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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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也不落下,这位日本同行的敬业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临近中午了,我们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日方导演提出要工作完才吃饭,
中方表示同意。误点吃饭是我们这行的家常饭,司空见惯,更何况那时中日
双方合同上写明工作餐双方自理。十二点整,一位日本小姐端着一个精美的
托盘,恭恭敬敬送到了翁倩玉面前,里边装有巧克力、小点心之类的甜食外
加一杯鲜果汁。翁小姐彬彬有礼地先问我吃不吃,我赶紧摇头,剩下的时间
翁小姐一边斯文地吃着东西,一边和我们工作着。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很不
习惯,希望上午的工作早点结束,好离开这里。两点钟了,双方关于哪位歌
手先出场的问题争执不休,对我和翁小姐两位主持人谁先说第一句也是意见
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
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
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
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
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
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
“中日歌会”的策划者很智慧,他们把舞台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
庙前,宏伟的建筑向世人展示着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那举世无双的
民族文化,展示着民族建筑的大气磅礴,最智慧的是从电视语言上、视觉上
一看便知道这里是中国。
舞台设计者在太庙前搭了一个露天舞台,预定直播那天晚上六点钟准时
在北京和东京通过卫星频道向全世界直播。初夏傍晚的北京,天空还没有黑
下来,在晚霞的映照下,太庙显得更加庄严深沉、气派辉煌,大殿的轮廓也
显得非常清晰,非常漂亮,非常气魄!
彩排的那天,突然下雨了。这是我们原先设想中最担心的事。我仰望天
空,想看看这是场阵雨还是绵绵细雨。一片白晃晃的东西遮住了我的视线,
这是什么?我猛然回头,看见一个弱小的姑娘在我身后踮着脚尖为我撑起了
一把白色的雨伞。“不,不用。”我十分感激的同时,发现翁倩玉站在我身
边,也有一位先生为她撑着伞,她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不要客气。她
是为我工作的人。”撑伞的人一副受指使的表情。我想了想,还是离开了雨
伞。表面上好像很不习惯让别人这样侍候,而实际上是受不了来自对方的那
份优越感。风雨中,NHK的电视同行们如同战士一般,迅速麻利地跑向了各
自的岗位,他们用那些很专业的雨具给摄像机、灯光、轨道车穿上了衣服。
日方的导演坐在一条长凳上专心致志地继续修改着分镜头,身边有两位为他
撑伞的人,好像天空从来不曾下过雨。
而舞台上全乱了,中方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没准备雨具。大家也没停止
工作,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只是在雨中被淋着的那副样子,让我看了心里难
受。特别是黄一鹤导演,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导演,曾执导过三届春节晚会的
大导演,全身都湿透了,他在雨中站着,时而翻着剧本,时而指挥着演员,
他在舞台上来回跑着,许多次滑倒,他又迅速站起。。我的视线情不自禁地
在日方导演和中方导演间来回穿梭,我的心甭提多难过了。。
直播的那天,我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提前来到现场,这已
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了,凡重要的时刻我都是早早到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
心安静下来。那天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很多,各方组织来的上千名观众,
数百名工作人员,几十位歌唱演员,全汇集在此。整个大殿前后全是人,在
熙攘嘈杂的人群中,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三点钟,翁倩玉来了,她见我手捧剧本在大殿外溜达,“倪萍,到我房
间来吧,那里安静些。”“你房间?”我以为听错了,她在这里怎么会有房
间?我跟着她走进了门上贴有“翁倩玉小姐化妆、休息间”的房间。这是一
个足有二百平方米的后殿,大殿内空荡荡的。里面摆放着一张很大的桌子,
桌子上放满了各种水果。我像个客人一样被翁倩玉招待着。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谎称我要去化妆了,正要走,便被刚进门的翁小姐的丈夫拦住了:“在这
里一起吃饭吧,你们今晚直播,要吃好。”翁小姐的日本丈夫很热情。他为
翁倩玉准备了丰盛的晚饭,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保温筒,里边装着刚从贵
宾楼运来的各种小吃。我赶紧说:“不,不吃,我们电视台也专门给我准备
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
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
那天我确实是从心里要和翁倩玉一比高低。我也有我的优势,我首先个
头比她高,差不多要高出十公分,这里又是我熟悉的北京,台下又是我的老
观众。
徐晶把我打扮得美丽动人。我带着三套专为这次晚会订做的服装走向了
舞台。舞台已经被清场,闲人不能靠近了。我寻找着服装间,没有,我找不
到换服装的地方。如果要换衣服,也要到离舞台近千米的一个侧殿,这怎么
行?中场换衣服根本来不及,跑那么远,怎么可能。翁倩玉在哪儿换?她带
了五套服装,她在哪换我就在哪儿换。然而,我错了,舞台上场口专为翁小
姐用木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服装间,门上用中文写着“翁倩玉小姐服装间”,
门口站着一位日本服装师,她像一个卫士一样守护在那里。我抱着衣服愣在
那儿,这房子无论是中国人搭的还是日本人搭的,他们都应该想到,倪小姐
也是女人,也不能当众露天换衣服!我急了,绕着舞台找了一圈儿也没见着
