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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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姑娘，两种心态，成了我以后在教会讲台分享的典型例子。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喜欢那个不怕脏、不怕臭，乐于助人的姑娘；并不喜欢相貌迷人、手掩口鼻的女人。
梁布有一个干部家属，每年的清明节都到她丈夫的坟头上去痛哭。她丈夫的坟头，就在一分队猪栏过去的第二个小山包，马路边上。她的哭声特别凄楚，引得我们的心里也一阵阵收紧。后来了解到，她丈夫是一个对待犯人几近苛刻、阶级立场绝对坚定的干事。我们对她的同情也渐渐淡化了。实际上，她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女人。她丈夫的过激言行，也许不止是施行在犯人身上，在干部家属中也多有微词。死了丈夫的女人，连在大队排队买肉，都要被别的家属欺负。家里有些需要出力的活，别的家属找犯人帮忙，名正言顺。她找犯人，也成了家属们谈笑的话题。因此，她只能在清明扫墓时候，在她丈夫的坟头上哭一阵子。
犯人设身处地地更富于同情心，对这个弱女人更愿意帮忙。她也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每次请人帮忙之后，都会多多少少给出力的犯人一点垫垫肚子的食品。象馒头、米糕之类。她一家靠抚恤金过日子，还有上学的孩子，并不宽裕。但尽了心意，犯人都能体谅。有时拒绝，有时少收她所给的食物。
有一次我们进城去，正好与她上高中的大儿子同行。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允许劳改单位的干部子女内招为“农工”。说是“农工”，实际上就是看管犯人的武装人员。这正好应了印度影片《流浪者》里的那一句：“法官的儿子仍然当法官；小偷的儿子依然是小偷”。
借着同行，我们和这个高二学生攀谈（当时高中是两年制）。问他喜欢什么专业？将来怎样打算？他的坦诚和想法，竟让我们大大出乎意料。他说他要学医，去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伟大事业。当我们告诉他，要是落榜，可以补员接他父亲的班时，他说：
“快别提我爸爸了，完全一个死脑筋。我可不想象他那样，死了还让人背地里指指戳戳。我讨厌他那种职业！”
“你就一定能考取医学院吗？”
“考不取再复读。不过我心中有数，一定能考上。”
“那么，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啰！”
“那是一定的。我要让我妈妈和妹妹，过上完完全全舒心的日子。将来我工作了，就将全家搬走，离开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地方。”
8
华国锋退出历史舞台。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由周墩党支部牵头，凡属与周墩渡口有瓜葛的村庄，包括劳改农场的梁布大队、溪口中队，共同商讨了修建周墩公路桥的规划。规划决定，趁着冬季枯水季节，由各村筹资筹粮，劳改队出大部分劳力，立即动手围堰、建桥墩。将基础工程赶在春雨来临之前完工。
参加修桥工程，对我们犯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好的喜讯。因为正值农闲时节，粮食定量下降，参加工地做工，可以在马路边临时搭盖的大食堂里敞开肚皮吃饱饭。所有粮食、蔬菜，都由农民供应。白花花的清蒸大米饭、四菜一汤，午、晚两餐，吃饱喝足，但不准带走。这是纪律。群众根本没把我们当作劳改犯。好象我们是建桥的功臣一样。
劳改犯有得吃饱，干活特别卖力。下水清基础的苦活累活，也由会水的犯人干。有小渡船守候在旁边，对赤膊下水的，随时供应红糖姜汤和白米酒。
在场的农村干部，对我们都一视同仁。倒是个别的干部，对来投工的农民，反而咋咋呼呼。也许是山区比较闭塞，农民对干部唯唯喏喏惯了。工紧的时候，带工队也来，由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看押着。弄得老百姓浑身不自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是豪爽的农民告诉我的。不过，那样的机会很少。
在寒冬腊月里下水，长乐的马依水是个好样的。他喝几口白酒，伸手沾沾凉水，拍拍胸脯，就下水了。许久，才露出水面，换一口气。小渡船上守候着的农村干部，立即把他拉上船，用干手巾擦去他身上的水渍，披上他的外衣，递给他白酒。他喝了几口，甩掉外衣，再一次下水。
工程进展得很顺利。村干部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到临时食堂来看望我们，询问我们对饭菜的意见：
