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打折扣-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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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服务台的女孩查查汪得财住哪个房间。汪精卫的汪，得到的得，发财的财。戴眼镜的女孩一听就笑了：这名儿怎么像个老财迷？真逗！然后查了一通，说老财迷没查到。你们说的名字倒是有一个，住328，可人家是德才兼备的德才，你们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我们想汪油嘴既然成了汪干事，说不定也已德才兼备，便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上三楼。唐亚辉一上楼就说要小便，邀请我一同如厕。我说我在外面等你吧。他便钻进厕所去了。不一会儿听到厕所里面突然喧闹起来，正想进去看看，就见唐亚辉搂着一个人的肩头出来了。那人比唐亚辉低一个头，在他怀里拼命挣扎着，一面苦苦哀求：“……不要不要，求你了，求你了……”
那人的脑袋扭来扭去，一时看不清面孔，但那熟悉的公鸭嗓使我听出他就是汪油嘴。唐亚辉将他搂得很紧，十分亲热的样子：“好说，好说，都是老同学嘛，好说……你看舒雁也来了……”
事后唐亚辉告诉我，他在厕所里发现有个家伙将脸贴着板壁，正透过小洞偷看隔壁的女厕所，抓住领子提起来一看，原来是工会干事汪油嘴同志。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节，因而不明白汪干事为什么面色如土，特别是当唐亚辉说到他房间去坐坐时，他双膝一弯，几乎要在走廊中间跪下了：“不要不要……屋里有我们周主席，你一说，我就完了……”
“嘘——，”唐亚辉将食指压在嘴唇上，“小声点！我怎么会说呢？我们是找你叙叙旧，顺便问件小事情，只要你肯配合，就没事。走吧，咱们总不能在这儿说吧？”
汪油嘴的房间果然是328。走到跟前时，意外地发现屋里有女人在说话，隔着门听不清楚，只觉得那声音很尖锐很激昂，推门进去，才发现是从桌上的半导体发出的——那收音机正在愤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收音机旁边坐着两个人。汪油嘴首先向我们介绍一位秃顶的胖子，说这就是我们工会的周主席。周主席很有风度地和我们握手：“坐坐坐！哈非，哈非！”边说边去拿温水瓶，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喝水”，赶快挡住他：“周主席你别忙乎，我们不哈非。我们是来看老同学的，坐一会儿就走。”
汪油嘴又向我们介绍另一位干枯瘦小满脸皱纹酷似核桃的老太婆：“这是我们厂的蒋二娥同志。” 蒋二娥同志立即绽开皱纹说出一段话，像是表示欢迎，我费了点劲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知道她便是那位能背一百零八条语录的奇迹创造者了。
“汪干事，”周主席从衣架钩摘下帽子，一边问，“今天晚上的电影你就不看了吧？”
“不看了，不看了，”唐亚辉抢着回答，“汪干事刚刚看过电影。”
汪干事顿时打了个哆嗦。好在周主席毫无察觉，他把帽子戴正以后，朝我们点点头：“那你们坐会儿。”然后朝老太婆把手一挥：“那我们就向电影院，前进！”老太婆立马拐着小脚跟他往外走，顺口又说出一段语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仿佛在向我们告别。
蒋二娥的声音消失以后，汪油嘴方才松弛下来，掏出一个亮晶晶的香烟盒，“啪”地揿开，向我们伸过来：“抽烟。请抽烟。”俨然又是干事的派头了。
唐亚辉抓了一支烟抽起来。我便提起正题。话没说完，汪干事已经在摇头了：“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偷你的笔记本呢？”
如果他说的是“没有”，我们也许就相信了。然而他说的是“不可能”。于是唐亚辉向我挤挤眼睛：“既然汪干事说不可能，我们只好找周主席谈谈了。”
汪干事又哆嗦起来：“不要不要，让我想想，想想……”然而他闷头抽了两支烟以后，却说他想不起来，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你们是晓得的……我只好失望地站起身，对唐亚辉说咱们回去吧。
“回去？干吗回去？”唐亚辉很惊讶，“周主席的电影马上就看完了，咱们再坐一会儿不好吗？”
周主席使汪干事的记性立马变好了：“我说我说，舒雁你这个笔记本其实当天就烧掉了。”
“烧掉了？你干吗要烧掉？”我问。
“不是我烧的。”汪干事慌忙摆手，“是个不认识的人。他说他是研究皮革的，特别喜欢那个笔记本，你那个笔记本的面子不是皮子做的吗，他说他想收藏，我就送给他了……”
