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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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菊残霜枝（20）
两个人都愤怒地逼视着对方。眼看僵持不下，最后还得婶子出来打圆场。她一把将白小娴搂在怀里，推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两个人坐在床头，任凭婶子如何费尽唇舌，白小娴始终不发一言。她的手上都是汗，脑子里乱哄哄的。最后，婶婶问她：“农夫和蛇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小娴呆呆地点点头。
“谭功达就是那条毒蛇！虽然他现在被撤了职，进入了冬眠状态，可是你要把他掖在怀里，给他捂热了，他醒过来会对你怎么样？啊？”婶子向她启发道。
“不知道。”白小娴咬着嘴唇说，“我真的得走了。明天一早还得起来练功呢。”
“鲁迅先生的文章，你想必是读过的了？”婶子还是有点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启发她，“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痛打落水狗！你想啊，这狗既然已经落了水，干嘛还要痛打呢？这就是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一般来说，这狗是丧了家的，看上去还有点乏，又落了水，看上去挺可怜的不是？可你不把他打死，保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蹿上岸来，对准你的小腿肚子，呱嗒就是一口，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大块！那时候你要后悔可就来不及喽！所以说，鲁迅先生以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要痛打落水狗！谭功达就是这样一条落水狗！所以我们不能心慈手软！毛主席说了，党内斗争从来都是含糊不得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要么不动手，一旦动起手来，就得让你的对手永远没有反攻倒算的机会。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谭功达虽说下了台，可人还在，心不死！一有风吹草动，他必然要疯狂反扑，一旦他的阴谋得逞，反动势力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得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革命先烈用生命打下来的红色江山……”
“您说完了吗？”白小娴厌恶地瞪了她的婶子一眼。
“你别急，急什么？”婶子趴在她肩头，双手抚摸着她的肩胛，接着道：“都说你这闺女死心眼，脑子还真的有点不开窍！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才这么做的。你叔叔这个人，脾气不好，说话不注意方式，可他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什么叫严肃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说你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就说五七年反右吧，当时我在红星机械厂蹲点……蹲点，你懂不懂，就是在基层挂职。上面的指标下来了，要在厂里定一个右派。可厂长书记都对我摇头，说他们厂‘恰好’没有右派。我就对他们严肃地说，如果事情真像你说得那样，你们厂没有右派的话，那你们厂长、书记就是右派。后来呢，嘿嘿，他们还真的想出一个办法来了。厂门口打铁的铺子里有一个大铁墩子，厂长让全体职工排着队去抱那铁墩子，每个人都试过了，谁都没能把那铁墩子抱起来。正在这时有个大胖子，外号叫“鲁智深”的，上班迟到了，气喘吁吁地从门外跑进来，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朝手中吐了两口吐沫，嘴里叫了一声‘起！’，愣是用吃奶的力气把那铁墩子给抱起来了。最后，那个大胖子就被定为右派。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执行上面的政策，不能含糊。再说谭功达，当年你叔叔介绍你们谈朋友，我就很不赞成。这个人说话粗鲁、不修边幅、异想天开、妄自尊大，我打心眼里瞧不上他。可你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不管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味替他辩护，我实在搞不懂，他究竟有哪一点好？嗯？”
白小娴听婶子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她怎么也没想到，从婶子的嘴里能说出这么一番无耻的话来！这个世界竟如此黑暗！眼前的这个女人竟比她的叔叔还要龌龊无耻！白小娴站起身来，对她的婶子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至少要比白庭禹好得多！”
说完，拉开门，头也不回，一阵风似地跑了。
6．
