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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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起头来，扶正眼镜，打量着我：
“你是福建来的吗？”
原来他早已知情。
“是的。”我说。
“我是昨天刚刚听说的。你先坐着，这旁边有椅子。呆会儿我给你找个人领你去。他的家在我们供销社的大大后面。”
“谢谢！”
“福建地方挺好的。我的一些熟人、朋友去福建做工，挣了钱都往家里汇，日子都过得不错。哪象我们山东，尤其是我们这一带，山不象上，地不象地，既不长树，也不长粮，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这我听说了。”
“你是来相亲的吧？怎么会看上俺这穷地方的姑娘？”
“我也是穷人家出身的。”
“那就难怪了。俗语说：‘穷帮穷，富帮富’。穷人家子弟只要长志气，也不会穷到底的。”
说话间，跑进来一个小伙子。说是金春的堂兄，叫金中。他还没开口说话，就被营业员叫住了。
“哎，金中，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你先把这位福建来的小伙子，领到你培启叔家里去，回来再说咱们的事。”
金中刚进来，冒冒失失地，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现在经营业员一说，回过头来认真地端详我。他一句简单扼要的“跟我来”，立马一蹦三跳向门外冲刺出去。我急忙跟出去，却怎么也跟不上他的脚步快，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影子。我紧追慢赶，发现他已经拐过了一道弯，好在前面再没有弯路，可以看见金中在远远的前方。我就顺着一座座的院墙根，一直往前走。
金春家的旧房早几年被拆了，地皮刮去作农家肥。由于家庭经济不济，至今还未重盖。一家人暂且住在大队的牛栏里。谁知一住就是好几年。
他们家的院子几乎没有围墙，该砌围墙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堆了一些乱石。院子的地板比外面的巷道高，所以，在巷道里就能看见金中扶着他的婶子出来。她婶子刚到屋门口，老远就喜不自禁地说：
“像，像，极像！这就是那福建人？很好，很好！”我已经走近到能完全听清他们母子的对话。
金中说：“婶子，人，俺已经给你领来了。俺还有事，不陪你了。俺走了。”
“哎，哎！不中不中。你真有急事，也得给婶子上坡里跑一趟，告诉你叔，就说福建人来了。如果能碰上金春妹子，就告诉她赶快回家，下午不必再去干活了。”
“中，俺一定照办。”金中说完，又风风火火地跑出去了。
我被接进屋子里。这是以门为轴，分成左右两间的极其简单的单层土屋。门西一口大灶，隔墙的西间，就是一家七口人唯一的居室。打着大土炕，床上被褥稀少，如果扯开，仅够两三人勉强御寒。他们主要还是靠晚饭后堵住灶门口和烟囱口，让带温热的烟气熏暖土炕，御寒过冬。我遵照大姑嫲嫲的嘱咐，带了一床棉被来，晚上和小舅子金发一起盖。房子的东间是杂草堆，堆放小半间的麦秸、玉米杆子，是生产队分配的燃料。堆垛杂乱无章，蚊虫自然不少。整间屋十分阴暗，连白天也缺少光亮。
不久，金春的父亲回来了。他，矮小的个子，谈不上什么长相，十分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不足50岁的年纪，比城市人显老得多。他用干布掸掸身上的灰土，脱下老布鞋，就上了炕。我也坐在炕上，这是他们家唯一接待客人的地方。
他先和我寒喧几句，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福建地方经常下雨、怕火柴划不着，把它夹在胳肢窝里呀……等等。
我说，那都是人们编出来的瞎话，哪有的事。
金春她父亲说：“俺家徒有四壁，借住这座大队的牛栏里，光有吃饭的口子，缺少干活的劳力。金春姐妹俩和俺三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都是九分工，一家七口人，到年底结算，还要倒找三十几元给生产队。听见、看见去福建干活的人回来，日子都过得不错。俺就托她大爷，帮俺俩闺女寻个好主。金春她姊妹俩都老大不小了，一个22，一个20，都可以出嫁了。俺们找你来，也不强求你。俺想，这些话，她大爷、大娘也都跟你说过了。你看着这事能办，咱就办，俩闺女儿随你挑。你要觉着不满意，就当是走了一趟亲戚。俺们也不为难你，就算是做了一回朋友。”
不久，金春也回来了。吃过午饭，又聊了一下午，天色渐渐黑了。金春她父亲看着我没有明确表态，也不便多说，就将此事让女儿自己说。
