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红人秘笈]玄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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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上疏皇帝，弹劾德清不到场督促练兵，时常在署偷闲，把心思花在勒索百姓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兵不经训练、技艺生疏，是清军溃败的根源。曾国藩觉得将德清革职还不够，同日又上折片，弹劾德清在长沙城遭太平军围攻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等丑行。同时，上奏折密保部属塔齐布等人。六月二十九日，咸丰帝颁上谕，令将德清革职。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德清等绿营兵对曾国藩更是恨之入骨。勇丁对见了敌人就脚底抹油的绿营兵很瞧不起，见他们平日里骄横跋扈，一肚子的气。于是，绿营兵与湘军士兵形同水火，常常发生武装冲突。一次，一群绿营兵与塔齐布所辖湘军士兵打群架，绿营兵鸣号列队，欲大肆报复湘军。曾国藩为抑制绿营兵打仗胆小如鼠、私斗气壮如牛的风气，郑重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鲍起豹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借机发泄。他故意将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张张扬扬地将他们押解曾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绿营兵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先去找塔齐布泄愤，将其居室砸得稀烂，塔齐布急中生智藏入草中才保住一命。随后，这群疯狂的绿营兵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他们见了曾国藩就咆哮着要杀死他，要不是卫兵眼明手快，挡住刺来的乱枪，主帅曾国藩就可能立毙乱枪之下。曾国藩没料到这群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又气又恼，慌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曾公馆设在巡抚衙门射圃内，与巡抚衙门一墙之隔，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公馆之事早有人禀告骆秉章，但他故意装聋作哑，对曾国藩的求救视若罔闻，冷眼旁观自以为是的曾国藩在热锅上煎熬。直到曾国藩跑去敲门，他才惊惊咋咋地跑出来解围。可他不但不惩治肇事绿营兵，反给他们松绑，向其赔不是，对受辱的曾国藩却不说一句宽慰的话。营兵围攻大臣公馆，要是发生在纪律严明的雍正、乾隆朝，肇事者必人头不保。但这一事件发生后，骆秉章对闹事作乱的绿营兵和幕后主谋鲍起豹一概不予追究，蓄意包庇，不了了之。曾国藩脸面丢尽，威风扫地。还未出师就差点死于官军之手，这令曾国藩深感悲哀，很受刺激。“出师未捷身先死”，对一个满怀豪情壮志的男子汉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多年之后，在湘军威名远播之时，曾国藩对这一事件仍记忆犹新、大发感慨：“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杀。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
曾国藩意识到，长沙官场容不下他这个团练大臣，容不下这支体制外孕育成长的新军，只好将湘军编练总部及练兵场移驻衡阳，他的团练大臣衙门非常寒碜，设在桑园街赵姓人家的祠堂里。但衡阳不是世外桃源，体制外创建新军的种种烦恼，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后来，他在上咸丰帝的一道奏折中，将编练湘军之难概括为三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办事艰难之三端”：一是没有提拔部下权。他名义上为兵部堂官，实际上只是个丁忧在籍的团练大臣，提拔部下的实权反不如提督、总兵。二是没有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按照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由总督、巡抚掌握。曾国藩是个统兵大臣，身为客官，对当地文武官员没有任免权，要地方协办军务，文武官员和地方百姓都不听他的。三是名实不符，没有处事权。他的木质官印，因他身份数变而变易，地方衙门便怀疑这木头疙瘩是伪造的。加之“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势有不能”，他觉得信统兵打仗格外艰难。但曾国藩知道，造物主对大功大名向来非常吝惜，“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因循旧体制、老章法练编军队固然要便利得多，但必然办不出什么名堂，如果把自己搭载在破旧落后的战车上，到头来很可能把这条老命都赔上。立志报效清王朝，抱定干一番惊天动地业绩的曾国藩明白，只有变革创新，打造出崭新而精锐的战车，才能实现宏图大志。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大本大源”之人，他对这一点看得极为深透。因此，他默默承受向他袭来的艰难挫折，“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凭着“打脱牙和血吞”的倔强个性和无畏气概，曾国藩终于踏平坎坷，成功铸就太平军克星湘军。
扶倾定危（11）
高冕
“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方是好汉。”就编练军队而言，因循必待毙，求变而后生。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分析曾氏成功原因时说，当时咸丰帝任命的团练大臣有数十位之多，但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很快战死，有的闻敌逃窜，只有曾国藩应势而变，“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从办团练起家，“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
头脑灵清，心中透亮，还得有十万个雷霆撼不动的定力。曾国藩断论，清军八旗和绿营兵一触即溃、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接受过严格精到的训练。因此，他编练军队，“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只要湘军装备尚未齐全、操练尚未精到，他就顶住种种巨大压力和诱惑，咬定青山不出师。就连他的恩师、湖广总督吴文危在旦夕、急需救援，他也不率未练之师轻率出击，最后痛缅吴文兵败黄州、挥剑自杀。曾国藩认为自己是理智的：“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他在致刘蓉信中说：“大局所在，只论利害，不顾私谊，即使君父谕旨，也不能完全遵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为样做的。他认定的理，即便是皇上连发十二道金牌，也不乱方寸。咸丰三年八月底、十月初、十月底和四年正月，咸丰帝共颁四次上谕，一会儿令他率师开赴武昌，一会儿又令他救援南昌，但曾国藩拿定主意，湘军还未练就，决不出师。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四拒圣旨，神定气敛铸炼湘军，试图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
