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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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用铅笔写的人名代号都是新顺生产队里几个贫下中农在家里的五花八门的“花名”或简称，那些符号就是各人所交积肥料的斤数。表叔五十多岁，是小队的吊肥员。他不会写阿拉伯字，吊社员的肥料时用的都是古老的记数法，其中的〩、〨、〥、〤……分别是表示9、8、5、4等数字，“ㄒ”就是斤的简单记号。当易志良叫表叔拿队里登记的肥料簿子来核对时，这些人的“代号”和“符号”都尽在其中。细看吊肥簿中，除了鸿记、保记、铁记、勾鼻等人名的简称外，也有狗记、牛古（牯）、马尿、虾叔、屎肚等社员人名的俗称，甚至还有被叫做“蒋光顶”的雅号。来调查的同志看了，恍然大悟！原来，这生产队里吊肥的记录，竟被我们搞保密工作的同志们怀疑为敌特的代号哩！真是啼笑皆非！他们赶忙做好记录，并在记录上叫表叔按了个指模，回到单位，便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向领导汇报。领导看了材料，也觉得这些同志捕风捉影终于闹了个大笑话。但他不能不打从心里称赞他们阶级觉悟的境界之高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独到之处。最后，他在材料上写了“同意调查意见”的结论，并把它存入档案里去。
这件事情当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事情却并没有了结。几年以后，这个部队转入地方，变为科研单位的××公司。周玉碧的爱人当了单位的领导。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派”。造反派为了打倒他，便先从打倒周玉碧开始。他们知道周玉碧是地主家庭出身，要打倒她是很容易的事情，便又有人重新翻出这份材料来做文章。他们反复研究档案，见档案的材料里有一个人下落不明，便大胆设想这个人也许已逃往苏联。假如这个设想成立，这样，就可把周玉碧打为企图泄露国家机密，与叛国投敌分子联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得到这种设想的根据，于是，造反派又派了两个人来到新风公社搞材料。
其时，正是易志良被红卫兵和公社造反派轮番批斗之后靠边站并接受清理阶级队伍审查的时候。易志良被批斗的主要罪状是大搞“三自一包”，疯狂反对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济。原来，自从发生红星大队的青年盲流的事情之后，在表叔和几个农民的参谋下，易志良便决心推行“生产责任制”。他提出了“耕者有责任田”的一套管理办法，使当时中央推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有效地落到了实处。他把生产队的土地按照土质的好坏基本搭配均匀，实施了各家各户向生产队作两年为期的保产承包制度。实行“多产归己，少产照罚，旱涝众议”的包产、包收、包交公余粮的政策。这个政策，冲破了大集体的束缚，以户为单位，有效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它犹如给疲惫的农业生产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迅速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各家各户争创丰收的生产大高潮。不到半年，一些大队和小队的长期饥荒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农民开始为自己耕田，收割了经过自己精耕细作得来的粮食，多收归己。生产队解散了吃大锅粥的公共食堂，各家自己掌握粮食，自己煮饭，丰俭由己，人人喜笑颜开；青年人吃饱了肚子，便再也不害怕农村了。他十分佩服张滔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张滔说，“耕者有其田”本来就是土改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正确主张，但是，这些年来却又自己把它破坏了，结果，生产也就跟着受到了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必须遵循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违反不得的。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谁违反了这个规律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通过责任田的改革试验，他深入地体会到中央在三年经济困难后提出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确实十分必要和及时，并且关键在于理解和落实。正是顺民则昌，一年之后，不用推行，新风公社各个大队闻风而动，很快就自动地全面实行了分户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后来，又按政策给农民分了一些用来种菜养猪从而改善生活和增加肥料的自留地。此后几年，虽然农村的经济仍然落后，报酬仍然十分低微，但粮食增产了，农民已不再集体捱饿了，家家户户还养了牲畜，生产和生活开始安定。在徐昌县里，新风公社成了实施“三自一包”政策走得最快的单位。易志良也被人们誉之为“三包社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政被全面打倒，公社的班子也全面瘫痪。由于易志良是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典型，所以，被公社的红卫兵和干部造反派捉去轮番批斗，游村示众，常常被打得脸青鼻肿，腰伤腿拐。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易凌胜又检举他出身地主家庭，于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一个一路春风的年轻干部，一下子便成了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隔离审查和送到公社窑厂去管制劳动。
