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梦魇-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纽约书评》成了必读的刊物，而正是这个刊物详细介绍了如何制作汽油燃烧弹，连篇累牍地刊登乔姆斯基和威达尔的反美文章，以及玛丽·麦卡锡关于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如何不如越共纯洁的言论等等。　　　　
　　　　


文化的毁灭种族主义者

　　　　这些主张被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其内在逻辑的严谨，而是人们有追求时髦和崇拜名人的天性。　　　　
　　　　到了90年代，这种对西方文化的针砭渐渐固定下来。其核心思想是认为西方或美国文化、社会、机制、标准和价值观是压迫除了白人以外所有其他人的东西。土林大学校办在一篇公告中说：“种族主义和性行为在美国所有的机构中都呈泛滥趋势。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一社会环境中长大并生活的。”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那么你注定要压迫别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所有职工必须参加的“关注种族主义研讨会上”，主讲人讲，在美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所有的白人无一例外都是种族主义者”。　　　　
　　　　在这场斗争中，西方传统本身的生命力最强，因此政治改革派们就下大力气对它进行诋毁，特别是和学校有关的那部分，如年级的划分、打分标准、教科书、人员的雇用和提升等等。总之，一切对白人和男性有利的规章制度都要重新审理。　　　　
　　　　杜克大学的英语教授费什认为，什么是优良呢？那得看你的政治标准是什么。密歇根大学的一位黑人学生社会活动家表达了一种目前十分流行的看法：“一般来讲，考试中得分高低与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　　　　
　　　　对标准的争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对现实生活也有很大影响。有一所大学由于所谓的标准问题一度没有通过审查。1990年，在对纽约的巴鲁奇学院进行调查时，评估委员会认为学校的黑人教职员工人数太少（尽管该校的少数民族教工达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退学的学生比例太高。委员会认为：“学校过于强调传统的学术价值，没有适当地考虑社会公平与平等。”在这场运动中被迫辞职的前校长西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他们要求的是学生要有同样的成绩。少数民族的学生的毕业率必须与白人学生相等。不论表现如何。”　　　　
　　　　尽管美国教育部发现这一问题后暂时停止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但全美各大学的教职员工都在思量这种事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头上。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标准降低以后，白人和少数民族学生同样受害。　　　　
　　　　至于西方传统的教义，那更是压迫者的专利。布朗大学的文学理论课教员斯格尔司认为压迫和西方传统形影不离。他说：“皇帝走到那里，规矩也跟到那里。”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统统有罪。这些“死了的欧洲白种男人”都以种族主义、性行为、阶级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为其特征。就拿《圣经》来说吧。评论家库勒认为，《圣经》不是一部史诗，也不是叙事诗，而是一部有硕大影响的种族主义和性行为的教科书。斯坦福大学的文学教授鲍尔森说密尔顿“是一个只知道搞女人的蠢猪”。不久前刚去世的颇有影响的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系教授贝克认为，美国宪法是一部种族主义文件，一部“哥特式的罗曼史”。杜克大学的神学教授豪尔瓦斯说：“所谓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道德规范，不过是上层的白色蠢驴们自己社会生活的体现罢了。”　　　　
　　　　为了把“死了的欧洲白种男人”中最著名的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亚维利和莎士比亚等人打翻在地，校园里的政治革新家从打击西方贬低黑人和妇女的旧观念入手。凡是赞成这些人的观点的人，都不是真的在捍卫西方追求自由和崇高等目标的传统文化。黑人思想家杜波伊斯在阅读西方经典著作时这样描述他的感觉（连我这样一个政治上保守的人也有几分被感动了）：“我觉得自己正和莎士比亚坐在一起，他丝毫也不讨厌我。打破了肤色的界线，我和巴尔扎克及大仲马在一个金色的宫殿里并肩而行，周围充满了笑容可掬、殷勤好客的男男女女。我同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打招呼，他们应声而来，没有任何嘲笑和屈尊的意思。相信真理吧！我觉得自己真是生活在天堂。”　　　　
　　　　当斯坦福大学把西方文明史作为必修课时，引起了学生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像野蛮民族的晚会似的。大伙跟着杰克逊牧师喊：“嘿、嘿、哈、哈，西方文化去他妈的！”一位示威者说：“这门课不只是教种族主义的东西，简直是在教唆。”1988年，校方被迫取消这门课。　　　　
　　　　不只在斯坦福，几乎全美国的大学里人文课的教学都有类似情况。西北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格拉夫说：“我是一名左派人士。很想修订教学大纲，使它为社会改革出力。”如果不能全改，修改他自己的也行。弗吉尼亚大学颇有影响的哲学家罗迪表示：“美国文化中的新左派将把大学中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系当成政治改革的舞台。”60年代伯克利大学抗议活动的干将、现任亚利桑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克罗德尼自豪地说：“现在，我把我的学术研究看成是政治生涯的继续。”　　　　
　　　　斯坦福大学新设置的课程，就是由这种人教授的。学生们至少被授以一门非欧洲文化课；注意种族和性别的搭配；引进非白人、女性和欧洲以外的人如法农、赫斯顿、曼楚等人的作品，使他们和亚里士多德、尤里庇底斯以及莎士比亚平起平坐。新的课程名为“文化、思想与价值观”，有明显的相对和多元倾向。各种文化、阶级、性别或性方式都被赋予同等地位，说是为了使学生获得完整的知识。　　　　
　　　　


