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经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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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求学奇遇记
第二章：老师的启发——艾智仁
第三章：老师的启发——赫舒拉发
第四章：《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第五章：七十自述：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
第六章：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
附录：米尔顿？佛利民
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悼佛利民
佛利民的学术贡献
序
几个月前，在人杰地灵的杭州与一些才俊聊天，一位来自浙江大学的邀请我到那里讲话。正要推却，想到一件事，立刻答应，建议讲题：「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这「变卦」起于高斯的要求。九十五岁的高斯认为欧美的经济学发展入了歧途，两次要求我在神州推广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鼓吹经济学回复到史密斯的传统去。
我也不年轻。此《序》发表那天七十一岁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大作为。然而，同学一般知道我是谁，就是把愤青算进去，天时地利看来不怎么样，人和却占了先机。希望一丝，动起笔来龙精虎猛，潇洒利落，思路纵横（一笑）。
浙江大学讲话后，朋友相约到中原走走，我破例地毛遂自荐，邀请那里的大学邀请我讲话。于是在西安交通大学与郑州大学以同一题目讲了。没有准备，三次的内容略有不同。我跟着综合整理，补充不少，分五期发表，用心地写了一万三千多字。
在写《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的过程中，想到一件事，愈想愈对。那是我发表过的关于自己求学的文章，有连贯性，加起来，编排得好会有一个很理想的整体。这些年同学们认为我写求学的文字最可读，但他们投诉，说零散地发表，分开来读，不够过瘾。同学说，连贯地读，我的求学经历让他们有「惊涛裂岸」的感受。没有刻意地这样写，但自己的求学历程彷佛坐过山车，不寻常。
跟叶海旋商量了一阵，大家同意如下的次序安排很称意。结集书名《五常学经济》，分六章：一、求学奇遇记（十一期，○五年发表）；二、老师的启发——艾智仁（六期，九○年发表）；三、老师的启发——赫舒拉发（四期，九○年发表）；四、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十期，○○年发表）；五、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三期，○五年发表）；六、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五期，○六年发表）。
上述的安排，编辑整理后，加上小标题，反复重读，觉得天衣无缝，是一本完整的求学传记了。是的，我认为就是自己刻意地整本从头写到尾，不会写得那么好。这是因为每一章（每一系列）是自己当时有感而发，思想集中，坦白诚恳。一次过地动笔写不出现有的焦点来。现有的是经过十六年的分段集中，其间作者的年纪有变，感受有别，而这里那里免不了有点重复，但刻划得深，波涛起伏足够。我想到米尔的自传名著，也是写自己求学的经历。天才我不及他，但经历的变化他不及我。论可读性，我应该占优。更重要的是他是天才，我不是。米尔的求学法门是天才的专利，没有谁可以学。我的法门可以学，虽然走过千山万水，崎岖不平，但这里那里有些憩息之所，同学们细想一下，多多少少会得到一些好处吧。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趣的决定。不少同学认为，读我的求学经验，会较为容易明白我在经济学上的思维。最近几位读者说，读了《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使他（她）们对我那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理解有明显的帮助——其中一位甚至说使他豁然开朗。灵机一触，我决定把这本《五常学经济》编为《经济解释》的「卷四」。也是精装印制，设计及排版与前三卷完全一样。希望同学们读了这「卷四」后，得到新的启发，会有兴趣重读前三卷。
《信报》林山木屡次要求我写「自传」，却之不恭，但写不出来。《五常学经济》是另一种自传，完整的，大可鱼目混珠。就把这本结集献给山木吧。
