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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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推行大寨评工记分的方法。
九、取消集市贸易，取消圩期，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和有证搞工副业的集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九、一切机关、团体、单位一律不准到农村和集市去采购国家统一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
十、
读着，听着，人群里不断发出了嘘吁的声音。千百年来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集市贸易从此要消失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广播歌声中，人们带着怅惘的心情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墟市。
这个决定经过深入的贯彻之后，果然，都昌县的二百多个大队的面貌又迅速发生了许多变化：
那一年的“七一”建党节，石陂公社的社员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开了个“社会主义大集”，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里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久，县委号召各公社推广学习石陂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把过去在自由市场交易的猪禽、粮油、饲料、瓜菜、编织、柴草等九类共一百多种农副产品统统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此，农村彻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集市”改造，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绝对优势”。
然而，农村却从此开始再也没有人养猪，也再没有人能发展三鸟饲养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久，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鸡蛋竟成了稀世珍品，甚至哪家老祖母过生日也不敢拿来吃。家家农户都要省下口粮来养二三只母鸡下蛋，并且靠它在供销社里换回食盐和点灯的煤油。因此，“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锣鼓声便再也没能响第二次。
从此，城乡到处无稻谷和杂粮的买卖，农民缺粮户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大队小队时常因争返销粮闹意见，社员和干部的矛盾越来越大。从粮站流出来的“满天飞”的黑市价钱越来越贵了！
生产队不准再分组，不准实行责任包产。各地推广学习大寨大队评工记分，社员之间因评工分而吵架的事情便时有发生。一些社员夜里吵了日里吵，屋里吵了屋外吵，下工吵不完上工吵，有的甚至还打起架来。于是，这些生产队开着灯火评了几次工分便不再评了。社员又开始劳动“一呼隆”，大家继续握着锄头“摸脉”。
原来的副业户已没了生路，生产队没有副业户就没有了上交的副业款。老老少少一齐都在队里劳动，人多地少工分多，于是，生产队的劳动报酬重新下降。正是王寡妇哭夫，“你无我也无”，没有多种经营的单一的“泥骨头经济”更进一步地把集体农民拖进了饥饿和贫困的深渊！
“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终于被消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终于得到有效的限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范书记在这场运动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以易志雄为首的都昌县的革命干部造了他的反，贴出了《县委范书记的右倾翻案思想必须受到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大字报揭露他执行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路线，在农村中重新树立“三自一包”的典型，使徐昌县的自发势力十分猖獗，许多生产队频临解体，集体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经过几场大会斗争之后，范书记被桃州地委免去了书记职务。原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向东升任为都昌县委第一书记。
易志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他在批判县委所犯的“右倾翻案”的错误路线和打击农村自发势力的斗争中立场鲜明，行动坚决，又创造了石陂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推动了全县对资本主义集市的改造。在马向东升任第一书记不久，他被提升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石陂公社的黎书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立了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积极揭露县委范书记的错误，石陂公社又首开“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先河，于是，在马向东升任第一书记不久，他被提升为徐昌县委常委，任县委办公室主任。
岭塘大队书记易天华退休了。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提升为大队书记。他带领一批民兵，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认真贯彻县委的反修防修十项决定，收回了社员的猪地和一些开荒地、五边地，坚决取消了小队生产分组责任的“四定”，岭塘大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翻身小队队长李素琼申请辞去了队长的职务。在刘古泉主持下，社员们选了张小丹当生产队长。
“十二级台风”过后，各个生产队又渐渐的恢复了平静。社员们似乎更忙了。地里的活，似乎再多几倍的人也永远干不完。每天起早摸黑，上工下工，只见男男女女匆忙扛锄挑担出去，又一齐放工回来。虽然是人多热量大，但粪坑里的粪肥却少了，要深耕的土地却耕得浅了，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减了，肚子又开始挨饿了。