“饭菜还满意吗？吃得饱吗？干活不要太累了，要注意身体。”
这是多么暖人肺腑的话啊！在劳改队，可不一定能听到这样的话。
不过也有例外。听老犯人说，从小湖带我们来溪口的宋指导员，就有两个小故事，一并介绍在这里。
第一件是：1973年那段非常时期时，有一天，几个犯人去给大、小伙房送面粉。给小伙房送的是精制的白面粉；给大伙房送的是加工白面后的麦皮再磨细的所谓面粉。宋指导员问清两种面粉同样价钱后，命令他们：将两者对调，让干部的小伙房也尝尝“黑面包”的滋味。
第二件是：在水电站未计划建设之前，农场的稻谷加工靠水碓。在带领犯人到深山老林砍伐水碓主轴时，宋指导员预先通知大伙房，给上山的人多加米，让他们吃饱才能干重活。在山上，宋指导员一刻不离开他们，还反复交代要注意安全。他说：
“你们是来这里改造思想的。家里人都指望你们刑满回家与他们团聚。我也不希望你们缺胳膊少腿地回去。因此，安全第一要紧。任务完不成，明天可以接着再来。我要每时每刻紧盯着你们，一定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听说，宋指导员后来调走了，因为阶级立场不够坚定。
我听了老犯人的介绍，真的好感动。看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一点儿不错。我想，我们的劳改政策中，一定必须包含暖暖的人情味。对人的思想改造，不会因粗暴的言行而获得效果；倒是那深深的、柔柔的关怀和体贴，让人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的许多干部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实行着，也为以后政府政策的改变所证实。
冉·；巴让偷窃牧师的金银器皿，被警察逮个正着。当警察将重新犯罪的冉·；巴让送到牧师面前，求证他的犯罪事实时，牧师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牧师说：
“警察先生，谢谢你！这些金银器皿是我送给冉·；巴让的。虽然他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我相信，他已经作了明智的选择：从此重新做人了。”
牧师善意的谎言拯救了冉·；巴让。他从此彻底改变，成为新人。
我想，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牧师，来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
9
1979年4月12日上午十时左右，黄干事进入大号，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这时候，大山坪的林指导员已经替代池副指导员一个星期。他正在办公室里。老熟人乍一见面，不免彼此都有些尴尬。黄干事看在眼里，给我一个眼神，仿佛说：你们原来认识？
林指导员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两个陌生人，向我介绍：
“这两位是你们沙县林业局政策落实办公室的干部，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我说。
沙县林业部门经历一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兴衰之后，人事变动很大。这两个年轻人，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两位作了自我介绍。为主的那个戴着眼镜，姓杨，就称他小杨吧！
他说：“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的。你写给中央军委、福建省军区、以及邓小平同志的信，都转给我们收阅了。你的问题，我们将尽快解决，计划在五月一日之前，把你接回去，参加全县的平反大会。”
真是个大好的消息。再过半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去找我的老婆、女儿了！我沉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以至小杨以后所说的话，我几乎都没听见。只听到后面几句：
“你在福州还有个舅舅吧？你赶快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们也会和他们联系的。”
林指导员说：“胡振铎在我们这里，一向表现很好。今年，我们计划为他申报减刑。现在好了，一切都免了。”这几句话主要是对小杨他们说的，接下来对我说：“你的问题很快就要彻底解决了。祝贺你！”
政策办的人临走时，再三交代我，要给福州舅父写信。我的信通过干部邮寄，可能还未到福州，舅父的电报就拍来了。问我要多少现金、布票，去裁一两套象样的服装，好风风光光回家。