文化的毁灭更深的迫害

　　　　这些课程的共性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对文明的受害者的歌颂。以上面提到的曼楚为例。她是一名没有文化的危地马拉人。经她口述，法国巴黎的一位女权运动家为她写了一本自传。书中记录了她所受到的所谓种族主义迫害、性侵害和殖民主义迫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成员，她在自己已经受到迫害的国家中又进一步受到更深的迫害。德苏查认为，“她是左翼批判西方文明的喉舌。其重要意义在于，她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后来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对西方文明巨匠的批判旨在使他们失去头上的光环。前面提到，密尔顿被说成是性变态者。对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的研究重点放在剧中如何表现新大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其他许多大学对类似作品的教学也进行了同样的曲解。在杜克大学，一位教授在布置作业时要学生“说明17世纪时妇女、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受到的迫害”。　　　　
　　　　人文学教授常常自夸说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是“颠覆性的”。他们这样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把西方价值和标准从天上拉到地下，给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抽去它们的客观性，从而使它们变得一无是处。这样就可以使被压迫者得到解放。杜克大学的教授费什说：“一旦你认识到行为标准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你就会有强烈的解脱感。”还剩下什么呢？当然什么也没有。因为这种批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哪种信仰也逃不掉。　　　　
　　　　如果不谈正义、怜悯、忠诚、自我牺牲、荣誉和自由并以此为基准生活，那人文学还剩下什么呢？人们应该认识到，如果对人文的研究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德标准，使人们在它的指导下生活。看到这些观念被践踏，实在使人感到痛心。　　　　
　　　　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里，这种反人类的破坏行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解构主义行为的目标是彻底批判西方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文学教授米勒在谈到他所参与的运动的“颠覆性”时自豪地说，解构主义者是旧观念的忤逆。“我们是一群不肖子孙，就是要把西方文化这个庞大的机器砸个稀巴烂。”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种理论的推理过程。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文化的方法是，首先提出以下命题，即任何理论仔细分析过都会发现有至少两方面的内容。这两种信息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彼此抵消，使理论变成一个空壳。这种矛盾往往表现在理论表面上的陈述和它的深层结构之间。后者往往使前者失去意义。　　　　
　　　　因此，解构主义要做的事就是，证明传统文献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们文章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其他更深层的东西。这一点莱曼在他的畅销书《时代的特征：论解构主义和保罗·德·曼的衰亡》中讲得很透彻。解构主义者如何看待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话》呢？他们认为，这篇看上去讲平等的讲话中有明显的性歧视。莱曼在书中写到，解构主义者是这样读林肯讲话的：讲话的开始部分是，“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是在自由的愿望中孕育产生的，它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解构主义者认为，在“先辈们”和“孕育”中存在着明显的转义，以区别权威的家长和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一切人生来平等”，这里“人”用的是英文里的男人（man）一词。解构主义者认为，文中排斥了妇女，因此绝对谈不上充分的平等。解构主义者把密尔顿说成是性变态者，把《圣经》说成是乱伦和种族主义的东西，也是用同样的分析手段。法律文件也是一样。事实上，解构主义是法学院“法律批判研究学派”的先驱，而后者在法律界正红得发紫。　　　　
　　　　尽管许多特定文化产生的东西各有“道理”，但没有绝对“真理”。所以，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授伯考维奇写道：“个人主义、自立和自由民主都不是绝对的东西。绝不比过去存在的阶级和王权更接近真理。”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在一篇题为《谈谈人文科学》的文章里走得更远。文章写道：“我们自认为我们选择了民主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是客观真理。真理和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能划等号。”民主和集权一样，都没有什么客观上绝对正确的东西。　　　　
　　　　这种学术空气，令人震惊地慢慢扩散。1987年，耶鲁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系主任、解构主义的两位大师之一、著名的人文学教授德·曼逝世四年以后，传出消息来说，二战期间，他从未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参加过他家乡比利时的抵抗运动。相反，他在比利时投降派报纸上发表过许多反对犹太人、赞扬纳粹的文章。他的个人生活也和他的学术活动一样邪恶。据莱曼说，他在比利时从事的一项破产生意使他留下了“当地有名的无赖”的称号。他还抛弃了妻子和三个比利时籍的孩子，到美国以后和他任教的巴德学院的一名学生结了婚。　　　　
　　　　这种人若干年以后在文章中说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的同伴们对此如何解释呢？他们讲对德·曼的反犹太文章不必当真。他说的是反话。他在耶鲁的同事德理达说，谴责德·曼的人实际上做了纳粹没能做到的事。另一位解构主义者兰德说“反对他的人充满了偏见”，“难道德·曼还不够犹太吗？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却是真正的犹太问题上的受害者。”　　　　
　　　　不管这些人怎样无耻地为德·曼辩护，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解构主义关于没有普遍适用的准则和价值观是多么的虚伪。尽管他们鼓吹文化的相对性，但这些教授当然还没有糊涂到连纳粹是否是邪恶的都搞不清。他们当然知道善与恶有区别。而我们说纳粹是邪恶的不是根据文化，而是根据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这场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化革命”把穷人和黑人处境的改善当成衡量美国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尺。搞这场运动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种族压迫的社会。少数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下注定要失败，而社会却把罪名推在他们头上。为了公平起见，社会应对受害者作出补偿，因为作为民主个人主义对立面的集体权利和集体利益的体现是真正民主的核心。　　　　
　　　　


文化的毁灭提出质疑

　　　　大学的政治改革从学生选课时就开始了。哈沃福德大学的“社会正义必修课”给学生列出了一系列课程可以自由选择。区别是，你要么选有关一个受害集团的课，要么选其他的受害集团。反正你逃不掉。哈佛大学每年指定一周为种族主义关注周。它的核心思想海报上写得明明白白：“我不想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担心我可能下意识地有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