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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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着急，慢慢吃。我去告诉你们的算术老师。你吃完了再去上课。”老师夹着讲义，到其他班上课去了。
一天中午，老师安排我们四个同学，值日做卫生。卫生做完到家，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当我的一条腿刚刚跨进高高的木门槛，舅母急匆匆地从伙房赶出来，当胸给我一掌。我跌出门外，后脑勺狠狠地磕在水泥台阶上，肿起一个鸡蛋大的包。我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玉英姆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离开织布机，出门扶我。她用掌心揉搓我的后脑勺，嘴里嘀咕着：
“孩子嘛！总会贪玩的。也不要下手这么狠哪！”
舅母仍然余怒未息，大声嚷嚷：
“你这个懒虫，吃大猪料、叫猪仔声的死孩子。你想偷懒不干活。全街的学生都回家了，只有你到十二点才回来。说，这半个小时都上哪儿撒野去了？不许吃午饭，快给我干活。”
玉英姆扶着我，又揉搓我的痛处，看看出血了，到公婆龛的香炉里取了一些炉灰敷上，纵然止住了血，但是疼痛依然没有停止。玉英姆从我肩上取下书包，把我带进伙房，在饭甑里打了一碗饭，打开饭桌上的菜罩，让我坐下，拍拍我的肩膀，说：“快吃吧，吃完了就去干活，以后别再贪玩了。”连玉英姆都认为我是贪玩了，这冤案就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我刚刚在饭桌前坐下，饭碗还没端起来，舅母又一个箭步地冲进来。她抢过饭碗就往饭甑里倒，推进筷子和菜，盖上菜罩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说：
“别吃了，快干活！想偷懒就别想吃饭。下午也不用去上学了！”
这时候我头晕晕地真想睡觉。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仿佛已经到了夜晚，满天星星就在眼前闪烁。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一支胳膊横在饭桌上，头就昏昏沉沉地伏了下来。舅母依然不依不饶，把我拉起来。玉英姆进来扶我，劝慰我：
“好啦，好啦，外甥，你先去纺纱吧！”她又躬身弯腰，附在我的耳边，低声说，“等你妗子上楼午休睡着了，咱们再去吃饭，好吗？”
玉英姆急巴巴地盼着舅母早一点上楼。到了下午一点多钟，舅母终于午休去了。玉英姆拉着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伙房（因为舅母的房间就在头顶上），她打了一碗饭，让我吃了去上学。
期中考试后的几天，我拿着成绩单回来，按舅母的吩咐，将成绩单交给她。舅母不识字，拿着我的成绩单，问女工玉英姆。玉英姆看了看：语文95分、算术98分，常识的分数栏里斜划了一根红线，再看看名次栏里，写着“不列名”。她感到奇怪，口里自言自语：“不列名，不列名……”
“不列名是什么意思？”舅母问。
“我也不清楚。”玉英姆识字有限，道不出个所以然来。舅母看看问不出什么，就拿起成绩单，去问邻居叔叔。这一天舅父不在家，否则也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周折。
邻居叔叔看着成绩单，犹豫了半天，嘴里琢磨着：“不列名，不列名，不列名其实就是没有名嘛！”
舅母总算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出气的理由。她一只手揪住我的右耳，将我一路拖到横街巷的依栋堂舅父家那里。我只能伸长脖子，顺着她的手势，一路跟出去。舅母一路拽着我，一路吆喝：
“你们看看，大家看看哪！都说我们做娘舅、阿妗的狠心，不让外甥上学读书。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舅母另一只手扬着我的成绩单，“我们送他去上学，考了个‘没有名’出来啦！大家看看，大家看看哪！”
近邻的婶子、大妈在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表达她们的困惑：
“不会吧？这孩子每次考试的名次都在前面的呀！”
“谁说不是呢，第7名都没考过。”
“不是有一科没考吗？”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对呀，让我们看看成绩单。”一个年轻的、怀抱孩子的大嫂靠近舅母，从舅母手里抓过成绩单，好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似的，说：
