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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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唐瀚民大病一场，从此象脱胎换骨了一个人。他不再高谈阔论，也不再谈笑风生。对大大小小的官员，能躲则躲，能避则避，躲避不及，也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惶恐得罪。但是从此，他便开始和更高层次的官员往来，藏头露尾，藏器待时。
1990年唐瀚民第二次离开家乡去了海南，此时在他的身上仅有一张他父亲的遗照和不到了一百万的本钱。三年后，他在海南击鼓传花式的地产热潮中成功地扔掉了最后一棒。当时在海南的房地产商依然是热血沸腾，唐瀚民笑称：“吃饱的都走了，剩下的迟早都是难民。”
1993年冬天，唐瀚民回吴梁时，带回了林羽煊和杜殚枫。林义夫还以为他是选了谁做妻子，那时林义夫的女儿都已经8岁了。但唐瀚民说，她们只是他新请的两位私人助手，是刚出校门去海南找工作的大学生。唐瀚民还不想考虑成家的事，说他还不会安顿。男人不得安顿，家庭就不会幸福。他心里还有未竞事业，所以他必须有所舍弃。
从海南回来，唐瀚民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了几年前从深圳回来时的显眼耀目，也不再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他以香港汉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毛泽东主席来吴梁时曾经下榻过的西郊宾馆租下了一幢别墅作为自己的营地，开始酝酿和打造自己的天地。林羽煊和杜殚枫从那时起就一直跟随着唐瀚民，成了唐瀚民的左右膊膀，为他出头露面，帮助他一起实现着儿时梦想。
葬礼结束了。林羽煊和杜殚枫挽着唐母的手，在唐瀚民家人陪伴下徐徐走下山去。民乐队正演秦着一曲“二泉映月”，那凄切哀怨，苍凉悲壮的乐声在墓地迥荡。
下山路上，林羽煊告诉唐母：她们处理完唐瀚民的后事就会离开吴梁，一个要到加拿大定居，另一个将去瑞士生活。很显然，她们如是说，实际上是想将这消息告知林义夫。杜殚枫还特意对林义夫说：“林主任，下次要是再去美国，就可以去加拿大了。别忘了让煊煊将加拿大联系地址告诉你。”
到了山脚下，林羽煊拉林义夫到一旁，轻声地叮嘱他说：“林主任，董事长心里最最放不下的就是伯母，你是董事长的好兄弟，我和枫枫出国以后，伯母就全拜托你了！”透过她戴的那副精致优雅的方形无框深色墨镜，能见到她脸上的泪水。
林义夫默默地点头。心里还在暗自思衬，林羽煊和杜殚枫为什么要刻意告诉他去国外定居？林义夫不经意地问她：“你们什么时候走？我是说，什么时候出国？”
林羽煊侧身去用纸币拭泪，然后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还没那么快！要等董事长的后事处理完毕。董事长关于如何处置汉人集团和他私人财产的遗嘱在市公证处，还没有公开。现在市公证处已经根据他嘱咐，聘请了市公正会计审计事务所正对汉人集团的财产进行全面审计，要等审计报告出来以后，市公证处才会公开他的遗嘱。这些都是董事长生前自己安排的。我们必须要等到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妥当，才会离开吴梁！”
林羽煊特意将“董事长生前自己安排的”加重了语气。说完，林羽煊立即主动向林义夫伸过手来：“林主任，伯母一家人老实厚道，董事长不在了，除了你，他们家里连个能出头的人都没有，真的要全靠你多多担当了！”
林义夫被林羽煊所说的唐瀚民在公证处的遗嘱愣住了，半天才醒悟过来，赶紧接过林羽煊已经停在半空中好久了的手，说道：“瀚民家的事是我份内事，你就放心吧！”
林羽煊深沉地点点头，转身便向杜殚枫走去。在不远处的杜殚枫站在打开了车门的车旁，一直在注视着他们，当看见林义夫的目光注意到了她，她也向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这杜殚枫留一头短发，人显得十分的干练，别看她是个美女子，却是个跆拳道高手，身怀着数名男人也休想近身的功夫。她在外很少言语，与其说她是唐瀚民助手，勿宁说她是唐瀚民保镖更确切。唐瀚民生前，她始终都不会离开他三步远。据说有一个包工头曾在工地上因为质量问题不服唐瀚民训斥，说了粗话，还企图想用手去推掇唐瀚民，他的手还没来得及碰到唐瀚民的衣服，杜殚枫轻轻出手，他便跪在了唐瀚民面前。杜殚枫说：“你要想吃饭，就按老板的话去做！要是你不服气，我让你光着屁股离开吴梁！”有几个包工头的亲戚，拿着铁掀奔过来，杜殚枫一把将唐瀚民拉在身后，脚尖勾起地上的一根铁棍，只二三个回合就缴了他们的械，让那三个三大五粗的民工跪在了包工头一起。只到唐瀚民叫过杜殚枫住手，那四个跪着的人才敢抬头看。唐瀚民对那包工头说：“出门是为赚钱，不是来斗狠！你要是不将质量改过来，这里就没有你饭吃！这事就到此为止，我明天还会来检查！”这包工头第二天就乖了，后来他做的工程还获得过“鲁班奖”。
