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打折扣-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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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外甥真的经常找方先生“请教功课”了，然而只要他转弯抹角提到暑假，方先生就不于答理。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他始终没有把表舅吩咐的那“一点事”办成，表舅的脸色便愈来愈难看。于是他愈来愈不敢去请安了。但不敢请安也得请安，因为天气渐渐冷得厉害了，而他的衣服实在太单薄。所以一天晚上他又硬着头皮来到表舅住的小洋楼。路上他很小心地留意着不让别人看见，然而进门后他说了一句话，顷刻之间便使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了。这句话只有两个字——他对开门的人讨好地叫了一声：“舅妈！”
这时一个人正从书房怒气冲冲地走出来，听到他的叫声马上站住，雪亮的目光在他脸上狠狠扫了一下，随即摔门而去。这人正是方先生！表舅跟在后面追出来，正好看见这一幕，脸都气青了，狠狠地骂了声“娘希屁”，不知是骂方先生还是骂他。
不过他的冬衣问题还是解决了。表舅因为“战事愈来愈糟，时局愈来愈紧”，准备举家迁往台湾，有不少家当无法带走，他便得到了表弟的几件旧衣服。他自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
半个多月以后，表弟开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到宿舍来叫他。上车后发现表舅已经坐在里面。车开起来后，表舅说：今天我带你们两兄弟到方步岳家里去搜查，他在家里藏了张图，你们两个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他很想问表舅这张图是什么样子，但表舅的眉头皱得很紧，他终于没敢问。
方先生的家位于一条陌生的小街。小小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表舅亲自动手，和两兄弟一起做到了挖地三尺——将房间里的地板全部撬开。三人忙了整整一下午，到处翻了个底朝天，直到天黑才空着两手回到小洋楼。
回来后表舅说今天你就不要回宿舍了，反正学校早已停课，你回去也无所事事。你舅妈已经先走了，我和玉奎过两天也要走，家里的佣人也辞了，这两天你就住在这里做做饭吧。这时楼上突然有人把门捶得山响，一边捶一边喊：裴铭皋你把我放出来！裴铭皋你这个败类！……表弟看着他父亲阴笑一下，说看样子药劲儿过了。表舅脸色一变，领着儿子匆匆上楼去了。
那天晚上他在楼下佣人住的小房间里睡得很不踏实。楼上的叫骂声忽高忽低，中间还夹杂着表舅的声音——时而像在劝说，时而像在呵斥，有时干脆就是对骂，直到后半夜才停息下来。他不敢上去看个究竟，表舅说过不许他上楼。即使表舅没说这话他也没有胆量上去，因为他早就听出来了：楼上那个喊着表舅名字破口大骂的人正是他最怕见到的方先生。第二天表舅和表弟轮流下来吃饭，他悄悄问表弟是谁在上面吵闹。表弟说是个赤色分子，昨天上午被我爸爸关在储藏间了，这家伙一直不肯吃饭，我就不信他能够熬到底！
然而赤色分子方先生却真的熬到了底，整整两天没有吃一口表弟端上去的饭。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表舅便叫收拾东西准备动身。行李装上吉普车后，表舅在楼上呆了很久，直到十点多钟才铁青着脸走到楼梯口，对儿子说你上来帮我把他架到车里去！娘希屁！
方先生被架下来时昏昏沉沉的样子，已经没有力气喊叫和挣扎。表弟将方先生塞进汽车后座，交给坐在里面的表舅摁住。吉普车跳了两下，呜地叫了一声，撇下他绝尘而去，这就是表舅留给他的最后印象。
表舅走了不久，嘉平解放了。随后他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教务长裴铭皋和中统有秘密关系。他顿时明白了表舅为什么要叫他暗中接近赤色分子方先生，为什么要带他去搜查那张图（这张图显然是地下党的机密），为什么要把方先生关起来，最后又架上车带走……他只是不明白表舅为什么不动用真正的特务来对付赤色分子，而要把他拖进这滔天的罪恶。于是他终日提心吊胆，等着公安局来抓自己。到了公安局他会把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说清楚了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命，自己毕竟是糊里糊涂当了裴铭皋的帮凶的……
日子在恐惧中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人来抓他。最后他终于想清楚了其中的原因——除了方先生，谁也不知道他是裴铭皋的外甥，而方先生显然已经遇害了。奇怪的是也没人说起方步岳烈士惨遭迫害英勇就义的事情。人们似乎把他和方先生都遗忘了。于是他怀着侥幸心理，把这段致命的秘密深深埋在心头，同时又每天都感到良心无法安宁。
