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爷们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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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记着？”
“当然，我还记着那次在北海，我用船桨把你们溅成落汤鸡。”
“是颐和园！你不是成心的，你呀就是笨。”精卫笑了。
“你为什么把辫子剪了？”其实我对她剪辫子的事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终于憋不住了。
“会再长起来的。”
阳光再次从树梢间飘进来，那绚丽的小光点随着树梢的颤动轻轻晃悠，空气中像飘满棉絮。故地重游，旧梦重温，我觉得身子像被人从后面提着，每一步都又高又快。走累了，我们特地又找了块青石坐下。看着她，我不仅喘了几口大气，此时我脑子显现的竟是山林和红玉在一起的情景。
许久，我终于试探着，把手哆哆嗦嗦伸过去。精卫羞涩地扭过身子，肩膀还向后顶了我一下。我能感到她的后背好象有面小鼓咚咚咚地敲着，我轻轻楼着她，逐渐狂暴的心跳声再一次合拍了。咚咚咚，咚咚咚……，这是青春的锣鼓，它在天地间回响着，放浪着，张扬着，这声音足以让飞鸟惊落，让鲜花闭合。我们热烈而笨拙地拥抱着，长久的拥抱让我们的呼吸逐渐粗重，而那想把对方融入到自己身体的执着，使我们谁也不愿意放弃。我艰难地寻觅着，顽强而不屈的牙齿刚刚发育成熟。热切的、毫无结果的寻找让我找不到自己的所在，直到精卫最终揪住我的头发，而我也不得不低下头，这才找到她永远不必修饰的双唇。一股滚烫的液体将我们粘在一起，除了松枝于微风中瑟瑟抖动，我竟感觉不到任何存在。
“我—爱—你！！”我们弄不清这句话是谁先说的。
好久我们才分开，天旋地转，我用手指使劲拧自己的眉头。“对了，我问你一件事，山林给处分那天你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怕你跟他们一起瞎胡闹。”精卫用双手捧着自己的脸，手指缝里居然泛着红光。
“你事先知道这件事？”
“我是团支部书记，老师说过要处理这件事。”精卫还是没抬头。
我使劲挠挠头：“老师是不是早就知道山林要改试卷？”
精卫的眼睛斜眯着我：“早知道你对这事不甘心，告诉你吧，有人事先给教导主任写了个条子，人家专门等着山林呢。”
“谁？”我立刻想到了二头，可还是觉得不可能。
“老师认识他的字，但不是咱们年级的。”精卫淡淡地说。
我一下揪住她的手：“到底是谁？”
“老师凭什么告诉我？”精卫已经不高兴了。
“那麻疯的事呢？”我问不出结果，于是千头百绪的事涌上来，似乎我的一切倒霉事都跟精卫有关。
精卫的手突然放下来，她愤怒地甩开我的手：“把人家打了，你还要怎么样？”
“他要是再敢让我看见，我让他缝十四针。”我恶狠狠地说，牙根快咬碎了。
精卫腾地站起来，她的脸气成了酱紫色：“胡同习气！麻疯是我哥的朋友，我哥说现在学校太乱，请他没事就过来照应一下，结果竟被你这个傻小子找到他们家去打，你太不象话了！”
我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笑容再次回到脸上，嘴上并不想服输：“就他那个傻德行还照应你呢？连自己都保不住。三鼻子眼，多出那口气。”
北京爷们儿全文（39）
“你是不是觉得挺自豪啊？”精卫摇着头，一脸不屑。“你要是老跟二头那帮人混在一起，早晚得进监狱。他们根本不是正经人，你自己小心吧。”
我仰头笑了几声，精卫的话实在难听，似乎他们天生就不是好人：“该小心的是你，我也不是正经人。八岁的时候我夏天就跑到桥底下去玩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精卫被我问住了，她仔细想了想：“为什么？”
“我看看女人的裙子下面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所以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没几个好东西，你跟我来往特危险。”
精卫冷笑几声，她转脸就走。我本来想叫住她，可嘴却怎么也张不开。
路过护城河时，我看到地上有几滩血迹，砖头瓦块到处都是，路人神色慌张，附近的小卖部都关门了。我跑到山林家去找他们，这俩家伙都不在。不久便听说二头正在拘留所里吃小窝头呢。听说护城河边那场架打得极其惨烈，大庆的食指被二头剁了下来，还有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被山林用火枪打成了麻子。
四
我的高中