林义夫心里还在捉摸着唐瀚民遗嘱的事，看到了林羽煊和杜殚枫当时的表情，林义夫朦胧中开始有了一种强烈的意识，恍惚中觉得这其中好象还有什么隐情瞒着他。
瀚民那份还没公开的遗嘱是怎么回事？瀚民在遗嘱里要说些什么？半个多月前，瀚民并没有和他谈起过遗嘱的事，他去美国前与瀚民通话时也没提起过有遗嘱的事，而瀚民临终前，他身边除了林羽煊和杜殚枫，没有瀚民的家人，瀚民去世时，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林义夫抬头去看林羽煊杜殚枫，她们正和钱复兴一起在招呼那些豪华轿车和它们的主人陆续离去。林义夫心里有些紧张起来，唐瀚民死得太突然了，他心里有太多太多解不开的疑窦。他开始注意陆续离去的客人都是些谁。有些人他认识，有些人他并不熟悉，他们大多都是房地产商，瀚民生意场上的朋友，这些人在最近的几年里都赚得盆满钵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做房地产的钱赚得简直来不及数，而且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钱包。他们成了这座城市最最富有的一族。
这些富豪们也注意到了林义夫在场，都是远远地点个头致意，并没有人前来和他招呼，这些显贵中的大多数人平日里对待林义夫的态度，就几乎惊人一致，都是能避则避，敬而远之。这或许与林义夫有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老婆有关，与他夫妻俩与这个社会不合群的性格有关。
林义夫这时才发现，在瀚民的葬礼上，怎么就没见到一个官方代表？他觉得奇怪，唐瀚民是吴梁市里有影响的人物，在市领导眼睛里，他绝对是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唐瀚民不幸英年早逝，官场上怎么会没一个人来送他最后一程？
第三章 14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第三章
14
这一夜，林义夫无法入眠。明明已经累极，疲惫的身躯都没力气动一下，但就是无法让自己休息。身边的妻子已经酣睡，呼吸均匀而攸长，一副满足的适意样子，时不时还长吁上口气。他却仍睁大着眼睛，盯着窗幕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夜光。他不能闭上眼晴，一闭眼，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那张刻在墓碑上的唐瀚民微笑的遗像……
吴梁市虽然没有无锡、苏州、常州出名，却拥有了江南地区最典型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最是红尘中一等风流富贵之地。
吴梁市最值得炫耀和骄傲的除了太湖，还有就是那条穿城而过的古运河。古运河在吴梁老城区中心位置围绕着一条弧形小街，象根绸带飘过。这条弧形小街东西走向，仅六七百米长，因街的偏西处有座始建于十七世纪的天主教堂而闻名。共和国成立之前它的街名一直叫天主街，即使在清光绪十七年义和团焚毁了天主教堂，这条街也还叫天主街。现在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是十九世纪初扩建成的，但这条街如今却不再叫天主街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崇尚民主，将其街更名为民主街，一直延续至今。自这条街易名之后，那座竖着铁十字架的教堂天天都关闭着铁门，静静地倒映在古运河里。
