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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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劬突嵋源蟠虺鍪质粘。铱鱟太太说话了，象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姻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人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丰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就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了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大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作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决不可能作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的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大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位大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
。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大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象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那次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对照起来，更让我体味到那几位死对头的讽刺和冷淡。c太太一向非常矜重，在吃饭时间以外更不爱找人聊天，现在却常常趁着机会在花园里跟我谈话，并且——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她确是对我格外垂青，正因为她平日分外矜重，一次单独交谈就足以教人觉得是特殊的荣宠了。真的，讲得直率些我还必须说：她简直是故意找上我，借了各种因由走来跟我说话，每次作得用意显明，幸亏她是一位萧萧白发的老太太，不然真会让我想入非非了。可是，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总要回头，老是落到一个论点上，落到亨丽哀太大的问题上：她象是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的，谈起这事就对那个忘掉自身责任的女人大加非议，极力谴责别人心志不坚。然而就在同时，看见我始终如一，对那位纤弱秀丽的女人不改同情之心，任什么也难使我放弃原意，她又似乎深觉快慰。她一再将我们的谈话拉往这个方向，到后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对于这种古怪的、几乎象是忧郁症造成的执拗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
象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这种方式的谈话在她说来为什么很关重要，她却不曾有一言半语泄露秘密。不过，其中一定别有缘故，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偶然提起，我的假期已满，准备再过一天就要离开了。立刻，她的素来静如止水的脸上突然了露出异样的紧张表情，恰象一片云翳天外飞来，罩住了她那双灰碧似海的眼睛：“多么可惜！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谈哩。”从这一霎开始，她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神情，显而易见，她说这话时那桩时刻忘怀不了的事又在脑子里升起来了。最后，她自己摹地惊觉过来，沉默了半晌，这才出其不意地向我伸出手来说：
“看来，我想要对您说的话是难于口述明白的。我宁愿写信告诉您。”一说完她就急急转身走回公寓，步伐匆忙，完全不是我平日习见的那样。
果然，当天傍晚快要开饭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正是她的有力而爽朗的笔迹。遗憾得很，我年轻时对待文件书信相当随便，因此没法在这儿引录原文，只记得信上曾经问我，能不能听她叙述一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在信里说，那段小插曲如今已成陈迹，跟她现在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牵连的了，而且我是再过一天即将远去的人，把二十多年来埋藏心底的苦恼事对我倾诉一回，作来也还不算太难。因此，如果我对这样一次谈话并不感到冒昧的话，她很想求我给予她一小时的时间。
以上只是那封信里的主要内容，原信在当时异乎寻常地感动了我：信是用英文写的，单是这一点就赋予了它极度明晰而果决的力量。可是在我这一面，回信万难措词，我起了三次稿都终于撕毁，最后才这样回答：
“您对我这么信任，我实在深引为荣，如果您认为必要，我可以保证严守秘密。凡不是您愿意吐露的事，我自然不敢强求。唯愿您叙述时，能够对己对人处处牢守真实。您对我的信托，我全当是特殊的荣宠，您可以相信我这话决非虚套。”
晚上，我将这封短信送到她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我又发现了一封回信：
“您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毫无价值，有意义的永远只在全部真实。我将竭尽全力，作到无所隐讳，以免违背我的本意，辜负您的期望。请您饭后来我屋里——我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用不着避谗防嫌了。因为在花园里或人多的处所，我难于从容谈讲。您总能相信，在我说来下此决心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那天中午，我们在饭桌上还见过面，神色自若地谈了几句不关紧要的话。可是，吃罢饭来到花园里，她遇着我却慌忙闪避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竟会羞羞怯怯如同少女，一转身溜进了松荫夹道中，我看着不禁深为痛苦，同时觉得大受感动。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我在她的门前敲了两下，房门立刻应声开启：里面灯光很弱，平时原很阴暗的房间里此刻只点着一盏台灯，在桌上投射下一圈黄影。c太太一点也不局促畏缩。她走过来迎接我，让我在一只圈椅上坐下，然后自己也面对着我坐下了：这些动作，我注意到，每一项都是她预先暗自排定了的。然而，这之后却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无语的场面，一次显然非她所愿的静默——迟迟难下决心的静默，竞至愈延愈久，而我也不敢轻发一言打开这个僵局，因为我看出，一个坚强的意愿正在努力挣扎，要战胜一种顽强的抗拒心情。楼下客厅里不时地隐约传来华尔滋舞曲的断续乐声。我屏息敛气，仿佛想要减轻一点这场静默的沉重压力。c太太也似乎感到这种不自然的紧张局面很难受，她突然振作精神，象是要纵身跳跃似的，马上开始说话了：
“最难说出的只是第一句话。两天以来我早有准备，要讲得完全明白而又真实：但愿我能作到。您现在也许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向您，向一位不很熟识的人，讲述这一切。可是，从来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曾想到过这桩往事。我这个老女人的话您不妨认真相信：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对于其中唯一的一天，竞全神贯注凝望了整整一生，这实在是不堪忍受。因为我打算讲给您听的事，全部经过只占去我这六十七年生命里一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我曾经反复宽解自己，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我对自己说：一生里既只有一霎时糊涂过一次，那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一般人用一个很不确定的名词称之为良心的那点什么，是无法逃避得了的。上回听到您十分冷静地评论亨丽哀太太的事件，我曾经暗自思忖：如果我能够下一次决心，找到一个什么人，将我一生里那一天的经历对着他痛快地叙说出来，这样也许能结束我这种毫无意思的空自追忆和纠缠不已的自怨自艾。我信奉的要不是英国国教，而是天主教，我会早已得到忏悔的机会，说出了一切，以求解脱独自隐忍的苦楚，——这种安慰在我们是无分的了，因此我今天试用这个离奇的方法，借着向您叙述来自求解脱。我知道，我这一切非常荒诞，可是，您既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得要向您表示感谢。
“正是，我已经说过，我打算向您叙述的仅仅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天——其余的一切在我想来全无意义，别人听来也很乏味。我四十二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步步不离常轨。我的父母是苏格兰有钱的乡绅世家，开着几座工厂，还有许多田产。我们过着乡间贵族式的生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田庄上，夏季上伦敦去歇暑。我十八岁时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名门世族r家的第二个儿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