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爱玲画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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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枉然的。
对于胡兰成，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因爱玲而起。最初知道他是“风流才子”、“汉奸”、“张爱玲的老公”而已。偏我对爱玲是隔岸观花，只觉得一树盛开，满目照耀，心底倒是没有多少惊动。这三个形态各异的符号，始终没有落下任何固定印记。
及后读《今生今世》，从“韶华胜极”看起，文字干净甜蜜，如我家乡酒酿一般，软软香香，咬下去却极有钢骨。又仿佛似曾相识，惊觉安妮的《二三事》——我认为她最好的作品，读而不厌的词句——用法竟是化自胡兰成。相比，安妮毕竟底子薄，流于冷峻，胡兰成轻轻洒洒写得浅易隽永，当中更有意思无限。
我惯来与人异，旁人认为不好的，我虽不至于认定不好，也自存了几分疑。对于胡兰成，看下去，不厌他，反而有几分喜欢他了。
他自己也承认对于女人是“无论好歹，只怕没份。”风流也好，浪荡也好，起码君子坦荡荡。情虽不专，却也不伪。风流的本色，胜过很多掩耳盗铃的人。
他说起自己喜欢上新的女人，怡然自得，倒像个贪心孩童炫耀自己的糖果玩具，招不招人厌不在他思虑之内，也不想想别人听着是否咯心。
尤其这个人是张爱玲，那个已经爱到觉得你是我的血肉骨头，从头发丝到脚趾甲都是我的人，他却说什么克己宽人，只是一厢情愿。
他以为她不怒，语笑嫣嫣便是不恼了。天真希翼“与君天涯亦共室，清如双燕在画梁。”有时胡兰成的孩子气叫人哭笑不得。
焉知那是爱得深了，恼得狠了，脸上堆出笑来，心里苦似黄连。
看到胡兰成写爱玲又惊又羡；单单是“爱玲是民国第一临花照水人”一句已是胜却人间无数，教我对爱玲羡得垂涎三尺。遇得这样的解人，当真可以一夜夫妻尽白头。聪明的女人易爱上比自己更聪明的男人，那尘埃里开出花来，也是法随自然，缘来生成。
所以，缘虽然短，情未必不真。
再者胡有一个厚道处，从未曾说过自己遇着的女子有不好的。玉凤，爱玲，训德，秀美，一枝，爱珍，言头笔下都是爱，在他眼中都各有仙姿，都是珍重的。小小微言，也是疼惜花落，再加上一点永结无情契的自得。
如此孤傲清绝的爱玲自然不服。而胡兰成也是那样执拗的性子，你生生都是好的，我爱你，但任你是绛珠仙草、瑶池仙品，要我为了你放弃花团锦簇的红尘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不妥协，一个不悔改。否则，你不是张爱玲，我也不是胡兰成了。
像他这样的出生贫寒，依靠才华和努力出人头地之人，自然乖巧务实。这种聪明自私，人世间俯首皆是，而如他般才情横溢，如他般真之人却稀少。这样聪明世故之人，一旦有才，定然多情。
张爱玲，这个被人称为旷世才女的人，人生亦寂寞得如同繁花，一场热烘烘，终免不了花落人散两阑珊的结局。人的生死是悲壮华丽，无可撼动的，而她于这悲壮华丽中，生生带出一笔苍凉来。这笔不过是一个男人轻轻画上……她的文或者可以和他割裂开来；自成一派；而她的人又实实在在地和胡兰成不可分，竟是这样苦涩地对影成双人。
我总把《今生今世》无端读做《前生今世》，亦觉得和刘禹锡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有曲径通幽之好。一切已做前生记，后知后觉，这份渺然倒也是好。
倾城之恋
无意间，听到一首歌，好比暗夜昙花惊放，美得令人侧耳侧目。词又是这样静动相宜，颇得爱玲华丽苍凉的意味，勾起我对爱玲的想念。
“阳台搭着紫藤花架，半壁斜阳爬，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红胭脂映着白月牙，岁月起风沙，油纸伞外雨还在下……”
听得这样的开头就叫人想起三十年代的上海，黄黄白白的月亮下，爱玲笔下《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的幽然岁月，仿佛老僧入定般与尘世隔了一道，实际上一点小的动静，就足以惊动尘心。毕竟是入世的，且心又不纯。
