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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

姐妹-第54部分

小说: 姐妹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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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那钱在说话(2)
    “旧中国的地方老财、土豪劣绅,为了金钱,鱼肉乡民,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

“有良心的作家都无情地鞭挞为富不仁的有钱人。莎士比亚痛斥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是冷酷无情的吸血鬼。莫里哀的喜剧讽刺了嗜钱如命的土老财吝啬鬼阿巴贡。巴尔扎克在小说《高老头》中刻画了只认金钱、不认六亲,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斯蒂芬?金的小说探讨了人类对金钱的贪婪心理。”

最后我总结说,“马克思说得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从内心讲,我是热爱金钱的,因为金钱能买到华屋、豪车、锦衣、美食;因为酒壮情色钱壮胆;因为有了金钱就有权力、名誉、地位。然而我又痛恨金钱,因为它永远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古代的贤哲也劝告我要视金钱为粪土,他们认为为富者不仁,君子不言利。可是,我还是抑制不住对钱的狂热喜爱,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主啊,我真是无可救药。”

当老师的,总是鼓励学生好好读书,知识就是力量嘛。有学生提问:

“老师,读好书就能摆脱贫困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读书使人明得失、知兴替,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成功的一天。”

“老师,努力工作就能致富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这就是金钱本身所固有的阴谋。”

“老师,你的意思是没钱也能过好日子?”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面对国家危亡抛家弃舍、浴血奋战是责任;艰难时刻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默默奋斗是责任;谦和平淡、以正直和善良行走于人生之路,彰显人性的光辉,何尝不也是责任。”

“老师,我们当代青年的责任是发展经济吗?”

“是发展经济。”我说,“但是,发展经济不等于拼命赚钱。金钱向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我们,使我们不耐烦、不专注、不打算深入地思考问题,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简单地归结为穷和富。由此,我们会失去对微妙事物的领会,失去对人生的体认,失去对事物丰富性的感受。”

“但是老师,”那个爱提问的学生说,“如果我们没有钱,就会饿死,失去生命就等于失去一切。”

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另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还是教我们怎么赚钱吧。”

“知道怎么赚钱,我还用教书吗?”我说。

我是2005年开始创作《姐妹》的,这一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给我的强烈震憾就是:我们有些人已经财迷心窍了。139万元的医药费还不包含病人买药的费用,高达千万的专家会诊费用,让我大开了眼界。在相关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职业精神失守比天价医药费更令人担忧。

在《姐妹》刚刚完稿的时候,又发生了山西洪洞黑砖窑这样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道德底线的频频突破表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公民的道德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

“钱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是一个对金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后记:钱有什么用?(1)
    这是一个伪问题,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可笑。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在《托巴兹》中这么回答:

“金钱是万能的,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栋现代化的住宅,装一颗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斋日吃肉,在报刊上受到赞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个女人,我凭祈祷、忠诚或美德能够得到吗?我只要把这只银箱打开一点,问一声‘要多少?’就什么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奥尔,有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对金钱作出个人论述,比如:

马克?吐温说过,“金钱是那种只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挣的东西。”

毕加索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矛盾态度,“我很愿意像一个有许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伏尔泰声称,“描写金钱要比获得金钱更容易,而那些获得金钱的人对那些只知道如何描写金钱的人开了个大玩笑。”伏尔泰还说,“当涉及金钱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些因富而骄的时代,恶行的美德本身必须祈求宽恕。”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实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现金。”

只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找不出比马塞尔?帕尼奥尔这段台词对金钱更生动的描述了。像我一样,每个作家都可以说出一堆金钱不过如此的大道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渴慕钱,因为没有权势和地位,假如再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就很难存活。

有一次聚会,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告诉我,当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心里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西奥斯答应了迈达斯国王的一个请求,授予他在尘世间最想得到的一种本领:把他碰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迈达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当国王伸手拥抱他深爱的女儿时,她立即变成了金子。迈达斯国王才意识到潜在的悲剧,这是他从前未曾考虑到的。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贫穷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小时候,没有饭吃,只能吃地瓜丝和蕉芋渣,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有未来。从部队回乡,揣着400块退伍金在家务农,我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梦想。刚来厦门的那年,我们夫妻买不起窗帘,用胶水往玻璃上贴塑料纸;捡一块胶合板钉在木箱上当饭桌,趴在上面吃三块钱的快餐;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厦门大学,目的是借用同学家的电脑写《雕版》;从五楼冲到街头回传呼,因为买不起电话;拉一根铁丝晾衣服、横下皮箱写字,诸如此类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我不愿意诉苦,不等于没有吃苦。细细数算,每一次的哀愁,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难处难以逾越;每一次的绝望,都不是因为潦倒,而是呼告没有回应;每一次的悲伤,都不是因为困顿,而是结局出人意料。总之,每一个痛苦都是一次心灵的真实体验,都与钱无关。

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金钱的重要价值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被过度看高的世界。其实,拼命追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会对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带来干扰,令我们分心。金钱并没有使富人的生活更丰富,他们也许拥有私人游泳池,游泳的却是保安;他们肯定拥有别墅,独守空房的往往是保姆,因为富人最容易陷入的生活悖论就是,“为了挣钱我才这么劳累。”

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骄傲的地主说。于是,佃农们将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从头到脚六英尺长的土地。客家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一日只吃三餐;家有千间房,一夜只睡三尺。”
后记:钱有什么用?(2)
钱钟书认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正如《诗篇》所说,“悲痛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但是快乐会随着黎明而到来。”
后记:《姐妹》与钱(1)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吴德祥、电视台的余兴辉又陆续给我邮寄一些有效证据。

当然,《姐妹》写的不是永安,更不是连城,绝对不是。“桃源”这个地方在我的梦境中,在人物的活动中,在读者的想像中。我不能怀疑读者将对号入座,因为那是对读者智慧的侮辱: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美国“垮掉的一代”认为,到20世纪中叶,对人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从前停留在概念的阅读,因为有了烂会,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

烂会风潮使编辑困惑,金钱却是一个与生死、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母题。金钱作为小说的主题,就像宗教和性一样,自从出现人类文明以后,就占据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不变的欲望》一书中,詹姆斯?巴肯写道,“作为一种手段,我认为金钱绝对是一种工具:它现在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创造或者扼杀一切事物。在目前这种极端重视手段的情况下,它又一次经历着转变,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并不根据它的实现愿望的力量来评估,更确切地说,金钱就是人们所有希望的目标。金钱被尊崇为我们时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关桃花会的描述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所有参与过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太夸张。标会与烂会的情形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那对抄起杀猪刀、在镇上到处叫嚷要杀人的维卡略兄弟。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纳塞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桩理由本不充分、连杀人者也不想实现、因事先大肆张扬的谋杀案竟然没有阻拦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同样的,没有人相信标会能滚大利润,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从众心理表现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大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做大事业的会首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而不是求助于理解。疯狂行为所唤起的是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所谓的“社会感染”,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姐妹》着重写了哑巴与花季三姐妹的关系,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哑巴的爱情是病态的、非正常的。在哑巴与花季的婚姻关系中,金钱所及的范围比夫妻之间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纵了夫妻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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