吃过晚饭以后，金春进到屋里，两只手掌反背过来贴在墙上，面对着盘腿坐在炕角的我，迟疑了很久。毕竟她也担任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在外面开过会，不怕抛头露面的。她终于开了口：
“俺大（父亲）说了，你瞅着愿意，就给个答复，要是不愿意，也不勉强。这话本该俺大俺娘跟你说的。可是俺大俺娘非得让俺问你。你就干脆说吧，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一会儿，金春的姑父也来了。他是大队的支部书记，一进来就盘腿坐到炕上，也问这个问题。我想，是到应该表态的时候了。否则，几千公里的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做什么？
我说，我是穷苦出身，看着穷苦人，心里就有几分亲近。我也不拐弯抹角，一句话，我愿意。愿意和穷苦人的女儿过一辈子。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已经带来基建队开的结婚证明，交给她姑父。她姑父看了，说这人很实在，开的证明完全可以。金春的证明则由她姑父回去开，明早送来。抽时间俩人一起去高泽公社登个记，事情就算办妥了。
我觉得，结婚登记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先不着急。别人委托的事应该先办。接着我将大姑嫲嫲交代的事情跟在座的人说了：就是到大姑嫲嫲的老家许孟去，看望一个她委托抱养的男孩，给孩子的舅父母送五十元现金和临行时带来的奶品之类。
大爷大娘（既然已经决定与金春结婚，对大姑嫲嫲夫妇的称呼也要改口了）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大娘40好几，大爷也50开外了，身边没个孩子，觉着冷冷清清。大姑嫲嫲的兄弟媳妇打听到一个婚外孕的姑娘，偷偷摸摸生下一个三斤半的小子，正好这时大姑嫲嫲夫妇回家探亲，就付给孕妇一笔营养费，将孩子抱来寄养在她兄弟家，待一两年过去，孩子能走动了，再带到福建来。大姑娘生孩子自然不能张扬，姑娘从怀孕开始，就一直用宽布条捆扎腹部，所以，孩子生下来才有三斤半。
金春她父亲、姑父都同意我先去看望孩子和他的舅父、舅母。第二天一早，趁干活的人还未下地，金春领着我急匆匆赶到许孟去，顺便给金春剪一身布料。
孩子是看望了，布料也剪回来了。我们在孩子他舅父母家吃的午饭，趁中午热气正上，坡里的人正围在草垛旁歇晌时候，偷偷摸摸溜回来，但还是被一个姐妹发现了。
当天晚上，一拨拨的大姑娘、小媳妇，到金春家来。人家结婚都是拉帮结队地争着看新媳妇。她们倒好，来看新郎官。一个个欢声笑语，叽叽喳喳地进来，叽叽喳喳地出去。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她们将我看得明明白白，而我背灯光反照，看出去却胡里胡涂。只有她们清脆的声音，把我的脸搅得一阵阵地涨红。
有的说：“哎哟，真俊哪！赶明儿也给俺说一个。”
有的说：“金春，你好福气哟，几时说的？”
还有的说：“金春，你真会装蒜，要不是今晌午你俩从许孟回来，俺大伙儿都还被蒙在鼓里呢！”
“说，几时给喜糖吃？”
“会给你的，少不了你这个馋嘴婆的。”金春说。
都是和金春一块儿干活的姐妹，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没多久，她们都走了，还要去打一会儿的夜班。当时既是农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再加山东又是老解放区，做什么时都是过犹不及，没有人敢违抗。
我们还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去高泽。
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我们步行六公里，到高泽公社才六点多。文书正在扫大院。金春向他打个招呼，他停下手里的活，依然持着扫把，看看金春，又望望我。金春他是认识的，而我他却没有印象。他问金春：
“干什么呢，金春，来得这么早？”
“找你办事。”
“办什么事？”其实他也猜到了，却明知故问。他放下扫把，和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在我靠近他桌边的时候，招呼我坐下。他问：
“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福建来的。”
“福建来的？怪不得这么眉清目秀。福建的水土养育人哪！”
“山东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到了福建，争战都结束了。所以称为福建。”
“有道理，有道理。”他转向金春，“金春，你说要俺给你办事，快说，办什么事？”
“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和谁登记？”
