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打折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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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说，既然组织上知道我爱人没有去台湾，更不是特务，能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们心里踏实一些。党支部书记立刻严肃起来，质问她想干什么？你丈夫明明跑到台湾去了，你还要组织上告诉你什么“真实情况”？你想翻案是不是？想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是不是？母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下午医院党委又把她叫去，正式告诉她：你丈夫方步岳就是一名“特嫌”分子。同时严正警告她必须老老实实端正态度，不许乱说乱动到处打听什么“真实情况”，任何翻案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母女二人这才明白，那个“江浙口音”不是医院里的人，同时也想起他使用的是“方先生”这个过时的称呼，看来的确不像是“组织上”的口气，而像是父亲解放以前的一个朋友。她们觉得这个朋友对父亲后来的情况一定很熟悉，包括父亲家里的近况，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时隔多年，母亲辗转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以后，还知道到这家医院来找“沈大夫”，并且知道已经长大了的方丽华就是“方先生”的女儿？
因此，他们对这人说的话深信不疑。特别是方丽华，她亲眼见到那人说话时有一种吐露肺腑者特有的神态，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对于父亲的生死之谜，方丽华不像母亲那样悲观。她总是幻想有天早晨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回家来了。她有时甚至想，她们母女的情况，说不定就是父亲告诉这个朋友的。于是，寻找这个人就成了方丽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她没法写入团申请书了。倒不是怕不能得到批准，她认为写入团申请书本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这是不应以能否批准为转移的。然而她知道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仅必须把父亲写成“特嫌”，还要按此规格写出对父亲的批判和认识。如果她相信父亲真的是那种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这样写。问题在于她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去写，无异于昧着良心去肆意诬蔑父亲，要是父亲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她将如何面对？她还觉得这样写也是对组织说假话，但是真心话又不能说，否则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她只能选择沉默和回避。她决定：在父亲的“特嫌”问题弄清楚之前，宁愿承受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压力，也不写入团申请书。
三年的时间在隐秘的等待和寻找中过去了，父亲没有等来，那个“江浙口音”也渺无踪影。正当希望渐渐熄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她在学校门前的汽车站意外地看见了“江浙口音”！那天的乘车追赶一无所获，但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她又偶然得知这人姓徐，曾经在嘉平露过面……
第二部（18）
夜已经很深，远远近近的窗户都不再发亮。走廊端头的暖气片逐渐降温。呼啸的风声也平息下来。四周万籁俱寂，方丽华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听你说了刘思秀和黎明的故事以后，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告诉你的。”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可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说‘老徐’形迹可疑，是吧？”
“是的。如果他是个可疑的人，那么他对我说话的动机也就令人怀疑，这一切就太可怕了……”
我心里疼了一下：“都怪我，都怪我，害得你虚惊一场……”
“不过你的话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因为我父亲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就姓徐，叫徐先达……”
“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可是他的侄子还在呀，他的侄子也应当姓徐，对不对？”
“你认为‘老徐’就是他的侄子？”
“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是那天你一说起‘老徐’，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人。因为母亲有一次曾经说过，父亲以前的熟人中，现在只剩下徐先达的这个侄子了，除了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说那些话。这个人我母亲没有见过，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人。那天回寝室以后，我把这事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可能就是他，除了姓徐这一点外，还有几个地方也能对上号：你第一次见到‘老徐’是在嘉平，而徐先达的侄子就在嘉华大学工作，我想这就是我在北京很难找到他的原因。从年龄上推算，徐先达的侄子和我见到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另外，我母亲说过，徐先达是江苏人，一家人都说江苏话，我想他的侄子说话也会带点江浙口音。这些想法当然只是我的推测，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亮，我终于有一个可以为她出力的机会了！
“对呀！只要我寒假回嘉平的时候，到嘉平大学去见见徐先达的侄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老徐’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完全可以办好！”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不过在告诉你之前，我必须先取得母亲的同意。可是那天晚上母亲在医院值班，这事就没说，然后我对你们发生了误会，就不想跟母亲再提这事了，因为这事是不能托付给外人的……”
“现在呢？”我急于知道我现在还算不算“外人”，“现在你跟母亲说了没有？”
“说了。咱们和好以后，我看了你在颐和园拍的照片，肯定了照片上的‘老徐’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就跟母亲说了我的打算。可是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同意。自从医院党委找她谈过话以后，母亲一直很害怕，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在打听父亲的消息，她怕别人知道了，又会说我们想翻案……”