同室的小青年林震、郑二担、林则盛等，都抢着给我出主意。林震则抢过电报，高声压人：
“不许吵，吵什么吵？”他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听我说：30尺布票、50元现金，就这样决定了！拟稿吧！”
我把电报稿交给黄干事，很快就得到通知：钱、票都到了。
我向黄干事领出钱、票，到建阳买布，由那个在省军区做裁缝偷枪打鸟的犯人，帮我缝制。
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沙县来人，领我回去。
林庆武回去了。是他的大儿子亲自带领平潭法院的人，上去办理手续的。
五月一日过去了，沙县方面并没有动静。六月一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
这段时间，真正是度日如年。是我入狱之后第二个痛苦的阶段。
第一个痛苦的阶段，当属1970年刚来劳改队时。那一年与亲人不通音讯，又处于政治的非常时期。虽说有刑期，但还是渺渺茫茫。别人都有判决书为据，我却没有。后来倒是麻木了，也不管他刑期多少年，过一天算一天。只要过得开心。就是“苦中求乐”吧！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过去，不知不觉地，已经九年了。
现在倒好，政策是明摆着的，日期也定了。可为什么不守信呢？不要说我心里焦急，连管教干部也满心狐疑了。
邓小平再次上台之后，文化部门的禁锢也渐渐放开。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戏剧片《红楼梦》、《天仙配》，在县城影剧院，都是每天七八场，场场爆满。建阳军分区的电影队，更是时常到农场来放映。放映员与我们溪口的武装排长又是表兄弟。每到新的影片，都先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的手扶拖拉机进城去搬机器。
机器未到，管理我们生活的史干事，就会从岗楼的窗口探出头来，向大号里招呼：
“把胡振铎叫来！”
当我走近史干事所在的窗口，向他仰望时。他就会对我说，把我的饭盒带上去，到小伙房去给放映员包饺子。
小伙房里忙着炒猪肝、炖排骨。两位放映员吃好晚饭，出去整理机器时，我也把饺子包好了。史干事让我就着剩菜下饭。饺子留作放映员的夜宵点心。
电影就在晒谷坪放映。所有犯人都在前几排，坐在自己制作的矮凳上。后半部分，是附近的村民。
在度日如年的这段日子里，遇到外出，我就向黄干事领些零用钱，去城里看上一场电影。后来到了休息日，也向黄干事或分队的廖干事，请求外出散心。他们也都格外开恩，通知武装给予放行。虽然如此，我的心，仍然是紧紧的。
后来收到舅父来信，说在我的去信还未收到之前，沙县林业局的两个年轻人，已先行到福州安慰他们。六月一日，舅父还到沙县林业局一趟，询问为什么五一之前未能将我领出去？
他们安慰我舅父。说是他们的准备工作没做好，请放心。“你外甥迟早会回来的。我们正在抓紧。”
10
1979年的“双抢”开始了。
大号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感到希望渺茫。因此对这一年的“双抢”不热心。中队干部普遍认为，这一年的“双抢”抓得很吃力。中队长特别焦急。他一天到晚蹲坐在田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可顶两三个人用。他甚至亲自下田割稻、插秧（这是我在农场九年多的时日中，从未见过的），但纵使他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对付得了全中队三百多亩水田呢？干活还得靠犯人！
眼下的犯人，不少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长乐林震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干脆躺在地头的草地上，任凭李生产怎样催促，都不理不睬。李生产无奈，只得嘟着嘴向廖干事反映。说林震不干活，罢工。林震却出语惊人：
“我就是不干。你能因此增加我一时一分的刑期吗？我的刑期是以判决书为依据的。刑期一到，自然会有人放我回去的。干与不干，都耽误不了。”
眼看着收割进度太慢，翻地耙地就要受到影响。中队长、廖干事把我、李生产两个组长，以及保管员陈殷盛、长乐的马依水等，召到大号里的小会议室去。我头一次看到管教干部因为生产进度问题，处于征求犯人意见的尴尬境地。我了解犯人的心情。因此自告奋勇，从晒谷坪下来，组织一台打谷机组，和李生产的一台机组，先期抓好收割工作。人员由李生产挑选。他选了六个人之后，余下的、他认为最不听话、最抵抗改造的，都留给我。其实，他留给我的，都是最年轻、劳力最强的。在他们当中，我只能算是半大老头了。
我对他们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