我的服装间。我到哪儿换衣服呢?不听话的眼泪又往上涌,时间已经不允许
我再拖了,直播很快就要进入倒计时了,我仰着头把泪水咽回去。我跑出了
人群,跑到了公园里的一棵大树后面,换上了我的演出服。
晚风中,我瑟瑟发抖地向舞台走去。八盏大红宫灯把太庙装扮得分外明
亮,可我的心却蒙上了一层黯淡。我以最大的毅力稳定了自己的情绪,谁是
最后的胜利者要看今晚直播,千万不可以因小失大,中日歌手擂台赛,我这
个啦啦队队长不能先倒下,决不能被这么点失意误了大事。灯光下我看见了
我的“战友”在舞台那边向我招手:毛阿敏,成方圆,毛宁,谢小东,林萍。。
一个个光彩照人,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我的心激动了,我的血沸腾了!我
扔下了另外两套服装,今晚不换了,索性就穿这一套了!衣服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的精神,我的气质,我的语言,我的民族自豪感!我的祖国和人民
期待着我能赢!中日歌会那时在我心里,已不仅仅是演员之间的较量了,我
觉得这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的较量。
台口站着我和翁倩玉,她确实太漂亮了,楚楚动人。但不知为什么,那
一晚她也显得紧张不安,好几次她在打量我,我们的目光多次相撞,却没有
说话。她翻动着手中的剧本,月光下她想再看一眼,这都是主持人的通病,
即使再熟的台词,临上场了也想再翻翻,翁倩玉也不例外。“叭”一束很细
很明亮的灯光照在她手中的剧本上,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电简站在她身后,
身边服装师为她整理着衣裙,另一个音响师为她拿着话筒。这时候的我看到
这些不再受刺激了。
在热烈的掌声中,我和翁倩玉站在了观众面前,那一次我和她都很漂亮,
我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又有各自深爱着自己的观众,同时我们又是音
乐共同的传播者。当然我们也没有回避中日双方的擂台,我们各自向东京和
北京的朋友介绍着我们的歌手,那晚,我竭尽全力地向日本观众介绍我们的
演员,什么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拥有几亿观众啊,什么中国最有实力的歌手,
什么最著名啊,我都用上了“最”字。这在我主持生涯中是破例的,我一向
不在节目中轻易地把“著名”两个字加上,以示“著名”在我心中的珍贵。
日方的歌手实力也很强,也是日本当今最红的歌手,如五轮真功等等。
什么最著名啊,我都用上了“最”字。这在我主持生涯中是破例的,我一向
不在节目中轻易地把“著名”两个字加上,以示“著名”在我心中的珍贵。
日方的歌手实力也很强,也是日本当今最红的歌手,如五轮真功等等。
直播成功了。东京在我们还没有撤离现场的时候就打来了祝贺的电话,
电话中还特别赞美了我,并邀请我近期访问
NHK。紧接着中央电视台总编室
也收到了很多国内观众打来的祝贺电话。
谢幕的时候,翁倩玉把她父母介绍给了我,说两位老人今天专程从日本
飞来北京陪伴女儿现场直播。望着他们一家子在舞台中央合影,刚才在台上
那么神气的我一下子软了,不想在那辉煌的地方再待一分钟。太和殿成了我
的伤心地,我只想马上离开,离开。
回到梅地亚宾馆,中日双方当晚在那里举行了庆功宴会,我没去。关上
门,我放声痛哭,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怨言,所有的劳累,所有的苦衷全
哭走了。眼泪平息了,我安慰了自己,我渐渐地睡去。似睡非睡的我环视着
那中日合资的梅地亚宾馆客房,仿佛这几天我是在日本做节目,这一切都发
生在日本。如果真是日本,而不是在我自己的祖国,这一切就算不上什么
了。。
中日歌手擂台赛结束了,我的心绪却久久难平,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我感到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么挚爱着我的祖国。
想念百花山
想念百花山
——自题
即使是生活在北京的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能知道,在距离这个城市
一百多公里以外有座叫百花的山,那里海拔二千六百多米,是北京地区最高
的一座山峰,我们的微波中转站就设立在它的山顶上。
当千家万户收看电视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小小的中转站把北京
的节目传向祖国各地,再把华南、华中一些地区的节目通过微波传进北京的
每个有电视的家庭。1995年,就在大雪即将封山的。。 10月份,我们随同北京
市无线管理局的领导一同驱车去了百花山,我们将要把那里的情况通过“综
艺大观”介绍给全国的观众。
百花山,一个多么美丽动听的名字。它的花从惊蛰第一声春雷响起便绽
放。先是一小朵出来探探春,接着就是几百朵、几千朵、几万朵,一眨眼的
工夫,山坡就被姹紫嫣红的花朵遮盖住了。秋天更是满目绚丽繁华似锦,仿
佛绣上了一条厚厚的花毯。百花山的花儿大多是些无名野花,看上去并不像
牡丹那样华贵,玫瑰那样鲜艳,但她们那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却令人赞叹不
已。许多城里人上山来,想把这些花移植回家,却很难成功。她就是要做野
花,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疾风劲吹的山野中。活是百花山的花冠,死是百花山
的花魂,忠实于生养她的大山,装点着哺育她的大地。
我们上山的时候,花的繁茂已经隐去了,而花的影子似乎还在,汽车沿
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盘旋而上,车窗外送来一缕缕幽香。越往山上走,我们越
心惊胆战,山路陡峭险峻,狭窄的一条路刚刚可以放下四个轮子,我们乘坐
的是北京吉普,好几次司机停下来,镇定一下情绪再继续往上开。事后司机
说,我要是早知道上山的路这么危险,你们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决不来。
到了山顶上,我们真是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站在温度低于山下摄氏十度
的山顶上,遥想远在北京的家,似乎我们已经到达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世界。
和北京相比,和我所工作的中央电视台大楼相比,这里确实是另外一个
世界。微波站只有六个人,四个人是监护和修理微波机器的工程师,两位是
保卫微波站的解放军战士。山顶几间平房是他们的宿舍,宿舍简单得像一个
平面图,桌子、床都像贴在墙壁上的一条线,清苦中带有几分庄严。最边上
的一间是他们的厨房。微波站的工作间设在一个山洞里,一排徘现代化的机
器常年在这里有规律地运转着,这里的机房宁静而有序。
山上的同志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微波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