结局来得似乎太快了，二头作为斗殴的组织者被判了一年劳教，山林不知去向，狼骚儿在工读学校倒是挺踏实。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精卫，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问她去的是哪所学校，急风暴雨般的争吵又让我们反目成仇了。
我突然感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孤独，好象一切跟我有关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在坚守着学业，继续着与老师的战争。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在学校里表现特好，老师都准备把我发展成当团员了。为这事教导主任特地找我谈了一回。“张东，你的表现不错，快中考了，你先写入团申请书吧。”其实教导主任私下里挺喜欢我的，她总跟别人说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我站在她的办公桌前面，手揣在口袋里，腿顶在桌子角上：“我可不够资格，再说马上要考试了，我没时间。”
“写一百多字就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教导主任示意我坐下。“你的成绩一直挺好，就是周围的环境不好，沾染了一些坏习气也不能完全怪你。现在好了，可以安心学习了，这回中考学校就指望你了，一定要争气。”她笑得很开心。
“我要是入了团，考重点学校就有把握啦？”看着她阳光般灿烂的脸，我竟可怜起教导主任来。快四十的人了还这么幼稚，她真以为我本质不错呢。
“关键还是看你的成绩，但在分数相同的条件下，人家肯定考虑团员。”教导主任突然站起来，她走到窗口，操场上有不少同学在踢球。“快毕业了，你们都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人这一辈子混什么？不就是出人头地吗？千万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我点点头，实在懒得理她。这时旁边的数学老师走进来，他已经是校长了。这人不错，上回麻疯到学校抄我们的事，他是唯一知情的老师，后来事情没闹大，数学老师也就没支声。“跟他说这些没用。”说着他照我腰上踢了一脚：“坐好喽，坐着还把半个屁股撂在外面。”
我朝他做了个鬼脸：“您直接骂我是牛不就完啦。”
“你不是牛，对牛弹琴没用是因为牛听不懂，可你小子是什么都懂，就是不爱听。”他指着我的鼻子说道，“我知道你小子是怎么想的，现在我人单势孤了，千万别惹事，这几个月一熬就过去了，好歹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对不对？”他眼里充满笑意，甚至有些赞赏的意味。“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
我被他逗乐了：“您说得不对，我这叫儿媳妇怀孕，装孙子。”
数学老师哈哈大笑，教导主任却气红了脸。我收敛笑容，然后向教导主任深鞠一躬：“您就没打我主意了，现在入团了，将来等我活过来他们就得开除我，那样不更惨吗？”说完我便离开了教师办公室，后来教导主任再没提过这件事。
毕业时我到学校领成绩单时又碰上了数学老师，那时我们说话更随便了。“你怎么知道我当时的想法？”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要批斗我。但是我也想忍忍就过去了。”数学老师笑着说。“跟你说的差不多，装了好长时间的孙子。”
“那后来呢？”
他四下打量一下，附近没人注意我们。“现在我不是还在装孙子呢？装到退休算完。”突然他眉毛拧成了个疙瘩。“你们这种孩子的心理我明白，可不明白的是我当时情况特殊，装装孙子也就算了。你们瞎蹦达什么？”
“我们也是受迫害的，从小到现在一直受挤兑。”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就恼火，特别是势利眼的小学老师。
数学老师不解地看着我，他使劲摇着头：“不知道你们的小脑袋里在琢磨什么，再过些年你就明白了，社会永远是不公平的，再过五百年都一样。”
其实中考并不难，成绩公布后我就放心了，高出了重点分数线一大块。但那个暑假太漫长了，我常常有些无所事事的在街上转，偶尔也去回天坛，我从来没买过天坛的门票，翻墙进去就行了。然而我逐渐开始讨厌天坛了，在那密不透风的树林坐上一会儿，记忆便会突然回潮，好象总有人在自己后背狠狠敲着，那悲从中来的感觉，十分不舒服。