白四爷胡琴咿咿呀呀声中，一干人粉墨登场，热哄哄闹腾腾的一场大戏开锣，起初的白流苏颇有些林黛玉的味道，“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说不尽凄凉羸弱。别的且不说，四爷四奶奶那一番明刀明枪的大动干戈，就叫人胆寒，老太太又木，三爷三奶奶虽看上去好些，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的算计焉知就没有？否则白流苏的钱又怎么被盘剥得尽？只是中国向来如此，一个白脸自然就有一个红脸，人世茫茫，岂能不给人一点微弱希望吗？纵然杀伐了你，也必要你觉得名正言顺，死得其所。
就像戏里唱的，电视里演的，皇帝下令处死臣下之前必得接一道圣旨（实在匆忙口谕也行），道明了罪过，谢主隆恩万寿无疆，才准人去死。这样的逼迫，使槁木死灰的白流苏也起了激愤之意，林黛玉竟变作贾探春。所以人怕无心无意，一旦起了心意，便如仙佛起了尘缘似的，老天亦要给人机会将人历练一番。徐太太这个热络人便出现了，白流苏的将死未死之境，陡然有了一线生机，她竟遇着了范柳原。
依然是那首歌：“世纪末的高楼大厦，远眺着烟花，冬夜里的人群嘻嘻哈哈，石头森林孤独水塔，霓虹开不出花，地铁呼啸说不出话”。
唱的是香港，一九三九年，爱玲赴香港大学就读。香港是新的天地，那些碧蓝深海，红土山坡，火红的野花拨剌剌地直烧到天边去……香港在她的心里是了极浓艳的一幅画，没有香港，就没有后来的《传奇》。
陌生感让爱玲变得沉静，一方面为了实现到英国留学深造的计划，努力地学习，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连最爱的章回小说也不看，后来还是在战火里才重新想起看《官场现形记》，另一方面她结识了炎樱，一个欢快明亮如阳光的女子。
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了，港大被迫停课。爱玲三年半的努力，就在这一场战争中被烧得灰飞烟灭。站在一个城市的废墟上，爱玲拈花一笑，一段《倾城之恋》产生了……她用自己的痛苦，创造了一段传奇，满足了我们对天长地久的渴慕。
柳原和流苏原是相对的，老天让她离了婚，他风流成性眼高于顶，也是契机，否则哪有相逢的理由呢？她与他原是最好的对手，小心翼翼计算爱的代价，计较爱的真假。你退我进，你追我赶，上演爱情戏。香港的胭脂红粉，琉璃水塔，一切都褪色成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一场爱情戏，华丽的舞台布景。
她写道：“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二十三岁的她，已是一双眼看透，一只笔写透俗世男女情。似这般。如何能不寂寞。寂寞得只愿躲在家里，为别人编织爱情的梦。
这时，歌已经唱到“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别再计较爱的真假，都不过一刹那，都已经沦落在天涯，只是一群平凡的女人（突然听到警报在拉，炸断故事尾巴），只是一群平凡的男人（哭着哭着睡了，风也喑哑），（整个城市瞬间倾塌，这为了成全她），都不过一刹那。”
爱玲原是在香港住过的，香港沦陷时她亦在，虽有炎樱陪着，到底是一个人承受尘世惊惧，别人不能替的。香港那般的慌乱潦草，她却是潦草的镇定，字字句句里竟而不乱。那个白流苏，到底有几分爱玲的影子在。只是白流苏有范柳原，爱玲有谁呢？素性刚烈的她，却在炎樱离开她去上海的时候哭了，那一哭，是哭世事还是人心无常呢？人在脆弱的时候最是无助，需要保护。爱玲，那时候，你的“范柳原”在哪？后来的后来，你的“兰成”又在哪呢？
香港，在你的手里，忍心让它陷落，只为了成全白流苏，可是，终究无人为你陷落。倾城倾国的爱情，毕竟只是传说。
现在香港不会陷落了，塌陷的只是人心。我想，我们没有爱吗？我们不愿意爱吗？不是。只是我们背负的太多。放弃又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爱太炙热时，等不到天荒地老的那一天。只有让它毁掉，是天毁而不是人亡。面对缠绵悱恻，却又各怀心绪的爱恋纠葛，这是惟一的出路，也是解脱。