民主街附近的弄堂和建筑近百年来都没有多大改变。临河筑室，枕河而居，河街并行，人水相依，粉墙黛瓦，简约大方。狭窄的石子路还是那条十七、十八世纪铺就的路，小街东西两处的河上各有拱形桥，一座叫信德桥，一座叫普济桥，街中还有座石板桥叫永安桥，这些桥都由教堂所建，桥名也是由教堂的的主教所起。政府将小街易名，却保留下了这些桥名。被保留下来的还有这小街上的二所由教堂创办的原名叫“原道中学”和“原道小学”的学校，不过名字到了文革后便被改成“第几、第几”了，改革开发以后才又改回原名。小街上有老虎灶、理发店、油条大饼铺，还有些修鞋、补伞、箍桶、打铁的小店小铺。这些小店小铺若要追本穷源，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三五百年之前。
小街的居民都是老街坊，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生活在此，大家还保留着相亲相邻的古风。谁家包了馄钝，相邻的十几家必定都有得尝鲜；谁家遇上红白喜事，忙的一定是左邻右舍；谁家晒在屋外的衣衫，都不必担心会被阵雨浞着；谁家外出忘了锁门，也不用怕家里会失窃；谁家要是遇上点犯难事，头疼的一定是满街的人。
唐瀚民和林义夫就出生在这条小街上。从父辈们起，林义夫与唐瀚民家就是邻居，没有一墙之隔，就是一家人。他俩一同出生于那个最残酷、最动乱、最惨无人道也最滑稽、最疯狂、最莫名其妙的年代，那是共和国天灾人祸最猖獗的年代。林义夫出生时，母亲因产后大出血而丧失了生命。父亲是原道中学的校长，在1968年7月7日红卫兵“赤字军”和“黄字军”之间的武斗中，因出面奋力劝阻，而被当场活活打死。从此，年仅七岁的林义夫便和爷爷一起生活，因为爷爷年事已高，他和爷爷的生活实际上都由唐瀚民的母亲在照料。
唐瀚民的父亲是位在国内享有声誉的土木工程专家，因为他耿直无讳，直言不忌，1958年6月被打成了“右派”，紧跟着就被独自下放到郊区农村“接受教育改造”。1961年8月被摘帽回到吴梁，成了“摘帽右派”而分配到原道中学任教。但在五年后的1966年8月，那个令焚书坑儒的秦皇汗颜的8月，那个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只是小巫见大巫的8月，那个惨绝人寰的人类社会大灾难的8月，那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大浩劫的8月，那个被人民日报社论称赞为《好得很！》的“破四旧”的红色8月，唐瀚民的父亲面对着他钟爱的古建筑群惨遭焚毁、扒拆、砸烂后的一片废墟，他痛心疾首，顿足锤胸，大骂：“孽子孽孙，愧天作人啊！搭倪搿宗牲生于一世，羞辱煞老子啊！”
他在愤恨中撞树自尽。吴梁市在整个文革中撞死在那棵老柏树上的一共有七人，唐瀚民的父亲只是其中之一。
此年此月，唐瀚民不足四岁，二哥九岁，大哥十一岁，瀚民的大姐也仅十三岁。唐母是燎原服装厂的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丈夫去世，她便独自拖曳着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为了养家糊口，她四处打短工，到居委会里揽活计，赚钱补贴家用。晚上带着一家人，凑着小油灯剥豆瓣、敲瓜子、砸钢珠、敲铅丝、拆回丝、摇草绳、糊纸袋、糊火柴盒子。天不亮，又会带着瀚民的大姐一起帮街坊倒涮马桶，然后才赶去厂里上班。唐母那时也只有三十几岁，但她的手却完全是一双老人的手，手心里全是些伤口和厚厚的老茧，手背上一条条青筋突起，皮肤像贴上了一层薄薄的皱巴巴的纸。
林义夫父亲去世以后，两家的那堵墙开了扇门，隔壁家的这一老一少也便成了唐母要拖曳的成员，家里就更显得拮据，硬是靠唐母的劳作不息、省吃俭用才供足了孩子们上学和生活的所有费用。连林义夫在内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辍学，大姐、大哥、二哥都读到了初中毕业，林义夫和唐瀚民读完了高中。老街坊时常也会予以些接济，一家人免强地活着。
有善意的人找唐母说合，想将唐瀚民和林义夫送富裕一些的人家，孩子好有口干饭吃，也好免去她家境困顿，那年代此类事屡见不鲜。但唐母说，她是做母亲的人，只要自己还没死，就是让孩子吃自己身上的肉，喝干自己的血，她都不会放弃，会将孩子拉扯大。这一大家子能够活下来，其中的千辛万苦也只有唐母一人才能真正的体会。
因为林义夫与唐瀚民年龄相仿，小时候基本上都是他们两人玩在一起。在那些大人们度日如年的日子，他们的童年记忆却充满着游戏、欢笑和阳光。
那时的人真的好单纯，好诚实，好善良，好正直，孩子们时常会吵翻脸，但没人家的大人会为孩子去计较，都由着孩子第二天又成了好朋友。有回家告状的，任其添油加酱，大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