这个惴惴不安的年轻人就是薛鹏。
毕业时，薛鹏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在大西北他干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但他怀着赎罪的心理干得兢兢业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又紧张了，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因为那段罪恶的历史被揪出来。那年夏天他到嘉平出差，任务是催车皮，便住到了铁路局招待所。一天上午，他正站在窗前想心事，突然听到有人在谈论他的名字，而且是同裴铭皋这个可怕的名字一起说出来的！
他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过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听出那是两个男孩的声音，就在他的窗户下面。他失魂落魄地望出去，只见一个长着招风耳朵的男孩，手里捧着一个咖啡色封面的日记本，正在大声地念给他的同伴听。那个同伴在墙根下面，他必须把头伸出去才能看到，但他怎么敢伸头呢？接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男孩的口中清清楚楚地念出了他和裴铭皋的甥舅关系，以及他本人的“密探勾当”。他立刻听出来了：这是方先生的口气。可是，方先生的日记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中呢？莫非他是方先生的儿子？……薛鹏浑身一阵颤抖，再也不敢朝窗外看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他几乎天天看到方先生的儿子在窗外的球场上踢球，每次他都吓得心惊胆战。当他离开嘉平时，他有一种逃离险境的感觉。可是回去以后他并没有安下心来，反而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他越想越觉得这本日记是个定时炸弹，早晚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找那男孩问个究竟，如果真是方先生的日记，想个办法弄过来一把火烧掉，不就永远平安了吗？于是，几个月以后，当单位再次派他到嘉平来出差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铁路局招待所，并且天天注意着窗外的球场，一心盼望再次遇到那个男孩。
男孩没有见到，却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大学的室友黎明。黎明成了右派的消息并不意外——黎明那种性格不当右派反而是件怪事。但他听了心里还是一阵狂跳，回来的路上好久缓不过神来。经过球场的时候，他看见对面有两个男孩在人群中争吵，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正是他要找的那个。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但男孩周围的人很多，他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问个究竟”，又不敢让他们看到自己，于是他在大树后面藏了起来，想等人群散去以后再走过去。后来那男孩与另外几个人一起离开球场，他急忙跟了上去。然而男孩刚跟那几个人分手，又与另外一群小孩玩到一起去了。他躲在路边的树林里等了半天，始终没有等到单独谈话的机会，过往的行人似乎又对他的样子起了疑心，他只好回来了。
第二天，他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了那个男孩。男孩背着书包，而当时正是学生放学的时候，所以他断定男孩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躲躲闪闪地跟在男孩后面，打算一直跟到男孩的家。稍后他又有了个意外的发现——方先生的儿子一直在悄悄地跟着一个人走，而这人就是他的老同学黎明。难道他们认识？这时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来了，那男孩与他的伙伴在他窗下争论时，好像不止一次说起过“黎明老师”。黎明在街上走了一圈，随后回了学校，而方先生的儿子也跟着进那学校去了——这孩子果然是黎明的学生。
发现这一点以后，薛鹏认为继续跟踪已无必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不露痕迹地接近这个男孩。想来想去，唯一的途径是黎明。犹豫了两天以后，薛鹏冒着被人发现与右派交往的危险，给黎明的学校打了个电话。没料到居然很顺利。接电话的人啥也没问就把黎明叫来了，黎明跟他约定明天晚上在公园茶馆叙旧。
在公园的茶馆见到黎明后，他又胆怯起来，东拉西扯就是不敢说到正题。后来不知怎么的，那个招风耳朵的男孩突然出现在面前。那男孩比自己还惊慌，看了他们一眼扭头便跑了。于是他顺势问起黎明认不认识这个孩子。黎明说是他以前的学生。他马上问是不是姓方。黎明说姓唐。薛鹏又问，他家里是不是有姓方的亲戚？黎明说那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他接到了单位的电报，叫他明日返回。他在心中长叹一声：这本性命攸关的日记只好失之交臂了，命也！运也！