“大家看，大家看看，这不是缺着一科常识没考吗？”
“是呀，缺了一科怎么平均呀，这平均分一栏里面不是空着吗！”有人借机附和。
这时舅母拉着我，刚从堂舅父家返回。近邻们发出的疑问，舅母有点骑虎难下。她急忙放开揪我耳朵的手，问我：
“常识科你怎么没去考啊？”
“不是你说工夫紧，没让我上学吗？”
“哪一天？”
“就是你让我在家纺纱的那一天，正好考常识呀。”
“你为什么不早说？”
“表妹不是跟你说过了，那一天是考试。”
“咳，你这个死孩子。你让我怎么丢得起这个脸面噢！”舅母一半埋怨、一半自责地说。
4
一台织布机，年景又不好，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夫妻俩经常为一点小事争争吵吵。舅母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了，时常听到她大声地埋怨舅父：
“我19岁出嫁到你吴家，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真冤哪！当初我父亲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穷小子噢！”
每当这个时候，舅父就到楼上他们的房间里，哎声叹气，连连自责：
“是我没用，是我饭桶，都是我不好，”说到伤感处，他就举起已经开裂、用来绞纱的毛竹管子，对着自己的脑袋，啪啪地敲打。竹管发出沙哑的响声，楼下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大概是舅母不忍心舅父就这样被破竹管敲死，吵闹声渐渐止息了。我在楼下纺纱，吱呀呀的纺车木轴磨擦的声音，成了他们夫妻感情插曲伴奏的和声。
舅父跟舅母的娘家借了一些本钱，到温州去做生意。据说那里的皮蛋很便宜，一角钱可以收购四五个。运到福州来，一个可以卖到八分钱。除去盘缠、运费，还有二三成的赚头。舅父去了一个多月，来信说是就要回家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想必吴老板赚了大钱，苦景不再了。
在舅父还未到家之前，家里来了一位年轻姑娘，问清了谁是老板娘之后，见到舅母的面就喊“大姐”。舅母被她叫得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舅母听不懂温州腔的普通话，只好请玉英姆做翻译。玉英姆虽然也不太懂，两代人指手画脚的沟通了半天，总算有了一些眉目。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这姑娘今年十六岁，没有父母。舅父在温州旅社结识的。舅父在外面做生意，西装革履，虽然快要四十岁了，依然风度翩翩。姑娘在帮忙生意中已然委身于他，做成了露水夫妻。舅父年轻时也做过中亭街吴氏棉麻行的公子。现在只不过是时运不济，要不然娶她三妻四妾也不为过。如今这女子虽不是十分姿色，却比发妻滋润得多，毕竟她只有他们一半的年龄呀！
小姑娘自己愿意做小，舅父就把她带回福州来了。舅父自己先躲在旅社里，让大胆的小妾先回家作个“火力侦察”。要是舅母不怎么反对，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凯旋回府了。
看着、听着玉英姆和姑娘谈了好一阵子，终于不谈了。舅母急忙过来问：
“玉英姐，到底怎么回事？”
“噢，是老板认识的一位朋友，做生意的。”玉英姆含糊其词地答道。
“不会是死老头子娶来的小老婆吧？”
舅母的猜测自然没有错。这是已婚女人聪慧的本性。但她毕竟听不懂普通话，心里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过，给这娘们儿一个下马威，还是必要的。她抢过姑娘手里的小藤箱，摔出大门外，对着门外围观的人群，大声说：
“别做梦了！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我们吴家不会收留你的。快去告诉我家那个死鬼，叫他快快回来。老娘要找他算帐，晚了，就别想进门！”
玉英姆望望门外围观的人群，推出矮门，对大家说：
“快去，快去，有什么好看的？”她伸手带进矮门。还有好事的人，从当中那扇雕花栅栏的空隙往里窥视。想看看、听听事情发展的经过和结局。
玉英姆拉着姑娘细嫩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姑娘，你年纪轻轻，还是另寻婆家吧！吴老板拉家带口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了。再说家境也不好，你留在这里也不会有好处的。还是走吧！”
姑娘点点头，玉英姆拉开门，拾起撒在地上的三两件衣物，交给她。姑娘也没要回小藤箱，向玉英姆道了谢，径直向着十橺角的方向，走了。
说实话，十六岁的姑娘只是嫩了点，要和舅母年轻时相比，还稍逊一筹。十几年的风霜雪雨，多俊的小姑娘也会熬成黄脸婆。舅母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天下午，舅父西装革履闪亮登场了。舅母象一头被人侵占了领地的雄狮，直冲大门口，将舅父推出门外。