第一章：求学奇遇记
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的编辑与校对工作做得七七八八了。消息传来，高斯（R。 H。 Coase）已为这结集写好了「前言」的初稿。本来是要写「导言」（Introduction）的，但他对助手说我的好些文章不容易一下子消化，改为写「前言」（Foreword）。我搞不清楚导言、前言、序言（Preface）与序词（Prologue）有什么分别——这种古怪学问友侪中可能只有张滔才知道。高斯是我认识的最传统的英国绅士，当然知道，但我不便提问。我的意识是导言长一点，前言短一点，只此而已。九十四岁的高斯还在细读我昔日的文章，几番与助手研讨，对我来说，无论他为我写什么都是一字千金，感激无限，于愿已足矣！
这结集的正文长达六百多页。少写英语文章被朋友骂了数十年，竟然那样洋洋大观，应该气煞巴赛尔（Yoram Barzel）！是《佃农理论》一书之外的可以拿出来表演一下的英语论着。有两篇太短，高斯建议拿开。有两篇发表过的因为包括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长文之内，取后一者而弃前二者。有两篇题材一样，长短不同，都发表过，舍短留长。除此之外，一篇内文重复前文的一部分，删除一节。这样处理，不同文章的思维还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不精简删改，因为看似重复，其实每次重复都加了一点变化，读者按脚注说明的日期分先后，可以跟踪作者的思维发展。除了这些，原文一律保留，就是今天认为应该修改的也保留不改。一篇写于一九八八年，介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学说的，找不到文稿，成为漏网之鱼，沧海遗珠也。最可惜是二十多年前替石油公司作顾问时写下的两英寸厚的研究报告，艾智仁（Armen A。 Alchian）认为是我的平生代表作，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
学问这回事，一个人穷毕生之力，所得甚少。但少少的新意，只要有重量，大可勒碑志之。是的，思想可以比万里长城有更顽固的存在性。我是个讲究说明影响我的思想来源的人，有些朋友说我「感谢」得太过分了。但我总是觉得有少许关连还是大方一点为上。可惜四十七岁后，文章写好我懒得自己引经据典，只请同事或助手替我填补有关的文章脚注，到后来索性天马行空，连脚注也懒得下了。
这本文章结集的英文名目是《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Steven N。 S。 Cheung》。中文附题不敢再用「经济解释」，只是《张五常英语论文选》。有个中文附题是因为举世选修经济的中国同学多，赚不赚钱也希望多卖几本。目前的计划，是先在香港出本地版，继而出大陆简体版，以后有机会才杀到西方去。
二○○○年六月我在香港重印《佃农理论》的英语原作时，在《壹周刊》一连了写了十期（二万多字）的一个题为《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的中文长序，回顾该论着创作时的前前后后的思维。据说这篇长序在网上转载无数次。英文中序无疑是个新发明，但反应实在好，后来华中的张培刚大哥重印他的获奖博士论文，也仿效了我，以中文写一个「来龙去脉」的长序。是的，学术思想的回顾，总有好些夸夸其谈的话要说。高斯、史德拉（G。 J。 Stigler）、巴赛尔等朋友也如此这般地写下他们的回顾文字。这可见搞思想创作的人珍惜自己的思想，不在珍惜自己亲生子女之下。
因为《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已经回顾过了，虽是片段，但是自己最有活力的思想时期，今天的结集是没有什么值得再回顾的了。然而，几位同学一致认为，《佃农理论》的原著再版，最成功的地方还是那二万多中文字的《前因后果》。他们认为可读，对他们有启发性。我跟花千树的老编叶海旋商讨，他也认为这本英文结集也要来一个滔滔不绝的中文长序。然而，自己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部分，已经在《前因后果》发表过，又再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作了补充，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岂不是老态毕露了？
与叶海旋数番倾谈后，大家同意我以《求学奇遇记》为题，发挥一下。二十多年来要求我写求学往事的读者无数。我想，平生所遇无奇不有，可读的文字不难写，只是与这本结集的文章一般没有直接的关连。另一方面，说到求学——不限于学经济——不容易想象会有其它学子碰上我那种神奇际遇，就是金庸笔下的神雕小子也比我不过，何况我要说的是事实，不是虚构。
