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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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无我不堪设想。（2）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炎黄子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应该为民族的生存贡献个人的一切，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存，即使是国亡后家尚存，也只能当亡国奴，有何幸福？（3）我爱国吗？眼看着祖国沦陷而无动于衷么？我贪生怕死吗？只想到个人的享受吗？不！经过深刻的思考，我认定只有打败敌人，才能救国救家，所以，我决定报名归国抗日。南洋生活虽好，但我的心已为祖国患难所占据，能为祖国开一车士兵上前线抗敌，能开一车军火上前线杀敌，不也是英雄么？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9）
“公司为我们二人送行，专做了二枚纪念金章，大家都勉励我们要为祖国立功，要为侨胞争光，最后挥泪而别。”
这就是一个爱国赤子的情怀。他的思想，同样也代表了3193名南侨机工的思想。
黄迎风老人的回忆录还写道：“1939年秋天，我们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运输处不久便到后勤部汽车第三团第八连，驻地在贵阳唐家山。
“1940年日军占领南宁，想攻我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反攻，集中动用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经过生死的搏斗，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这次胜利却让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有不少华侨司机，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上级高度赞扬了华侨司机如此英勇杀敌之精神，交给每人几百美元，以资鼓励。
“1942年，为了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力量，我从汽三团八连被调到汽六团去印度参加驻印军，担任翻译员。在印度，要经常与美军联系，从领新车、领油、领料、修理、行车、装载、问路，件件都要翻译员先行，甚至上市场购物也是如此。由于早年我在新加坡专学英语，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应用，实在令人欢喜。有时，遇到印度华侨，他们都是广东、福建人，我也能说通他们的乡土话，因此，全团官兵对我非常尊敬、热情及友好，团中提拔我为三级英语译员，领校官驻印军的津贴。我这一特长能被器重，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为祖国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坐在我跟前的黄迎风老人，静静地看着我在阅读他的回忆录。这时，我抬头看到黄老发红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黄老的女儿，给父亲递上一块纸巾，轻轻地擦去脸颊的泪痕。可以想象，就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黄老的记忆已经回到那遥远的滇缅公路、印度和缅甸战场，回忆着战火纷飞的中缅战场。那儿，有战友倒下时的悲痛，也有胜利时的喜悦……
陪同我而来的妻子张符山和妹妹符月、同学饶丽敏，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也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
3193名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5年六年，在滇缅公路的抗战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机工，就是一部动人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述不尽。
2006年，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侨机工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位与我父亲的抗战经历非常相似的海南籍南侨机工，他就是谢川周。他和他的哥哥谢森周，兄弟俩就是瞒着伯父，参加第八批的回国机工服务团，在滇缅公路进行抗战运输。兄弟俩抗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对父母所尽的义务，一片赤子情、爱国心，将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到国内抗战的海南籍机工有罗开瑚、谢川周等上百人，而海南万宁籍机工谢川周和我父亲，却是同在太平埠“合美”咖啡茶室打工谋生的海南同乡，回国后又同分配在第九大队26中队。他们都到过缅甸仰光和印度兰姆伽，有着相同的抗战经历。抗战胜利后，命运安排父亲继续走向内战，随炮四团参加鲁南战役，最后投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渡过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的战士。随后，他又参加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曾经是我们抗战时期的盟军——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死较量，三年后带着美国人留下的伤痕，回到了故乡海南岛，最终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而谢川周叔叔，选择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后定居芒市，生活曲折艰难。抗战胜利后，他在云南芒市街头摆摊做手工五金维持生计，一直到1949年解放。1960年，他到潞西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6年2月退休，2003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82岁，最后安葬在云南芒市，与他战亡的1800多名南侨机工战友们一道永远长眠祖国西南边陲了！他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
谢川周最后的归宿，使我突然认识到，这些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未能魂归琼崖者，其实比我父亲更加伟大，因为他们永远魂守西南国门，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2006年5月，我沿着父亲抗战的足迹重走滇缅公路直达缅甸腊戍。路过芒市时，很想请当地侨联的同志带我去见谢川周的家人。但非常遗憾，因途中延误，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我放弃了这次寻访，只好回到昆明南侨机工联谊会查找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据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资料和云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92…4…143… p162）记载：