“鬼话！”唐亚辉说，“你汪油嘴会把东西白白送人？”
汪干事吞吞吐吐地承认那人给了他五块钱。唐亚辉还是不肯相信，说那人既然花了五块钱买去，怎么可能烧掉呢？汪干事急得满头大汗，说我把那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们听嘛，你要是再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快说，不要浪费时间。”唐亚辉不怀好意地一笑，“周主席的电影怕是已经看到一半了。”
汪干事就急急忙忙说起来，但在百忙之中仍没忘记声明：他拿我那个笔记本是出于革命警惕性，想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的“变天账”。他拿着笔记本边走边看路过一座楼房的时候，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个大人伸出头来，叫他等一下。然后那人从楼里走出来，把他领进房间，拿出五块钱要买那个笔记本。他当时觉得很合算，拿了钱二话没说就出来了，快到家的时候想起那人拿过笔记本高兴得眼睛发亮，像是捡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又后悔起来，觉得自己吃了亏，就转身跑回那个窗户底下，想叫那人再加五块钱。结果看见那人正在烧笔记本，“我见他连皮封套也一起烧了，就回来了。”
我和唐亚辉面面相觑：这件事情太离奇了！但正因为离奇，我断定不是汪油嘴临场发挥编出来的——编造的故事应该比这简单和可信得多。于是我问他那人什么样子。汪油嘴说这我哪儿记得清楚，只记得他说的是外省话，三十来岁的样子。我心里一动，又刨根究底地追问，那人鼻子旁边是不是有个瘤子？汪油嘴想了半天，说没这个印象。我就从身上把塑料钱夹掏出来。钱夹里有两块三毛钱，还有两张照片，我要掏的是其中的一张。但是掏的时候，把另一张也带出来了。我指着薛鹏与我的“双人照”，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汪油嘴断然摇头，连声说不是不是，实在记不清楚了。唐亚辉又提起工会周主席，工会汪干事的记忆立刻有所恢复，把手指向另一张发黄的照片：“倒是有点像这个人……”
我登时倒吸一口凉气：真是见鬼了！
他的手指头指着1957年早已作古的徐先达！
第二部（27）
当我把汪油嘴的话告诉方丽华时，她显得很平静。
“烧了就烧了吧，反正我父亲的日记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至于是谁烧的，既然想不清楚，就别去想啦，咱们总不能老是生活在这些事情的阴影中吧！”然后她转了一个话题，“下个星期你就要下厂实习了，是吧？”
“过三个月就回来，那时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说。
“那时你也该毕业分配了，可咱们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这事我一直没提，你也真行，压根儿不问。”
“什么问题？”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她瞋我一眼，“我妈还没点头呢！她可是一直希望我留在身边。”
我心里不禁“啊呀”一声。这个问题早该想到了，但我就是没想到，我总以为只要方丽华点了头，我的幸福就进了保险箱。
我结结巴巴问她怎么办。她欣赏了一阵我的窘态，才抿嘴一笑，说她跟母亲谈过了，母亲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同意她把我领到家里去见一面。“时间就定在这个星期天吧。星期天上午九点钟，咱们在故宫城墙的东北角碰头，我带你去我家。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何况，你这个媳妇也还不算太丑……”
星期天是4月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天上午，八点半还不到，我已经站在故宫东北角的角楼下面了。穿着一件斜纹布中山服，扣子扣到领口，手里提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自我感觉像个傻老冒。我想这种感觉是我的衣服领子引起的。领子上的风纪扣掉了，扣不拢，很不严肃地半敞着，当然傻冒！于是我干脆将最上面的扣子解开，将两片衣领压下来，力求使之接近较为潇洒的“小翻领”形状。然而手一松，那领子就重新翘上去，更加不伦不类。我便惋惜地想，要是夏天就好了，夏天我有件短袖海魂衫可以穿，根本没有领子，也就用不着跟这破领子较劲了……
如此这般胡思乱想了半天，蓦然觉得不对劲：太阳已经这么高了，护城河边的树影也越来越短，方丽华怎么还没有来？便向一位戴手表的过路人打听时间。听他说快十点了，顿时焦急起来，伸长脖子东南西北望眼欲穿，最后终于看到一个窈窕的身影在翠绿的柳荫下匆匆而来。没错，就是她！