许多事情不愿意直接面对，也不愿意点点滴滴消融，只等一场大灾难来临。痛苦如同钝刀割肉，一块一块，痛在心头。却不如来一场大灾乱更痛快，更彻底。所谓地老天荒，太遥远，所谓天久天长，太漫长，只有天毁人亡，拼个你死我活，一了百了，彻底做个了断。
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爱到深处竟是绝境。只希望将这个世界统统毁掉。那些牵扯不清的人，那些挥抹不掉的事，都消亡了。那样就能彻底地爱你了。但是，我们心头总是有那么多恻隐。
歌的结尾还在悠悠地唱：“阳台搭着紫藤花架，半壁斜阳爬，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红胭脂映着白月牙，岁月起风沙，油纸伞外雨还在下……”
一个城市的陷落，才成就了一段倾城之恋，人生原可华丽颓唐至此。而我们的倾城之恋又有谁来成全呢？也许……也许，只要能像白流苏一样舍得等待，像爱铃一样坚强。爱情还有希望罢！
君不见油纸伞外雨还在下，岁月仍起风沙么？
去国 明日隔山岳 世事双茫茫
海上花落
爱玲的发现，除了夏志清《中国文学史》洋洋洒洒的几十页纸以外，也与上海的重新发现有关。其中贯穿着一种浓厚的情绪，但是这个上海又与安妮宝贝的上海，王安忆的上海是不同的。
上海注定是独特的，地理的独特，历史的独特，文化的独特。它既是边缘，又是中心。从一个小商埠到国际大都市，匆忙间有些潦草，仿佛搬来一些旧砖瓦，杂乱堆积在那里。那些砖瓦形状颜色各异，无法弥合，于是便滋生出一种落寞无根的空洞来。
这就是爱玲的“底子”，她的基本色调。红的，黄的，黑的，新旧杂陈，调出来不是彩虹，却是灰色的，冷冷的灰色。
这样的灰色是历史的暗和现实的明调出来的。也只是在这样的半明半暗，才能发生《小艾》、《金锁记》那样的故事来。如同《红楼梦》的场景只能在远离北京的旧都南京一样，距离常常能让一些事情顺理成章地发生。它是如此沉重地存在着，像一个巨大的影子。一百年来，上海轰轰烈烈存在着，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所有的大事都被消融得无影无踪。
于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只能逃离了。
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
爱玲也离开了。惘然而仓皇。先去了香港，后去了美国，离开得越来越远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乘船去香港的人在码头等待检查。一个穿着素花布旗袍的女人夹杂在人群中。轮到她了，那个小小的民兵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照片问：“姓张？行李里有金银首饰吗？”
爱玲点点头，有点紧张地说：“只有一副包金小藤镯。”说着把行李递出去。她申请到香港大学复学批准，如果不能去，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检查过关的人果然看不出她是红极一时的张爱玲，除了狠狠地检查了一下她的首饰，把一对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的包金小藤镯刮花了以外，没有过多的刁难就放行了。这小小的意外令她窃喜，这窃喜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形象百变却能瞒人的肯定和满足，如小时候躲起来大叫“你看不见我”时掩耳盗铃般的喜悦。
想象着爱玲穿着花布旗袍，站在那个折腾她手镯的小同志面前的可怜相，又心疼又心急，敢怒不敢言。她在后来的文章里，用的是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民兵检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张爱玲站在船上，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