佛正在耐心聆听。
“小云，明天你也去吧！是我个展的开幕式。”她也坐上床来，吃起夜宵，一只小塑料袋被她扯开了口子。我想她也应该养成洗手的习惯。她的手上有一些油彩污迹。
“晓桐，明天我面试。晚点去行吗？”
“行啊！但是你一定要来！一开始都是画家、记者还有画廊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让你安静点看我布置的展厅。人少了一点比较好。”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只有拿起报纸看。
“小云，你不吃吗？不舒服？”她终于发现了。
“吃过了，不饿。”我看着照片，指给她看，“披肩真好看！”
小姨刚好夹起一个小笼包子，突然愣住了。她没有吃那个包子，而是转头四处看看，她下意识地用手按住胸前锁骨的位置。她说：“哎哟，忘了。”
我在床上的衣服里翻看了一下。“是没有。忘在画廊了？”
小姨含糊地点点头。她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她反而微笑起来。这种甜蜜的微笑，只有在我屡次回忆的时候才会得到理由。当时的我，完全认为冲昏她的头脑的，是个人展览。
一个女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不见了心爱的披肩，不是着急，而是微笑呢？——不会是饭店、不会是咖啡店、不会是画廊，那么一定是一个常去的、安全的、私人的地方吧。
小姨吃完东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已经半夜一点了。我看到她很有把握地、兴奋地去接那电话，果然，不久她说：“披肩你明天给我带来好了。”
我闷闷不乐地去洗漱了。小姨的欢乐和我格格不入。
《二十三岁》第四章5（1）
次日是我们共同的新起点。
在长安街的南边、一个狭小的胡同里，是我确定下来的工作单位。我选择了文化杂志，因为在那天早上面试的时候，主编无意间说出他要去参加A画廊年展的开幕式，他对我说，这类的活动很多。于是我认为，这比时尚杂志要更适合我。或者说，更适合小姨。主编是一个中年男子，看得出来和文化界的名人非常熟悉。很多名人的名字到了他的嘴巴里都变成了小名、绰号。
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呢？他说，最好越快越好，这期的稿子快做完了，你赶下一期吧。
我们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小小的胡同巷子，又窄又矮，铁灰色的墙壁算是新刷过的，可是墙角的破砖瓦，还是隐约可见。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小四合院，小院子里堆放着很多东西，显得很局促。木制的房门，加了小弹簧，稍微一关，它弹回去，将刚泄露出的热气赶回屋去。
我和主编告别之后，两个方向，我们背对背走。其实我是可以跟他一起去的，我真的要去A画廊的。
天空很明亮。这真是一个开幕式的好日子。我走在懒洋洋的胡同里，有一种破旧的、沉默不语的尘封感受，在每一堵灰墙、每一扇木门背后，都有着无法猜测的事情。这就是我在北京的感受。想不出这些胡同名字的来历。听过陈升的一首歌，后来在KTV里也有很多人滑稽地演唱着。“One night in Beijing……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地安门里住着一位老妇人……”我走在正午的胡同里，脑子里彭佳慧和陈升的歌词一句一句出来，我踩着节奏，又迷路了……继续踩着节奏……终于走出了胡同。
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长安街上一切太平。阳光好得让我舍不得回家。我无所事事地等着时间流过去。我拿出我的手机，看了看时间，距离太阳下山大约还有四个半小时。我答应了小姨等人少一点儿的时候去画廊。那么差不多就是太阳下山以后。去A画廊，需要坐地铁，在宣武门下车。从长安街过去很快。
我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自由，只是缺少方向，没有任务。并且不想放松。心事重重。
先去一个小面馆吃牛肉拉面。在上海我从来没有在这样又油腻又脏乱的小店里吃过东西。门口悬挂着沉重黏腻的“宽粉条”——宽宽的、用来抵抗寒风的一条又一条塑料皮。我叫它“拉皮”、“宽粉条”。真的非常不喜欢北方的这种设施，不方便、也不卫生。更不要说美观了。
牛肉面的黄汤水味道很一般，香菜倒是很多。面条又粗又硬。我吃了一半，实在没有胃口吃下去。我从小店里出来，转弯，才看到对面的KFC。走进去，快速地脱去繁重的大衣和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