“你没看见吗？”
“看见什么啦？你的男朋友在哪儿？”
“好你个小高，你拿姑奶奶寻开心啊！快给登记！”
“你是说和这个福建朋友登记啊？”
“怎么啦，不行吗？”
“行是行。他愿意吗？”
“不愿意，他万把里路特地赶来看你呀？”
“你早没说好。你一来就该对俺说：‘小高，俺带了福建小伙子来，要和他登记结婚，你给办办手续，’这样一来，事情就明白多了。”
“你有完没完？快写！”
“俺还没提醒你呢！眼下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年代，你向他要了多少彩礼？”
“你问他。一分也没要。”
“没要就好。要是让公社知道你要了彩礼，招呼一班红卫兵到你家去，把你大、你娘连同你，抓出来游街！”
“不用你担心。俺自己明白。”
文书小高没再说什么，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象奖状一样大小的结婚证书，问清我们俩人的姓名，用毛笔往上面写，可是纸上老是不吃墨。我看他着急的样子，向他要了一张干净的薄纸，揉成团，在该写字的空档狠劲擦了擦，让文书再写，竟然写上了。
“看来你挺有经验的。”文书说。
“我写过奖状一类的东西。
“难怪。”
我们交了四角钱，作为购买登记证的费用。向文书道了谢，回村去了。
回到家里，我们为金春的一身衣裳犯愁了。
在“革命”的年代，又遇着农忙时节，任何事情都要加上“以革命的名义”，所以满村子找不到一个裁缝，为金春制做这一身衣裳。最后，我们只好请一位认识的会裁剪的大嫂，抽空把布料剪了，到供销社买来针线，在炕上和金春俩人，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6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请太长的假期，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准备返回福建，说好等到明年，再来看望岳父、岳母，迎娶妻子。我总算有个自己的家了，到明年，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探亲假了。虽然我们是登记结婚了，但并没有办宴席，也没有圆房，因为条件不允许。自从我来了之后，两个大女儿每晚都到她们的姑父家过夜。我和金春只有白天在一起，虽然岳父母也曾借口出门，给我们留下相聚的机会，但谁知道他们出去多久会回来？
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出门了。把带来的棉被留给他们。当我快到马路边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上来了。或许他们心有顾忌：女儿既已许给人了，却没有圆房，这算什么事呢？万一煮在锅里的鸭子又活过来，飞了，岂不前功尽弃？他们将女儿送到村口。
没有人来相送，她姑父母也没来。全村的人都下地去了。只有她的母亲和兄弟，她父亲和妹妹也下地了。
从五莲方向开来的公共汽车到了。看着我们小两口上了车。岳母流泪了。毕竟女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她哽咽着说：
“路上当心，到家了就来信！”这是当时最珍贵的嘱咐，因为电话还未普及，十天半月地能得到亲友的消息，就是最大的快乐了。汽车到高密转上火车，挤挤挨挨地好不容易才到济南。已经晚间九点多了。
下了车，分不清东西南北。好在济南的街道是经三纬四尽是直线，我领着妻子一路信步走去，遇到交叉路口，认好标记。我们到一家面点馆，要了两份卤面。谁知那口味太差，好不容易才将它吃完。
我们又过了两条横街，在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旅社，每床五元，一个单间两张床，十元，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消费了。我们拿出证明登记住下，新婚之夜才算开始。
起初，我们一人一张床，可是谁能忍受打了二十几年的光棍日子？我抱起被子就上了金春的床。两床被子，一床铺的，一床盖的，我就往她的身上摩挲，寻找目标，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我问：
“哎，在哪儿哪？”
“俺哪知道？”
“在你身上的口子，你能不知道？”
“俺也不清楚。你自个儿找吧！”
真浑哪！找了半宿，最终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清晨，掀开被子，发现污迹，但没有血迹。我连忙将被子盖上，扬长而去。谁叫它让我们睡一张床，出两个床位的钱呢？这十块钱，让他们洗被褥去！
欲知后事如何，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