谭功达的结婚申请书很快就批下来了，县民政科通知他带上照片去办理登记。那些日子，谭功达和张金芳正忙着搬家。但张金芳还是抽空从供销社买了两块布料，替谭功达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叽中山装，自己则做了一件劳动布褂子。谭功达在张金芳的催逼下去理发馆剃了个头，随后两人穿戴整齐，去“新时代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事情很快就办妥了。
大红烫金的结婚证书，就像是一张命运的判决书，谭功达的心里沉甸甸的。张金芳也高兴不起来——半个月前，她终于相信谭功达被撤了职。不过，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能够在县城落脚生根，心里就觉得是个很大的安慰。她从集市上买来了油菜籽，把院子里的地都翻了一遍，种上鸡毛菜。她盘算着靠卖菜挣几个钱，贴补家用。等到青菜刚刚从地里钻出来，县里已经三番五次的派人来催他们搬家了。
第三章 菊残霜枝（21）
分给他们的新房子在西津渡，张金芳预先去看过一次。正房只有一间，又小又破，奇怪的是还有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本来，张金芳还存着一点心思，打算在结婚的时候办几桌像样的酒席，将乡下的亲朋故旧都请到城里来逛逛，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情形，其恶劣程度早已超出了她的预期。渐渐的，她开始有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堆满了怨毒。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成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办喜酒的事再也不提了。
谭功达整天坐在书房里，要么趴在桌上看地图，要么翻看旧报纸，还用红笔写写划划的，天塌下来都不管。他既然已不当县长了，还在那儿又划又写的，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开始张金芳倒还能隐忍，后来也就恶声恶气地支使他干这干那了。可不论是什么事，只要一到他手里，必然弄得一塌糊涂。到了晚上，张金芳静下心来细细一比较，还是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丈夫好！他是个木匠，手又巧，脾气又柔顺，整天笑咪咪的。她想起来，就在替他入殓的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竟然也是笑眯眯的。
到了搬家的这一天，在收拾行李时，张金芳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拆开过，她就拿去给谭功达看。谭功达正在捆箱子，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赶忙丢下行李，一把从张金芳手里抢下信来，躲到书房里去了。他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道：“你这是多此一举！我又不识字，哪里就能偷看了你的秘密？”
这封信是姚佩佩写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小字：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从信件下方的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一个多月前。大概老徐带信来的时候，是张金芳接的，她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随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谭功达痴痴地望着窗外幽幽的蓝天，心中大有麦秀黍离之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切切”两个字，心里有一种难忍的刺痛。他徒劳地在脑子里搜索着那个清真馆的具体位置，就好像他刚刚收到这封信，而姚佩佩此刻正坐在清真馆的窗前，焦急地看着手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佩佩。佩佩。
按照县里的规定，老房子里原有的家具一律不能带走。这么多年来，谭功达也没添置过什么像样的物件，所以搬家一事倒也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张金芳不知从哪里雇来了一辆驴车。隔壁的老徐夫妇都赶来相送，他们站在院外说了会儿话，彼此都有些伤感。老徐在谭功达的肩上拍了拍，低声道：“功达，若是依我，就不和他们硬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写封检查，事情就过去了。”谭功达脸色铁青，什么话都没说。老徐的爱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一旁擦眼泪。张金芳把院子里的鸡毛菜拔得一根不剩，装到一个大网兜里，车夫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的新家在西津古渡一个名叫胭脂井的巷子里。那一带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集散地，一眼望去，阴湿的长街两边，都是低矮狭小的鸽笼一般的屋子。原先白色的洋灰墙如今早已爬上了一层黑霉斑。顺着巷子往里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绒线铺，一家茶社，还有一个面馆。
