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经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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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些朋友认为，如果当年我继续写博士后几年那类文章，华大经济学派可见经传矣。然而，区区在下无足轻重，为什么不让我大赌几手呢？学问的争取如沙场混战，行雷闪电，狂风暴雨。诗中有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一蓑烟雨任平生（求学奇遇记？十一）
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高斯约见我。到咖啡室坐下来，他郑重地说：「听说中国有迹象开放，你要回到中国去。」他一向认为炎黄子孙了不起，关心中国，但这样说有点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是个非常传统的英国绅士，一举一动皆合礼仪，隐居，绝少见客。如今隆重约见，只说这句话，是不寻常的要求了。
我默不作声，过了良久，他解释说：「如果中国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没有谁可以相比，何况懂中文，能适当地向北京解释制度运作的只有你一个。你没有理由推却我的要求。中国不改革也就算了，但如果他们要改，你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得多，虽然大家对你这些年的学术成就没有怀疑。」
共产中国要改革经济体制，外来的建议当然五花八门。高斯和我研究产权与交易费用，知道任何其它角度看制度都不管用。然而，在同一范畴内，我坚持解释现象，坚持这解释要基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作为局限处理，也坚持这些局限的转变是需要考察得到的事实，不接受空中楼阁的术语。是的，知道掌握到真理，我是个非常顽固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新制度经济」的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始就身在其中。调查局限及其转变需要很大的魄力，我比高斯与艾智仁年轻二十多岁，落手落脚的工夫做得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巴赛尔认为在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研究上，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
可以这样说：当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时，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何况平生讨厌政治，怎样也要避免卷进任何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在广西饿死的小朋友我不能忘记，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后来以浅白的语言解释制度运作，我的立场是既不领功，也不勉强。只希望很多很多的解释文字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会考虑，会选择。他们怎样选我管不着，但从那时到今天，我知道他们考虑无间。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会见长姊，离别了二十二年，大家感慨万千。只几天之行，我知道国内的大概情况。跟着一九八○年动笔一九八一年完稿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见到的路。该文的重要地方，不是作出准确的推断，而是文内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让我能以之作为基础，继续观察及分析中国的发展。
高斯对中国改革的主要贡献，不是私有产权对资源使用重要的老生常谈，而是他提出从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私」字当头，北京大忌，就是到了今天他们以「民」为「私」！然而，有了高斯的启发，我把「权利界定」这理念推出去，却被接受了。权利界定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我发明的高斯定律。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同意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有清楚的界定，但名称上产权谁属他们有保留。「天下为公」很好听，既然权利界定是卖羊肉，他们不愿意挂上「私有」这只狗头。我说「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毫不重要，可以跟使用权分离，需要清楚界定的是使用权、转让权与收入享受权——我在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说过的。几年前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款待我的院长提及一九八五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时，他在座，听到我建议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听者不相信，但后来愈想愈行得通。
跟踪中国的改革发展二十六年，从那里学得的知识比他们跟我学的多出不知多少倍。本来痛惜关于中国经改的分析大部分以中文下笔，鬼子佬无从拜我为师，然而，编辑自己的英语文章结集，发觉久不久以英文下笔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加起来颇全面，有可观。
回头说一九八二回港任职时，带着的还未发表的文稿是《公司的合约本质》。这篇文章从一九六八想到一九八一才动笔。该文有一个重点思维起于一九六三年。当时作研究生，专注价格理论，认为新古典的理论架构有个大困难：这传统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处理，使我愈读愈胡涂，愈想愈不通。后来想通了：市场就是市场，没有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分，只是合约的安排有所不同罢了。虽然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这点，而该文受到注意，但该重点一般读者似乎忽略了。
七十年代初期，诺斯等几位朋友认为我是唯一的可以全面革新价格理论的人。有点无稽，但衷心直说，我认为他们说的不一定错。当时我想，马歇尔划定下来的新古典理论架构有启发性，但失误频频，而如果要革新，我必须提供一个新架构。架构有不同的建造方法，我应该从自己专长的解释现象那方向建造，不管其它。为这心愿我跑遍街头巷尾数十年，自觉解释得心应手，等到六十五岁才动笔写下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以中文动笔，有待翻译，这三卷本的重量可以与英语文章结集打个平手。这样算，回港后多赚出来的是逾千篇的中语散文了。
香港的经济学术水平我不敢评论。曾经试过，由香港政府委任的什么评审组织，以十分为最高来评审学术研究水平，整个香港的经济学者中只有我一个拿零分，破了纪录。
戴天三次说我有苏东坡的才华，有待考证乎？很不幸，才华不知有没有，但苏东坡的际遇我是有的。苏子云：「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命在牛、斗之间……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
那就让我以苏子的《定风波》结笔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二章：老师的启发——艾智仁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财务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佛利民门下，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艾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艾智仁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