谢川周，男，1921年7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万宁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35年他14岁时，从海南岛海口乘船前往马来亚，在太平埠古打律合美号咖啡茶室谋生；15至17岁在马来亚太平联华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学会了开车和修车。1939年，18岁的他毅然放弃南洋的生活，参加了第八批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从新加坡上船，经两天三夜的航行后到达越南西贡，再转乘火车到达云南昆明潘家湾，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军事和汽车驾驶技术训练，毕业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26中队32分队（大队部驻云南省芒市三棵树），开始在滇缅公路上紧张运输抗战军火。一年后，他调到缅甸仰光，继续军需运输。期间，经常受到日机扫射和轰炸。八个月后，他在日寇占领仰光前不久，撤退到八莫，抢运军火到芒市。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0）
1942年4月的某一天，谢川周从缅甸八莫拉上一车的军用物资赶回国内。途中，才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为防止车上的军火落到日寇手里，他迅速将车子倒到崖边，把汽车翻下山谷。此时，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他只好跟随大批难民，经过18天的艰难跋涉回到云南腾冲。这18天当中，有15天没有吃过一粒饭，全靠野菜和凉水充饥。稍作休息，几天后他又与几位南侨机工一起赶到怒江边，雇了一个筏工，冒着汹涌的江水，乘竹筏冒险冲到对岸，再继续走到保山。这时的保山，已被日寇的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原队部已经无法联系，谢川周只好搭车继续赶往昆明，最后到了驻曲靖的一个辎重兵团。后来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到印度，曾在骡马团、炮五团（我父亲和王云峰当时在炮四团），后又到印度加尔各答参加英缅军运输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再驾驶着美国CMC卡车从印度加尔各答沿着中印公路回到昆明的黑林铺。
这一段抗战历程，对于谢川周而言，虽在滇缅公路上历尽艰难险阻，但抗战胜利的喜悦，却让他足以自豪地告慰南洋的家人。
但在“文革”中，这段历史被颠倒是非。谢川周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头子”之罪名，遭受迫害。其在海南的一个弟弟，也因为他的这段历史问题被关押，最后逃到山坡上自缢身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南侨机工的历史问题有了公正结论，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当谢川周应邀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百感交集，曾经有过的后悔亦随风而去。他终于抖落长期蒙受的冤屈，等来了南侨机工的春天。
在机工的行列中，还有四位华侨女青年，她们有的女扮男装，有的向父母写了告别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出生在马来亚一个商人家庭的白雪娇，化名施夏圭随机工队回国抗日。临别前，她在给父母的书中就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是为了“替祖国做点事”。
陈嘉庚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齐全副机器前往。”他指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王文松出任仰光汽车修理厂厂长，装配了大批美国道奇汽车。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组5天装配好一辆，而王文松与同事们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装配10辆以上。
有位无名英雄，也是海南籍南侨机工，他于1946年底在云南昆明任美军翻译时，在一次车祸中为国殉难了。他告别新加坡回国时，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
海南籍南侨机工蔡世隆，出身于一个新加坡华侨资本家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极优越而富足的家庭环境里。为了救国、为了抗战，为了不当亡国奴，1939年5月23日，他同第五批525名南侨机工一起回到云南，走上了滇缅公路。然而，他却被瘴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6岁。
海南籍南侨机工罗开定，是一个印尼华侨，回国训练后编入华侨先锋大队。为了赶运军火到前线，一天深夜他单车翻越芒市境内的三台山。当汽车行驶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正正地砸在驾驶室上，罗开定当即受重伤，扑在驾驶盘上动弹不得。当附近的景颇族乡民赶到时，他已英勇殉职。
海南籍南侨机工符气簪，曾在国立暨南大学读书，毕业后到新加坡任中学教员。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后，编入第13大队，任分队长。1939年11月的一天，他从畹町拉军用物资到下关。当驶入永平县境内后，汽车在山顶上转了几道弯，沿着崎岖公路下坡。在急转弯处，汽车冲出公路往山崖滚下去，车毁人亡。
在滇缅路上，许多海南籍的南侨机工亲眼目睹过自己伙伴的翻车惨状。但他们埋葬好伙伴的尸体后，又勇敢而坚强地踏上了征程。
1942年3月，缅甸仰光失守。为紧急抢运滞留在缅甸各地的物资回国，华侨先锋队二中队队长、海南籍南侨机工黄守琛参与了这个艰巨任务。
黄守琛回忆说：“我们中队接受抢运曼德勒缅甸石油公司汽油任务，有60多辆卡车，开车的南侨机工司机共70余人。缅甸中部的4月，气候异常炎热，南侨机工的车队用60公里以上的时速飞驰在柏油路上。他们虽然撑起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光着身子、赤脚踏油门，但仍然汗流浃背，一双汗手在方向盘上打滑。当车队进入曼德勒时，该城因遭日机多次轰炸，已成空城，到处硝烟弥漫，眼前一片焦土。”
在曼德勒装满油后，为了避免敌机袭击，黄守琛让车队夜间行驶回国，自己则带着一部分南侨机工，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到飞机场和几处存油仓库放火焚烧来不及运走的汽油和车辆。然后，他们才乘船沿着伊洛瓦底江，取道卡萨、八莫回国。
畹町，本是滇西边陲的小乡镇，因滇缅公路的修筑而发展成了一座小城。它是中国当时唯一通往缅甸腊戍的出国口岸。
腊戍陷落后，日军逼近畹町，城里的物资急需抢运。海南籍南侨机工林树容参加了这次抢运。在大抢运的日子里，他开的是辆很旧的道奇车，拉的是一车汽油。因天气太热，路上又没水喝；他多次晕倒在车上。但他在同伴的帮助下，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把汽油运到了目的地。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1）
边城小镇畹町、芒市相继沦陷后，为了阻止日寇跨过怒江向昆明进犯。1942年5月，中国军队果断地引爆炸药，炸断了架在怒江上的惠通桥。
1942年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南侨机工们也随即被遣散。
当时，凡撤回昆明的南侨机工，绝大部分人被国民党政府驻昆明的交通运输当局集中收容于设在市郊的“机工集训所”（又称“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在这里，不发工资，只管吃饭。由于饭食粗劣，住宿简陋，一部分机工陆续离开，到社会上自谋生计。许多人在滇西一带漂泊，有人当杂役、小工、装卸苦力，或在城镇街头卖些烟酒小吃，维持生计。
海南籍南侨机工李大勋回忆说，我们一到昆明，就被解散了，车也没有了，各自找出路，有的可以找到一点工作干，找不到的就挨饿。有的机工就睡在昆明祥云街走道上的烤炉旁取暖过夜。昆明南强街青年会的门口，经常见到有饿死的南侨机工，没有人收尸，清扫的人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