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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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由厂部抽选人手参加的义务劳动补记在此：
一次是人造纤维厂基建工地的地面平整劳动。调木工段有电斧手加刘师傅和我等三四个。加刘师傅挑土，一次要两副担钩、两副土箕，挑起来快步如飞，结果扁担经受不了，断了两三跟。正在我们大家斗笑的时候，工地指挥部宣传报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有什么事迹需要报道的没有？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广播室的人要求我们写一篇稿件，大家公推我去。我跟到广播室，写了一段顺口溜交给他们，我刚回到工地，稿件就播出来了。
另一次是在现在的长途汽车站附近修“五一路”，干的是挖地基的活。还是加刘师傅一马当先。中午不休息，由厂部食堂负责送饭。
不久，我被调到化学制浆车间，到二楼的6#、7#打浆机台当学徒。由于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学起来比较快，三个月后，就能独立操作了。与我的老师傅分班。我在甲班，师兄乙班，师傅丙班。
厂党委、团委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车间与车间、机台对机台进行对口赛，操作员之间进行对手赛。这样一来，我和师傅、师兄就成了竞争对手。比赛的内容是：在符合规定的纤维长度和叩解度的条件下，班产量（干浆量）最多的为优胜。乙班师兄的成绩已经记录在台时记录本上了。我接手的是师傅遗留下来的半成品浆料。我查看了师傅两台机所装的干浆量，及它们已经运行的时间，和已达到的技术指标，认真分析需要再运行的最短时间。决定先加大下刀力度，解决它们的纤维长度，再回刀“细嚼慢咽”，解决叩解度。结果全程运行时间缩短了半个多小时。同时，在本班新装原料时，又加大浓度，使两台浆池的装浆量都超过了乙、丙两班。这样，我自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胜过师傅和师兄，获得了优胜红旗。
厂团委差派几个青年工人，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经过食堂、经过抄纸车间，一直来到我的机台旁，将一朵红花佩戴在我的胸前，将一张奖状递给我。我捧着奖状，回头注目车间一角的测验室，与我同班的上海姑娘小倪，此时正在对我会意地笑着。我应该感谢她。我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这里面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啊！
1958年初，厂里来了一批上海青年。他们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分到我们化学制浆车间检测室的两女一男，在福州人邵大姐的带领下，很快就掌握了半成品纸浆质量的检验技术，并能独立操作。小倪就是其中的一个。
检验室七个人，分成三个半班轮流倒换，与我们化浆车间的三班倒，产生剪刀差。因此，如果今天与小倪相聚同班，要过若干天以后，才能再次相聚。
小倪，十七岁，因小时候患了天花，大难不死，留下一脸的芝麻坑。车间里的工人并非出于恶意，爱戏称她“猫仔”（福州方言，与“麻子”谐音）；久而久之；她也答应。但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我却从来不这样称呼她，那样对人不尊重。她身材姣好，心灵手巧，轻言轻语，一天到晚嘴角总是带着笑容。
那一天我在洗衣房刷洗被单，小倪经过那里，看看只有三两个人，就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中午她会来我宿舍，帮我缝被子。
其实，缝包被我早就会了。在家里，除了洗衣物以外，我的针线活比舅母强多了。在端生家学习小组的时候，女孩子都被会母的细密的针线折服了。她们围在会母身边，看她刺绣的枕套，啧啧称赞，对枕套四边的封口，以为是缝纫机干的活。我也跟在姐姐的身边，看了个仔仔细细。因此，舅母遇到需要缝缝补补的活，都交给我。
到了下午两点，我已经将干透的被面、被里收回来了。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正好，同宿舍的几个，上白班的上班去了，同班的也逛街去了，整间宿舍只剩我一个。我认定是小倪叩门，立即从上铺下来去开门，果然是她。她满脸带笑，芝麻坑也变成了花蕊。她手里带着缝被子的针和线，说：