谭功达的新家就在巷子的中段。这个房间原来是专门给妓女接客用的，所以设计得十分狭小。进门是一个阴暗的过道，泥地软软的，有些潮湿。过道尽头就是所谓的正房了，房间里有一扇北窗，虽然狭小了些，倒也敞亮。张金芳几天前就已经让木匠打了一张大床，搬了进去。可这张大床往里一摆，就几乎把房间占满了。三个人进了屋，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
张金芳说，她预先察看了这里的地形，窗子外面是一大块茅草地，她打算在北墙上开一个小门，然后自己动手在屋外搭一个灶披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儿生火做饭了。
“乱弹琴！”谭功达怒道：“连个书房都没有，叫我在那儿看书？！”
“不用急”，张金芳安慰他道：“我们慢慢再想办法”。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就在胭脂井的面馆里吃了饭，回到家中早早就躺下睡了。谭功达刚刚睡着一会儿，就感到自己的后背湿乎乎的，扭头一看，张金芳嘴里咬着被单，哭得浑身乱抖。谭功达一时也没有心思安慰她，因为他的心里也烦透了。黑暗中，他听得张金芳叹息道：
“功达，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命苦？爹娘出死力，拼命跑码头、养蚕子、贩河豚、卖豆腐，累得吐了血，才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置了四十来亩地。还没有来得及插秧种麦，偏巧就解放了，富农那顶帽子就稳稳当当落在了我爸爸的头上。顶着这个帽子，我也就挑不上好人家了。糊里糊涂嫁给了村里的小木匠。他们兄弟七八个，家里穷得丁当响。可没过几年消停日子，大坝上闹事，那死鬼偏偏要去看热闹，被人一推，脚底一滑，一头栽到悬崖底下，摔了个稀巴烂，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知巴结谁才好。原以为菩萨奶奶显了灵，让我遇见了你，做成了这个姻缘。可你又倒了这么大的霉……我走到哪里，那霉运就撵我到哪里，如今发配到这么一个肮脏的地方，你又没事做，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第三章 菊残霜枝（22）
谭功达只得转过身来，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她。张金芳忽然止住了哭泣，用手推了推他：“你闻闻，房子里总有一股什么味？就像是肠子烂掉的味道……”
谭功达嗅了嗅，空气中果然有一种怪味：它裹挟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有点甜，又有点腥。
“会不会是那些婊子——”张金芳道。
“怎么会呢？早在十年前，她们就被抓去改造了。你别瞎想，早点睡吧。”
张金芳还在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就搂着腊宝睡熟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谭功达再也睡不踏实了。他的睡眠就像水面上飘浮着的冰层，又脆又薄。天快亮的时候，一阵磨刀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睁眼一看，四周黑漆漆的，可那“唰唰”的磨刀声弄得他心脏一阵阵抽搐。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磨刀呢？那磨刀声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渐渐地，通过声音的变化，谭功达甚至能渐渐分辨出刀子的厚薄和形状了。天快亮的时候，那该死的声音总算停了下来。谭功达裹了裹被子，正要入睡，就听见一个妇人粗大的嗓门叫了起来：
“皮连生！皮连生！起来了！天都亮了，起来杀猪了！”
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
第二天中午，县里的一个办事员，自称是小魏的，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来到了胭脂井。他是来通知谭功达开会的。张金芳一听说县里派人请丈夫去开会，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笑盈盈地将小魏拽到家中，可又找不到个地方让人坐。小魏年纪不大，神色庄重严肃，始终绷着个脸。张金芳给他端了一杯茶，也找不到个地方放下来，尽管烫得她龇牙咧嘴，不断地换着手，可小魏假装没看见，始终没有伸手来接。他只说会议重要，不得缺席，随后转身就走了。
开会的地点仍在县委大楼的会议室。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人，会场上十分拥挤。谭功达刚上楼，就看见两个清洁工苦于挤不进会场而急得团团转。几名工作人员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来，谭功达才勉强通过。一进会场，他就感觉到热浪逼人，空气有点令人窒息。会场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呈阶梯状一层一层的叠了起来，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主席台前摆着一张木椅。由于一夜未睡，谭功达刚一落座，就不由得心跳加速，虚汗直冒。精心布置的会场，自有一派肃杀的气氛，使谭功达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
白庭禹宣布会议开始，一位年轻的干部首先发言。他在列举了谭功达的“五大罪状”之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浮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