“好你个吴老板！我娘家借钱给你，就是让你去游山玩水，风流快活？你撇开我们母子，要返老还童做神仙了？没门！门儿都没有！你给我滚，滚！从此不要回来。那小娘们儿在旅馆里等着你呢！去吧，去吧！”舅母说着就要掩门。舅父知道事态闹大了，拿出看家本领嘻笑着，一边使劲顶住门不让掩上；一边侧身往里挤，挤进门再说。
舅母掩门的手一软，骂一句：“你这煮熟的狗头！”放开手，匆匆上了楼，将房间的门关上。
舅父进了伙房，拿起绞纱的破竹管，随舅母上楼。他推不开门，就伸手从窗洞进去拉门闩。他走到床边，一边敲自己的脑袋，一边骂自己：
“我浑蛋，我下流，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把竹管交给你，你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今天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无怨无悔。哪！竹管给你。”接着是一阵劈劈啪啪的响声，后来就“雨过天晴”了。只是苦了那个举目无亲的小姑娘，从浙江温州，几千里路程，只身来到福州。没有人收留，以后的路，又该怎么走？
5
这一天的上午，课间操后，同学们在礼堂集合。前台摆着一块黑板，上面抄写着一首《队旗歌》，由音乐老师教唱。我那时还不是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也一起跟着唱。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和平的风吹动了旗帜，
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快乐的歌声响彻天空，
红领巾在胸前飘动，
准备着，准备，时刻准备，
做一个建设祖国的先锋。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歌曲教完之后，由校长和教导主任讲话。讲话指出：美帝国主义趁着我们国家刚刚建立，疯狂发动了侵略朝鲜、染指中国的战争。并且武装日本、霸占台湾，企图破坏我们百姓的安定生活，扼杀新中国。我们坚决不能答应。
现在，我们要为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大家顺序排队，踊跃主动签名。为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增加一份勇气和信心。接着，学生们按班级顺序；分批到讲台前，在和平签名书上签上自己庄严的一名。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右手无名指与小指之间生了一个疔，慢慢流脓溃烂成一个洞。家里没钱给我医治。我不但坚持上学，还要坚持纺纱。一直到右手不能动弹，才停止纺纱。许校长替我向防疫站申请，开了证明，让我每天到街道医疗站去免费医治、换药。大约有半个多月，才完全痊愈。这其间，我右臂吊在三角带里，吃饭靠左手用汤匙入口。暑假的时候，校长又介绍我到防疫站去，参加消毒工作。阿姨、叔叔将药罐装好药，打足气，然后帮我背在背上。到了居民家里，我只要打开开关，对准明沟、隐蔽处，喷药就行了。这样一天下来，干六、七个小时，可得八角钱。那一年暑假，我干了十几天，收入了十来元，都交给了舅母。
到了四年级下学期，有一天，许校长找个同学，把我叫到她的寝室兼办公室去。我来到她的房间，家具很简单，主要是墙壁上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画像十分突出。听同学说，她终身不嫁，将父亲的资助和自己的积蓄，买了这块地，建了学校，投身教育事业。她没有孩子，将三百多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四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许校长尖尖的鼻子，高高瘦瘦的身材，看见孩子就喜欢抚摸他们的头。
许校长把我叫到她跟前，象祖母关爱孙子一样地抚摸我的头，说：
“显欠仔①，显欠仔，我这里有一张市政府的批条，你拿回去交给你舅母。凭条可以到市政府领取四万元的困难补助金。”许校长将批条交给我，再三嘱咐“小心收好，别弄丢了，回去立即交给你舅母。”
我中午回家，立即将条子交给舅母。舅母拿着条子问玉英姆，毕竟她能识几个字。舅母向邻居打听了去市政府的路途，第二天就领我去鼓西路。
第二天清晨，舅母和我步行进城。当时福州城区较小，南门兜到鼓楼之间算是城区；南门兜以南至大桥，称为南台；大桥再以南叫仓山。
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了市政府门口，向守卫的解放军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