“我把针线都带来了，怕你没准备。”
“谢谢你！”我深情地望着她，逼得她低下头去。
毕竟是上海人，在阁楼小空间住惯了，自然养成了许多应对小空间的本领。她不用在走廊上铺草席，就着下铺窄窄的单人床，将被里、棉絮、被面，折叠成一半一半，先缝一边，然后再缝另一半。很快，整床包被在她的巧手下缝好了。我自始至终都认认真真地看她操作，一床被子在她的手里就象摆弄小物件似的。缝好了，她咬断线头，将余下线尾的缝衣针别在胸前。她回过头来望着我。我也直直地盯住她。她羞涩地低下头，两手轻轻地搓着，似乎在想：“我有如此的缺陷，他还直直地盯住我，一定不会嫌弃我。”
我将叠好的被子递到上铺，仍立在她的身边。我拉起她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手背，试探地说：
“倪，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吧！”
“好吧！”
“什么时候？”
“你决定吧！”
我去台江的文艺剧院买了两张戏票，演的是闽剧《靖边记》。这出戏，到底演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她就更不明白了。但我们能够如此紧密地坐在一起，让我始终拉着她的手，抚摸她的手背，心里感到十分的满足。既然看不懂，我们就提前回厂。正如相声演员马季说的，五十年代的人谈恋爱，是“各走一边”。我们怕路上遇上熟人，在万寿桥上就开始各走一边了。一个在桥东的人行道，一个在桥西的人行道。一直到厂区，也没有走在一起。虽然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心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我们在不同的倒班中，还时不时地会有相聚的机会。那一天晚班，我们又遇上了。车台前十分平静。小倪也只有一个人当班（另一个请假了）。忙完了活，我们紧紧地坐在一起，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只有头顶上的三五牌的名挂钟，在的达的达地计算我们平静的脉搏。我们在临门（其实是二楼的落地大窗）的方桌前坐下，将台时记录本的背面翻过来，各人取出自己的钢笔，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流心声。
我写：“前面游来一只大白鹅，”
她写：“后面的母鹅叫哥哥。”
我们彼此露出会心的笑，还交换了钢笔。
今天的岗位对手赛，正好我们又相聚了。而且又是夜班。我不停地调整打浆机的飞刀，需要即时了解纸浆质量的进展情况，那就要对纸浆进行多几次的测验。一般地说，在一个台时中，最多检测三到五次。今天，她却为我检测了不下十次。每一次我只要“哎”一声，她立即就过来取样，几分钟就能给出结果。为我节省台时立下汗马功劳。这时候，我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拿着奖状，她一定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所有的疲劳辛苦，都荡然无存了。从她躲避众人耳目，在检验室的一角，低头不语地偷笑的神态，我已经感觉到了她对我的真心。我以满怀感激的目光注视她，希望她能抬起头来，让我饱饱地看上一眼。但她一直不抬起头来。当别人在注意我时，我才收回眼神。
4
福州纸厂各个车间，都有定期出版的板报。化浆车间的板报栏立在通往食堂的大路旁。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因为所处的地段是大多数人必经之地，所以，刊头设计、文字抄写，以及文稿的内容，都特别引人注目。
板报的美术设计，由蒸球工段技工苏恩义负责。他爱好美术，功底较厚。每期都要画出不同的刊头。稿件的题头、题末的插图，都十分切题和精彩。文字则由我编辑和抄写。说是编辑，实际是从头到尾全部包办。因为，一线工人师傅虽有很多值得歌颂的模范事迹，但他们文化都偏低，都不会写稿。哪怕几句顺口溜都拿不出来。所以，每期出版前，我都要从采访、撰稿、编排，直到抄写在大白纸上，流水线作业全过程，一人担当。每期24个版面，最快也要忙乎三四天。到出版时间，工段长都会特批我们的假。我们就将广告色颜料、各种笔、纸，搬到大食堂里，占用一个角落，在那里忙着，有时还忙到深更半夜。
化浆车间的板报，无论从刊出的及时、版面的活泼、组稿的丰富、形式的新颖来看，在全厂都是名列前茅的。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单项竞赛，但只要从就餐、过路的工人经常在这里长时间驻足停留，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刊物的评价。