有一次我在街上溜达时，竟看见了大庆和卫宁在一起，他们迎面走过来。大庆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我笑着，我的确发现他的食指不见了。“张东，听说你考上重点学校啦？”他穿了一条九寸口的的确良喇叭裤，喇嘛镜上还贴了块白商标，球鞋上的大白擦了三两多。大庆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发现卫宁在旁边很不自在地扭着脖子，自从二头被劳教后就没怎么见过她。
北京爷们儿全文（40）
“混个去处。”我依然看着卫宁，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眼睛一直瞥着旁边。“卫宁，你怎么不回家？”我知道卫宁成绩很好，却偏偏看上大庆了。
大庆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我们刚看完电影，一会儿我请她去老莫吃西餐。”说着他把手伸到口袋里，紧接着我便听到钞票摩擦时发出的“嚓嚓”声。
我上下打量着大庆，一个人说话总有些没底气：“你真出息了，哪儿来那么多钱？拣到金子啦？”
“我姐跟二秘结婚了，知道吗？婚礼就是在珠市口教堂里办的，特提气！”大庆使劲揉了揉鼻子。
“不对呀？我听说你姐都有孩子了。”
大庆一把将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人家美国人开放，抱着孩子照样举行婚礼，哪像咱们似的，没劲！我姐说了，过两年就把我接美国去。”
“你去美国干嘛呀？”此时我看见卫宁小脸通红，她眼睛一直在大庆的后脑勺上转悠。
大庆想了想：“管他呢，先去了再说。”
“你真要去美国？”卫宁终于忍不住了。
“那——那肯定带你一块去呀。”大庆很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手直哆嗦，恨不得把卫宁抓过来狠抽一顿。“卫宁，你赶紧回家吧，快开学了，你哥再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你又不是我哥，你管得着吗？”卫宁狠狠白了我一眼。
我斜着眼看大庆，嘴角不住地哆嗦：“他哥早晚得回来。”
“那又怎么样？”卫宁一下躲到了大庆身后。
“东子，我可够仗义的，是他哥先打的我，你看见啦对不对？那次你还给了我一拳呢。”说着大庆不自觉地摸了摸耳根子。“后来派出所的来调查，看在卫宁的面子上，我可说了他不少好话，要不没准他得判三年。”
我头发根里痒得厉害，手指着大庆闷声说：“这么说我得替二头谢谢你啦？怎么你就没给抓起来？不是你约的架吗？”
“我是受害者。”大庆举着那只少了个指头的手给我看。“再说，我们院里去了好几十口子呢，抓谁呀？有本事派出所把军长的儿子抓走。”
“你小心另外那几个手指头吧。”说完我转身就走。路上我气得坐在马路上缓了好久，不知识卫宁吃了什么迷魂药，更想不出二头回来会闹出什么事端，最近听说他爸的病越来越重了。
不久我便离开了那一带，正像老师们预言的那样，考上好学校就会离开排子房，虽然我家仍住在那排子房里，但很多人私下里已经叫我大学生了。
我高中那两年过得很平淡，重点学校的学生似乎跟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生物，他们傻得可爱，很多我眼里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神话。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家里粮票不够用，老得朝邻居借。几个同学当时就笑了起来，第二天就有人拿来三十多斤粮票，说是家里根本用不着。他特奇怪为什么他们家粮票富裕，拿粮票的同学说多吃点肉粮票不就剩下了吗？后来我才发现班里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我们家的排子房倒成了稀罕物。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难过，无论我怎么努力，成绩再也不可能排到前几位了，实际上我成了那里的中等生。重点学校的生活太平淡，以至我连一个象样朋友都没找到，倒是初中同学的身影令人怀念。
有天放学，我急急忙忙想回家。秋深了，落叶飘零着，满街都是枯黄的树叶。
刚出校门就看见狼骚儿带着几个人拦住了一个女同学，他嬉皮笑脸地要把人家往胡同里堵。那个女生叫柳芳，和我是一个班的。她高高的个子，有两条修长的腿，平时我们没什么交往，在班里至多是点点头。狼骚儿的哥们儿张开手，把柳芳堵在胡同口：“盘儿挺亮的，一块儿看电影吧，想看什么？”
“《大屠杀》不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