但岌岌可危的局势，逼迫曾国藩未能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吴文所率绿营兵在黄州附近被太平军歼灭后，湘军成为两湖战场上清军惟一主力。这时，太平军兵锋很健，三克汉阳、汉口，进围武昌，锋镝直指湖南北门锁钥岳州，湘军再不出战，两湖地区就会纳入太平天国版图，大清帝国南北难以连成一气，将导致惨遭腰斩的结局。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在洋炮未到齐、水师尚不精的情况下，颁檄出师。
在此前夕，他回湘乡看望了父亲，到母亲坟头烧了几炷青香，祈求母亲大人在阴间保佑他出师告捷。曾国藩笃信骨相之学，信奉风水之说。他祖母死后，葬于湘乡七斗冲。有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墓前濒临涓水河，背倚紫石山，是块上吉之地。祖母下葬后第二年，曾国藩就由四品官骤升至从二品官，飞黄腾达，他的六弟入国子监，九弟也进了学，曾家一下发达起来。对于坟场风水，曾国藩深信不疑。母亲江太夫人去世后，经高人指点，他在距家十里之遥的两屏山觅得一块好墓地。这块墓地的好处颇有道道：湘乡属丘陵地貌，境内多是绵延起伏的山丘，登临高处远眺，两屏山犹如两翼垂天、扶摇直上的鲲鹏。曾国藩母亲所葬谷地，正好位于大鹏鸟的嘴上。也就是说，其情形犹如大鹏鸟口衔曾母之墓直奔九霄云天。曾国藩深信母亲地下有灵，一定会保佑他克敌制胜、大富大贵的。
身染大鹏口的袅袅青香，曾国藩挥率湘军，奔赴战场。
湘军奠定曾国藩一生功名之基。曾国藩的命运，与湘军紧紧连在一起。曾国藩说自己从编练湘军开始，就走上了“以杀人为职业”的道路，按此说法，湘军就是他手中的杀人利器。
湘军从咸丰四年二月出师“东征”时的一万七千人，几起几落，逐渐发展壮大，发展到后来的十二万人，取代绿营的战略地位，将强大的太平军送上毁灭之路。
湘军兴，曾国藩官运亦兴；湘军挫，曾国藩官运亦挫。
咸丰四年四月，湘军首战先挫后胜：兵败靖港，曾国藩投水自杀被人捞起，咸丰帝革去其侍郎之职，青灯黄卷二三十年博取的官职，被一撸到底；三日后获得湘潭之捷，咸丰帝赏他三品顶戴。
同年八月，湘军克复武汉，咸丰帝闻奏立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命他署理湖北巡抚。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夜袭泊于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曾国藩座船被俘、文件尽失。见水师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再度被人捞起，但他见大势已去，想以策马赴敌方式又一次自杀，被人劝止。
咸丰九年（1859年）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猛攻下溃散，金陵以东再无朝廷可用之兵，湘军遂成中流砥柱，曾国藩临危受命，咸丰帝赏加其兵部尚书衔，命其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正式委任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咸丰帝死后半个月，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大部被杀，突破太平天国上游屏障，湘军顺江东下，挥师进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金陵）。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他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文武官员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权力急剧扩大。三个月后，清廷给予他更高荣誉，擢升他为协办大学士。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曾国藩部属曾国荃率部进驻金陵雨花台，掀开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序幕。经过两年多惊心动魄的激战，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曾国荃部以五万之众，攻陷太平军万余人死守的“天京”城，实行血腥屠城，太平天国宣告失败。随后，太平军余部坚持与清军作战两年多。太平军从发动金田起义以来，奋战十四年之久，起义烈焰席卷十八个省，北伐太平军震撼京津，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在王朝岌岌可危之际，砥柱中流，将太平天国屠戮于血泊之中，力挽社稷之倾颓，使清廷免遭灭顶之灾。曾国藩扶倾定危，位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
扶倾定危（12）
高冕
曾国藩的官运，由进入巅峰状态的湘军，托举到蒸蒸日上的境界。他成为同治朝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
湘军攻陷天京后八天，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宠荣备至，风光无比。
扶倾定危的皇皇巨功，加上功成不居、远嫌避疑的作风，使他长保荣宠，即便遭遇跌挫亦能隆隆直上。
曾国藩剿灭捻军师老无功，虽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差使由其昔日部属、江苏巡抚李鸿章接替，但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返回两江总督府两个月后，由协办大学士荣晋体仁阁大学士，荣获清代文官最高品秩。清王朝要倚重这位能臣之处尚多，他们想用他练兵之才，为皇家训练一支湘军那样强大的部队，拱卫京师重地。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清廷再次赏给他巨大荣耀，将他荣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当年七月二十日（9月6日），同治帝降旨，将他调任直隶总督。直隶为天子脚下畿辅重地，地位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最为重要。因此，直隶总督向来居清代各省总督之首，位同宰辅。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简而言之，就是一人独揽畿辅重地大权。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四日从江宁乘船北上，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师，寓居贤良寺。随后，陛见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拜访军机大臣及内阁、翰林院各位官员。从咸丰二年六月离京起，弹指一挥间，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后的京城，风雨沧桑，物是人非，很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他的恩师、道光帝宠臣穆彰阿，咸丰帝即位后即被革职，已经作古十多年；昔日令他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咸丰帝，也已宾天多年。他偷闲走访了穆彰阿故宅，见到他的两个儿子，目睹其家境败落，车马稀少，回想当年其府邸荣华盛况，感慨万千。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