厂里接纳了一批实习生，有的是退伍兵，有的是干部。他们是为苏联援建的项目之一——青州造纸厂作人事准备的。一个退伍的班长担任我们车间唯一一台精浆机的操作员。精浆机就设在检测室的隔壁。他在精浆机上的操作比我在打浆机早两个多月，已经十分娴熟，得心应手。安排在我这一班的退伍兵，是个山东人。他身体粗壮，但文化很低，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他来跟班当学徒，跟他说叩解度、纤维长度，根本听不懂，只能做些粗重的活。如：抬明矾或硫酸亚铁的大包装，将称好的明矾或硫酸亚铁倒入溶解桶里，加上水、通入蒸气，用小木桨将它们搅拌融化。在我所定的时间，再将这些溶液慢慢用勾桶打出来，加入纸浆池中等。除此之外，什么也不会做。我还是不能脱手离开。几个月时间，我是白当了一回“傅”。
与这些跟班学徒的退伍兵所不同的，化浆车间也来了一位管理干部。他是从广州抽调出来的，曾在广州纸厂见习一段时间，现在又来福州纸厂见习。
有一天，他突然召见我，还是在我当班的时间。我请示了曾焕祥工段长。他答应让我去，我的机台由他亲自代管。
我到了车间办公室，在工会主席引荐下认识了他。他姓周，我们就称他周干部吧！我们在会客室里一边品茶，一边聊天。广州人很看重饮茶。有人说，你去广州不要怕住不上旅社。你只要将预先带去的茶叶拿出来，与服务员一起品尝，准保你能住上。
他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接着表达了渴望与我见面的想法。他说，他看了化浆车间的板报，觉得我们化浆车间真了不起，能出这么好的板报。为我们骄傲！他说他看了板报之后，就向工会主席打听，一直想和我见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从小品、相声、小说、戏剧……一直谈到电影。谈到最近放映的反特故事片《云雾山中》、《羊城暗哨》等。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他提议与我合作，写一个反特主题的电影文学剧本。我欣然同意了。
正在我准备着手这一合作时，周干部调走了。接着，退伍兵学徒也随后离厂。后来才知道，这些变故是因为1959年赫鲁晓夫撤走苏联专家，青州纸厂下马所致。
1959年下半年，粮食恢复定量供应。随着粮食库存量的不断吃紧，粮食定量几乎是逐月减少。每个员工都发给一张粮卡，用于向食堂管理处购买饭票的登记。饭票、菜票从此分开，不再合二为一。原因是，在1958年的浮夸风中，鼓山公社原全国劳动模范曾“创造”了水稻亩产两万多斤的“卫星”，农业部门的秀才们用计算尺（当时的先进计算工具）算出，全市将有多少多少亿斤粮食可以入库。因此就有了《福州晚报》的元旦社论：《放开肚皮吃饱饭》和评论员的文章。厂矿企业、各行各业都吃大锅饭，居民户实行自报用量，已报的数量一定要买完。结果造成大量的浪费。纸厂食堂的背后建立一排猪栏，每餐吃不完的大米饭，倒进猪食槽里，连猪都吃腻了。再加大炼钢铁，使许多人不务正业，丢弃在地里的大量粮食没有及时入库……，所以，造成粮食供应的后续困难。到了1959年下半年，这一困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问题，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纷纷到农村圈地办“农场”。纸厂也在三叉街以南的农区划了一片地，挑选几个老农去种植蕃薯、青菜，同时也抽出一部分青年去作帮手。我和检验室的徐家驹也在其中。临行前，车间举行小型欢送晚会。我编了一段相声，和家驹同台演出。徐家驹是检验室中唯一的男同志，是和小倪从上海同来的伙伴。他写得一手独特的三角形的异体字。
5
1960年6月，闽北山区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漂流的木材堵塞了万寿桥的桥洞；桥西与桥东的水位高低相差十几米。如不及时抢救，福州城区通往仓山的唯一一座大桥，将被强劲的洪水掀翻。情况十万分危急。市里组织了抢险队，主要由部队担当。任务是将堵塞的木头一根一根拉出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可以使用，只能人工操作。听说这一场抢救中牺牲了五六个战士。
我们福州纸厂接到夜间巡逻和桥头警戒任务。我和抄纸车间的姑娘陈雄等二十多人被选。前后十天左右。具体工作是：晚班，负责巡逻从江边向西的沿岸木材垛头，发现偷盗，当场捉拿。巡逻沿观井路、麦园顶，至福州九中、人民公园……。这样从东到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