要写这「奇遇」还有另一些原因。其一是我不认为把孩子管教得严或强迫孩子做功课是明智的教导。我认为只要孩子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父母要让孩子自由发展。不良啫好要管，呆坐终日不成，但任何有创作性的玩意，只要孩子有兴趣，都要鼓励。在思维的发展上，想象力非常重要——爱因斯坦说是最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我最欣赏的美国画家维斯，第一天上小学回家，父亲问他喜不喜欢上学，小维斯说不喜欢，父亲说：那就不要再到学校去。不是要鼓励今天的父母这样做，但维斯的父亲（或这传说）可不是毫无道理的。我少小时的经历，虽然活过苦日子，但逃学玩耍，父母儿女太多管不着，是我长大后以想象力纵横学术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求学读书失败事小，被老师或朋友看不起事大。我认为一个青年如果看不起自己，万事皆休。想当年，读书考试屡战屡败，但失望中总是有老师或朋友看得起我。这使我在极端的失败中尊重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一旦遇上机会，翻身易如反掌。这样的经历在《奇遇》中会细说。
其三最重要。这就是多年的思想发展，我欠师友实在多。一般的「鸣谢」，短则数十长则数百言，在我来说远为不够。趁这个机会以一篇长文感谢教过或影响过我的人，虽然这样做不可能提到每一个，但还是要做的。
我要从我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说起。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地点是香港筲箕湾邻近的西湾河的后来被称为澳背龙村的山上，今天不复存在了。当时大约两岁四个月，今天想来历历若前日事。
幼年的回忆（求学奇遇记？之二）
我是在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的，这条街早就消失了。那时用「接生」，妈妈用不着到医院去。太富街的幼年生活，我一丝印象也没有。
有一天我彷佛突然睁开眼睛看世界，清楚记得那一天，而从那天起很多往事都记得。那天我穿上唐装衫裤，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看着妈妈监管水泥工人建造石屋。她要我坐着不许走动，数着三铲沙要一铲水泥，不要给工人骗了。是春天三月，清楚记得头顶的大树只有小量的叶，鲜花怒放——长大后知道该老树每年三月开花。是一九三八年——长大后看到该石屋顶上的水泥浮雕是「一九三八」四个大字。我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三月。
我是十二月一日出生的。出生纸战乱遗失了，战后补领。长兄与长姊说我生于一九三六，妈妈说一九三五。两个原因妈妈对。其一是天下间不容易找到一个记忆力比妈妈更强的人。其二是如果生于一九三六，那么妈妈叫我数铲数时我只有十六个月，不可能。
父亲是商人，当年在西湾河算是富裕的了。石屋建在西湾河一个山头上，战后称奥背龙村。地大七千呎，妈妈说是祖传的。祖传不等于有地权，二十年前给政府拆除兴建了高楼大厦。战前，那山头只有五六间石屋，住着十多伙人家。我们的石屋最大，门前的院子与屋旁的果树是我的天地了。
父母儿女多，我排第九。排第八的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各有各的保姆。带我的叫群姐，是第一个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群姐晚上对我说故事，晚晚不同，有些长大后知道是典故，但大部分是群姐自己随口作出来的。她也喜欢在黑夜中与我坐在院子看星星，说什么牛郎织女，而月亮的故事不仅多，而且长，永远说不尽。
三岁跟哥哥到邻家读幼稚园。老师叫吴姑娘，很美丽，脾气好得出奇。学生三个：哥哥、我、吴姑娘的妹妹。我年纪最小，吴姑娘百般迁就。我对上课没有兴趣，老是要求早放学，要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
年幼时，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是大很多。妈妈作了一项错误的决策：为了上学方便她要我跟哥哥一起上小学一年级。是西湾河电车路的永光小学，老师姓叶，用弯成了角的手指敲学生的头是他的专长。哥哥五岁多一点。我不到四岁，读书考试不及格是从那时开始的了——小一没有升过班。比一般同学小两岁，斗不过，但年纪也算偏小的哥哥一开头就读得好。长大后才知道，哥哥读书了不起（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宾州大学，他的成绩是全级数千学生之冠）。表面看，小哥哥很蠢，但音乐与绘画天分奇高。后来一九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