然而命运却向他微笑了。
星期天上午，他朝窗外望去，又看到了那个叫唐什么辉的男孩。唐什么辉正在球场上和一个矮胖的学生吵架。那矮胖学生大概是吵输了，气冲冲地离开球场，跑到这边来穿衣服，一面恨恨地用脚乱踢地上的书包，踢得书包里的东西滚了一地。随后他从地上拾起了一件东西。当他手里拿着那件东西，边看边走过来时，薛鹏精神倏然一振——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薛鹏马上推开窗户，叫那学生等一下。从楼里跑出来时，一个计划已在薛鹏心里形成了。
他和颜悦色地对那学生说，我看到你偷了同学一个笔记本，但是我不会说出去的。那学生说你说出去老子也不怕。薛鹏拉住他，将笔记本拿过来翻开一看，立刻认出是方先生独特的字体——同学们曾在背后戏称为“方体”的。于是薛鹏将他带到自己房间，对他说，我给你五块钱，你把这个笔记本给我，行不行？那学生登时喜笑颜开，说你不要哄老子。掏钱的时候薛鹏又解释说：其实我并不是对这本日记有什么兴趣，我只是喜欢收藏这种皮革封面，我是专门研究皮革的……那学生不待他自圆其说，抓过人民币就跑了。
薛鹏趁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匆匆将方先生的日记看了一遍。日记里果然记载着他那段可怕的秘密。看完以后他赶紧把笔记本烧了。直到笔记本化成灰烬，他才从心惊肉跳之中摆脱出来。
这次离开嘉平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城市。当一切风平浪静以后，他却又意外地见到了方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那是1962年夏天，他在北京出差时突发高烧，便到附近的医院去看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给他开了两天输液。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他的病床时，那女医生忽然惊叫起来。薛鹏听说护士将链霉素拿成了青霉素，不禁吓出一身汗，他对青霉素严重过敏，要不是医生及时发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然而那护士却跟医生大吵起来，骂了很多难听的话。薛鹏气愤难忍，正想插言，护士嘴里冒出一番话，吓得他一愣：“沈瓶梅，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旁边有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听到这话就昏过去了。随后跑进来一群医生护士，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事后薛鹏问了一下，方知昏过去的姑娘是那沈医生的女儿。沈医生的丈夫叫方步岳，曾在嘉华大学教书，解放前跟一个特务跑到台湾去了，所以那护士就这样骂她。薛鹏听后，对沈医生母女有种说不出的愧疚。两天以后，他完成了最后一次输液，从医院出来时遇到方先生的女儿，那种愧疚又涌上了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叫住那姑娘，对她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回到旅馆以后，薛鹏又后怕起来：万一方先生的妻女找到他，问他怎么知道方先生的事情，他岂不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吗？从此他再去北京出差时，都特意住在远离那家医院的地方，包括地质学院附近的“东风旅社”。
文革期间，他的秘密没有暴露。他辗转调动过几个单位，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文革结束后终于得到机会，得以从事自己心爱的文物考古工作。拨乱反正以后，他的胆子大了些，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方先生的妻女，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她们。他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到那家医院，才知道沈医生早已死在批斗会上，至于她女儿现在何处，医院里的人都说不上来。于是他想这笔良心债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
八十年代初期，他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城，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梦想，这时他的儿女都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