肚子一饿，翻身生产队的编织副业又渐渐有人偷偷摸摸的搞起来。不过，由于没有了集市，他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把产品拿到墟市上去卖，而是到县上的汽车站的周围去，卖给来往的旅客。清早和傍晚，车站里都是热闹的时候。卖藤椅的把藤椅摆在运输站的门口或路边招引旅客，卖鱼网的则在身上挂着鱼网到处向旅客兜售。而这个时候，什么工作队的人员都还没有上班或者就已经下班了，不会有人来过问，买卖十分安全。于是，日子长了，在政府取消农村“自由市场”后不久，一些编织副业户又发现了生意的另一个新天地。他们在汽车站开辟了一个“游击市场”。这种市场，似乎销路更广。于是，过了不久，搞编织的人便越来越多。不过，由于是一早一晚出来“打游击”，他们往往还能回去在生产队里正规出工，所以，也用不着交什么副业款。因此，这些副业户虽然是像做贼那样藏头藏尾，“刀上架着刀下过”，但日子总算有个着落。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周昌年家里的藤椅生意甚至比过去做得还要红火。他们也不再交副业款，做一得一。渐渐的，家里又开始有了生气。过了几个月，李月英也挺着大肚子回来了。不过，小俩夫妻从此与周昌年分了家，算是与“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了界线。
…………
“梆梆梆、梆梆梆……”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生产队每天又要敲梆上工了。这个还是三十多年前地主周伯年建造新屋福源楼时用来催各屋的杂工到工地干活的木梆，后来便代替了农业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上下工的哨子。二十多年来，人们闻梆而集，闻梆而散。他们不知道今天在生产队要做什么，并且也不需考虑怎么样去做，什么时候须要完成。翻身队的老贫农们觉得，就像他们当年给周伯年做工时那样，每天听到梆声就去上工，要做什么自然有人会安排。但不同的是那会儿做工每十天八天就有工钱计算，能买到油盐和大米，一家大小也有吃饱的时候；而生产队里干活则一年结算一次，可是，一年到头一家大小总是吃不饱，并且，现在到处也买不到大米和杂粮。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了。
几十年的木梆已经敲破。但沉闷而嘶裂的梆声仍然一早一晚在人们心里回荡。它摧动着生产队的社员们迈开“社会主义”的脚步，去走朝夕都吃不饱肚子的“共同富裕”集体化道路。
三十四回 创效益搞活经济；正福源认祖归宗
秋去冬来，星转斗移，一眨眼又过了好几个春夏，徐昌县城起了变化。
先是运输站门口卖藤椅和卖大小鱼网的人越来越多了，并且，跟着便有卖熟食的，卖鸡蛋的，卖土产的，还有零星卖故旧衣服的。这里原不是市场，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市管会的人管它；又没有店铺，便没有税所的同志来收税。后来，来买东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已不再仅是旅客，生意便越做越旺。卖藤椅的价平物美，多人喜欢，有时甚至能成批地远销省城，于是，有人索性在空地上搭起了简单的竹棚，开始了风雨不改的日夜经营。后来，又有人从潮州带来海上走私衣服等物品，生意十分走俏。在几十年都要布票才能买到布的日子里，一旦能买到廉价坚实的尼龙质衣服，山里山外的人都来争购。便又有人用尼龙薄幂搭起了简单的临时卖货的亭子。接着便有副食百货也陆续来争位摆卖。一时，汽车运输站门口的一条路变得十分热闹。再后来，这些竹棚和尼龙薄幂的亭子被公家拆了，改成砖砌瓦盖的简易铺位。接着，工商所和税所便派人来管理了。由此，“游击市场”便逐渐发展成为灯光闹市。
同时，农村的集市贸易又恢复了，各行买卖逐渐多了起来，唯独卖鱼网的却一下子衰落下去。原因是塘鱼日渐见多，人们要吃鱼很容易，已用不着那么辛苦自己到河渠去网捕，于是便甚少人再来买鱼网。但这些织鱼网的人却已不再犯愁。年轻的迅速改行，年纪大的也用不着再出来做生意，他们已可以在家里养猪养鸡搞自己的副业了。
原来，几十年的倒行逆施惹来天怒人怨，不知那一年的什么时候，天上掉下一颗陨石，地上又闹了个大地震，死了许多人。周总理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逝世了。不久，风水轮转，“共同贫困”的道路便跟着篡党夺权，存心乱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消亡走到了尽头。人们赖于生存的耕种的田地终于又分给家庭承包了！那些年，先是大街上有许多人游行，热烈欢呼打倒“四人帮”，后来，主持全面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能人邓小平就恢复了领导职位。跟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没有人唱了，“农业学大寨”的墙标也被人涂上黄泥狗屎，生产队的农民再也不用被这一个或那一个领导指挥着成天扛上锄头畚箕去南征北战了。人们开始过上安定的日子。又过了些年，像土改那样，农民喜气洋洋，家家分到了土地。从此没有了生产队，被“走集体化道路”的金箍咒束缚了几十年的贫困而饥饿的人们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他们人人知道该怎么样去过日子，家家养了猪禽，地里的活和家里的副业立即同举并进。于是，一年两造，家家的粮食堆满了谷仓，农村迅速就有了温饱。
岭上的老榆树干开始长出了新芽，昏沉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终于开始苏醒了。
不久，又有人开始在家里织布，搞家庭工副业；陆续便有人办起了布厂、碾米厂、编织工艺厂；还有人到城里去开饭店和做其它生意。地里产的丰富，集上物质又流通，人们要鱼要肉吃香喝辣，这些几十年来简直比上天还要难的梦想，一下子都成了十分简单而容易的现实。老百姓干瘪了几十年的皮肤开始慢慢的润泽了，人们的脸上便都有了红光，有了笑容。
不久，大队又变为乡政府。看不到上面三天两头派到大队和生产队来的工作组，也听不到令人胆战心惊的锣鼓声，更没有成日喊打喊杀的一些人睁着血红的眼睛去斗争另一些人。人们从此开始安居乐业。
灾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又不久，县城运输站的旁边建起了一座六层楼高的豪华大厦，名叫汉华酒家。据说，是县农场办的，总经理是农场的经理易志良。开张的时候，双层爆竹从六楼吊到地上，直爆了小半个时辰。大楼的第一、二层营业饮食，有小食粉面，亦有时菜小炒；有大排档，亦有雅座小房。三层以上住旅客。由于装饰豪华，吃的东西新鲜而丰富，但价格便宜，于是，生意火爆。每天早午晚市，饮食部的生意不停，顾客络绎不绝。相比之下，几间国营的饭店和旅业便显得冷冷清清。
原来，易志良下放到农场之后，做了农场的会计。农场共有七八十个工人，管理着几片山地，一个水库和百多亩的水稻地。这个农场原是县委机关的实验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按照造反职工要求，农场工人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有星期天，享受国营企业工人待遇，工资按工龄评级计算。由于农场的职工大都是县机关干部的家属，劳动管理松散，而土地多，耕作便常常误了农时，加上生产“吃大锅饭”，故不但经济效益低，而且，丢荒的现象也很严重。易志雄任会计后不久，场长陈炽中患了脊椎病长期住院，生产便处于半瘫痪的状态。部分农田粮食失收，农场的酒厂和米粉厂又因管理不善而亏本，职工的工资有时也发不出去。几个到农场劳动改造的“走资派”落实政策离场之后，原由他们放养的六条壮牛也因分给职工轮养而饿死了三条，农场的公共财物又不断散失。同时，外面的农民又开始占用农场的一部分土地。一个偌大的农场正濒临解体。
待到外面春潮涌动，农村开始搞分户承包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