我张开双臂迎上去，点心盒子在线绳上摇摇摆摆。跑近时发现方丽华脸色惨白，眼睛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我心里“咯登”一下：今天一定出大事了！
“方丽华，你怎么啦？”
“我妈……”她只说了两个字，眼泪又涌出来。
我立刻想起她母亲有心脏病。“是不是你母亲病了？”
方丽华用手抹去泪水，说：“医院党委找她谈话了……”
“怎么回事？”
“我还要问你呢！”她猛地把头一抬，我才看清她眼里充满怨愤，顿时吓懵了。
“你在嘉华大学到底跟人家说了些什么？”
“……”
“你是不是要人家给我父亲平反？”
轰！一个晴天霹雳打下来，我的脑袋炸成了碎片，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没有，没有，我根本没说过这话……”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的话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她好像被我气坏了，转身就走。我赶紧追上去，拉住她的衣袖，“方丽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明白好不好？”
她将我的手甩开，顺着护城河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手里依然提着那个可笑不堪的点心盒。走到人少的地方以后，她平静了一点，失神地看着河水，告诉我嘉华大学来了一封公函，说她母亲写了一封翻案信，交给一个姓名不详的北京大学生带去。那个学生在嘉华大学保卫处大吵大闹，说方步岳是他们冤枉的，必须平反……
“这怎么可能……”我大叫起来。
“听我说下去！”她冷冷地打断我，“医院党委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我母亲交代事情经过，翻案信的内容，还有那个学生的名字。我母亲不知道我用她的名义写过信，第一句话就说没这回事。组织上说我母亲不老实。现在我母亲压力很大，可是我们想不出对策，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那边是怎么说的……”
“根本就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嘉华大学说得很清楚，那个学生是个男生，说嘉平话，自称是我的同学。你说，除了你还能是谁？”
啪！我手里的点心盒子掉到地上了。
方丽华接着说：“我今天找你，就是要你把说过的话告诉我，不然我母亲这一关就过不去了……”
“我什么也没说！”
“舒雁！”她痛心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你怎么这样？我母亲不会说出你的名字的。为了保护你，我母亲已经被停职反省了，你就忍心袖手旁观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我……”我撕扯着胸前的衣服，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她看。
“我知道这事不全怪你，是我让你去的，你说那些话也是为了我，可是我没想到你这样没有勇气，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承认！”
我终于急了，狠狠一跺脚，不管不顾地喊起来：“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保卫处，我只去找过徐伯明，信不信由你！”
方丽华怔了一下，口气有所缓和：“你真的没去别的地方？”
“我只去过嘉华大学的寒假值班室，打听徐伯明的住处，可那儿不是什么保卫处，我早就给你说过了。”
她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拿不准是否应该相信我的话。那一刻，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我只能听见自己呼呼喘气的声音。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个该死的值班室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的好像就是“保卫处寒假值班室”。于是我有点狼狈：
“方丽华，我可能记错了，我去过他们的保卫处……”
方丽华眼中掠过一丝绝望，霎时泪如泉涌。
“可是我……我没有跟他们说过你父亲……”我声音嘶哑地说。
她已经不再听我说什么，双手捂住脸放声痛哭，泪水从指缝间不停地流出来。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