她怕冷似的颤抖一下，不往下说了。我这才发现钢窗张开了一条缝，一股冷风从窗缝溜了进来。冷冽的空气不知道自己承载的话语有多么沉重，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钻到走廊深处去了。我把窗户关严以后，方丽华苦涩地笑了一下：“可我今天我还是跟你说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她对我的信任深到了何种程度，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便颤动起来。于是产生了一种热切的冲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利用寒假去找找这个人，好吗？这毕竟是一个现成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寒假以前无论如何要说服母亲，让她写封信交给你带去。如果徐先达的侄子就是‘老徐’，我父亲的情况就可以搞清楚了。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徐’，那么你还可以去找找那位黎明老师，向他打听一下‘老徐’是谁……”
“其实不用等到寒假，现在我就给黎明写信问一下，不好吗？”
“这事我也想过，但是母亲不同意，她说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别人手里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我想，先不要惊动你的老师，这件事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没关系的。我在信中只问那个跟他一起喝茶的‘老徐’是谁，不说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要不这样吧，我写好以后给你看看，你认为可以，我再寄出去，好不好？”
“好……吧。”方丽华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早晚需要找你这位老师了解情况。自从前天晚上，听母亲说了你写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话的。想来想去，总觉得跟‘老徐’有关系。可是你跟‘老徐’并不熟悉，你熟悉的是这位老师，你注意到‘老徐’，是在你因为一个古怪的笔记本而跟踪这位老师的时候……”
啪！——我听见脑海里清脆地响了一声。“笔记本”三个字像子弹一样划破了混沌的迷雾，一些久远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得声音发抖，“这些话就是那个笔记本里面的！”
“是吗？”方丽华狐疑地说，“你不会记错吧？”
“应该不会错。因为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就是看了前面这些话，才对那本日记发生兴趣的。”
“什么话？”
我把那番话背了出来：“教会的财产？他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会的财产？”方丽华满眼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怎么会这样写……”
“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你父亲写的。你还记得吧，我以前说过：写这本日记的人就住在我家里。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你父亲，你父亲应该住在嘉华大学嘛，怎么会住在我家……”
“别忙别忙！”方丽华打断了我的话，“你家在嘉平什么地方？”
“反修北路11号。”
“反修北路？这是现在才有的街名吧？以前的老名字叫什么？”
“以前叫友好北路。”
“那就不对了。”她马上说，“我父亲解放前确实不住在嘉华大学，而是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不过不是在友好北路，是饮马街，你知道这条街吗？”
我说我不知道这条街，但是我知道嘉平有条饮马河，我想饮马街可能是在饮马河那一带……
第二部（19）
尽管住址对不上号，方丽华还是把有关“教会的财产”那番话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摇头：你父亲从来不信宗教，跟教会没有任何瓜葛，不可能写出这些话的！你那个同学一定是记错了。记忆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你可不能当真。
仿佛要印证方丽华母亲的说法，过了两个星期，黎明的回信来了。说他看了我的信很吃惊，他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他根本没有一个叫“老徐”的朋友，更不可能在1957年和某个姓徐的人一起喝茶。黎明的信使我比他还要吃惊，我不知道在他和我之间，到底是谁的记忆力出了毛病。我和方丽华分析以后，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我和黎明的记忆力都没出毛病，只是他不愿意对我说实话罢了。于是我们把希望集中在徐先达的侄子身上。方丽华更加急迫地劝说母亲写一封“介绍信”，好让我带着去找“徐老师”（这是她们对徐先达侄子的称呼）。母亲却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毫无意义，只会给咱们惹来祸事，千万搞不得！
然而方丽华和我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们背着所有的人，像两个密谋者那样悄悄地策划这次行动。这种密谋不能在晚自习时间进行，因为阶梯教室里总是坐着那对戴眼镜的情侣，有时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将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利用起来，碰头的地点也移到了学校背后一片僻静的白杨树林里面。文体活动时间一到，我们就各自走出校门，绕过围墙径直来到白杨树林。碰头时的感觉有点像搞地下工作，只是没有对暗号而已。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结果作了种种估计，包括最不利的情况。方丽华说，即使“徐老师”不是她见过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我去找他谈一谈也会有收获的。她仔细研究了父亲提及此人的那封信，从中感到他与父亲关系很密切，因而他一定能够提供一些父亲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她根据这些描述，就可以感觉到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而在心里对父亲是否与特务有牵连的问题下个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不管这个判断对其他人有没有说服力，只要能说服她自己，她的一颗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我应该向“徐老师”提出哪些问题。但是，设计得越多，越细，我们越是感到棘手：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对我这个陌生人谈呢？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他凭什么相信我？这样，策划的重点就转到了怎样获得“徐老师”的信任。方丽华用自己和母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说明舒雁同学系受她们母女之托特来了解情况，恳请徐老师理解和支持云云。写好以后讨论了一下，觉得光凭这封信恐怕不一定能使徐老师理解和支持舒雁同学，于是，放寒假的前一天，方丽华又从家里拿来两件东西交给我。她说徐老师看了这两件东西，一定会相信我的。然后她温存地叮嘱我，回去以后别再想这些事情，明天你要在火车上熬夜，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
然而那天晚上我却睡得很不好。
“呼——”，一列火车凄厉地鸣着汽笛攀登山峰愈爬愈高愈爬愈尖锐刺耳……爬到峰顶忽然降调：“噗——”，火车化作一道瀑布飞流而下一泻千里渐渐变成缓慢的流淌……慢到极点又突然平地起惊雷重新鸣起汽笛扶摇直上：“呼——呜——呜呼……”
那不是鸣笛的火车，也不是奔泻的瀑布，那是林先生的鼾声。林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每次听了我都会暗暗称奇，不明白他那瘦弱的身躯里，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
林先生的鼾声并不是总能听到，因为他一般是在深夜发力，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