公社贫宣队直接负责农村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当西北××公司造反派的两个外调人员来到新风公社时，正是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和“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他们先找到公社贫宣队的队长许载迪。这许载迪是部队的转业干部，在大跃进时当过新风公社的社长，生得圆眼鹰鼻，面薄嘴翘，为人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但却没有什么文化，常因贪杯而误事。大饭堂时侯，因生产队有许多社员不出工，他喝了两杯烧酒，竟拿起鞭子到生产队去打人；后来，闹饥荒时，他所驻的生产队里社员不出工，他就叫队长不给开饭，结果饿死了几个人。社员对他的意见很大，反映到县委去，县委便免了他的职位，叫他改做民政工作。这些年来，虽然社长没得做了，但他却仍然以公社的党委常委自称。平时见面打招呼，凡是尊称他许常委的，他必笑脸相应，爽声回答；否则，他立即就黑下脸来不理睬你。他对上面免了他的职位不满，更对调来的年轻的易志良当社长很不服气。既感到失落，便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革委主任见他积极与人斗争，便叫他领导贫宣队，兼管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农村的干部队伍本来就不复杂，个别有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的在四清时已经解决了，所以，他自上任以来，除了带着贫宣队员扛着语录牌子敲锣打鼓到处宣传毛主席的最新语录指示外，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正在他觉得手痒脚痕而百无聊赖的时候，从西北来的外调人员跟他谈了易志良组织和支持“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的事情。这犹如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兴奋剂。只见他似懂非懂的看完易志良材料后，立即眉毛倒竖，把手一挥，姑奶奶的叫了起来。
“好家伙，这个材料我们花几天时间保证落实！”他对两个外调人员说道。
他觉得这事非同小可，感到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为，一方面，通过它，可以立即整垮这位年青的社长，让人们知道，几年前篡夺我领导权的人原来竟是反革命，说明我许常委才是正确的，免我许常委的社长职务就是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就大可出一出往日自己被罢官以来的闷气！另方面，这里搞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他领导的贫宣队就一炮打出了一条震撼人心的特大新闻！这样，他在阶级斗争中就是再立新功，人们将重新对许常委刮目相看！想到他也许今后还可能再当社长，不禁喜从心来。正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他决定亲自抓这件事情。
经过了解，他知道那年流窜西安的三个人中，罗翔飞不知去向，高仕伦已参军。这两个人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坐的凳板硬实，轻易推不动；但罗山田家里却是富农成分，是臭狗屎堆。于是，第一步，他先把罗山田捉来公社审问。果然，经不住几个有功夫的年轻贫宣队员拳腿相加的“办班”考验，第二天罗山田就写了“坦白”材料，承认三人当时是想叛国投敌，企图逃跑到苏联去。坦白书上写道，罗翔飞到了苏联，他和高仕伦则被捉了回来。并说，此事由易志良策划，并得到他二姑周玉碧的支持。
许载迪看了罗山田的“坦白”材料，第二步就要逼易志良承认。这一天，他叫两个贫宣队员把易志良从窑厂里押出来审问。
“易社长，你是什么家庭成分？”许载迪阴声阴气的问道。
“工商业地主！”易志良爽快地答。
“你事实姓周，名汉华。为什么要改名换姓、隐瞒家庭出身？”
“这是历史！”
“胡说，你伪造出身，有意混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许载迪立即上火，他大声喊道。
“毛主席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许多革命领袖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他们也照样能走好革命的道路！”易志良义正严词般的说。
“好，今天就要你选择坦白从宽的道路。你说，一九六一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策划‘高士’等三个人叛国投敌，企图逃跑到苏联去？”许载迪厉声问道。
“没有这种事情。当时‘高士’他们不安心农村，要到新疆的农场去找工作，不是叛国投敌，也没有谁会有什么必要去策划这种事情！”易志良说。
“根据调查，罗翔飞已逃跑到苏联去了，这事从始至终都是你和你的二姑在支持。你们企图搞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组织！你既拿钱拿粮票给他们，出了问题时又打电报叫你二姑速救之，这就是铁证，不容你抵赖！”许载迪道。
“这件事情已过了六七年，当时，我二姑所在的部队也专门派人来调查了解，下了结论。你不能主观猜测臆想！”易志良说。
“我看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告诉你，这件事情今天已有罗山田的坦白材料，还有周玉碧单位的揭发材料。现在，我客气地给你一点时间，坦白交代这件事情。否则，革命群众决不放过你！”许载迪把桌子猛地一拍，愤怒的吼道：“把他带到‘阎王殿’去，如不坦白，实行群众专政！”
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法！当时，正值是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正深入人心并得到了广泛的活学活用。许载迪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他正可以名正言顺地按照最高指示行使“群众专政”的权力。把易志良置之于死地，是他顷刻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怜易志良刚出茅庐，为人善良正直，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处在这种用毛主席语录代表法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遇到这种别有用心的制造“里通外国”事实的造反派，又遇上这种一心要“大做文章”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便无法摆脱灾难的降临，犹如活生生的被人拖进了吃人的老虎笼子里一般，只待弱肉强食。其境况是多么的凄凉和悲哀啊！
然而，许载迪却万万没有想到，被捆绑着待老虎吞吃的易志良，第二天却从“群众专政”的铁笼子里逃出去了！
二十九回知恩泽母子感戴；明大义协力抗凶
却说许载迪看过易志良的材料后，觉得这事非同小可，便一心要做大文章，把这件事情向公社文革领导小组报告。公社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周卫彪听了，立即瞪大眼睛。他认为这事正符合中央文革最近关于“揪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说明我们革命队伍的内部确实有反革命，必须“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便指示许载迪对这件事情应务必抓紧查实。许载迪见文革领导高度重视，十分高兴，当即表态，保证三五天就落实这个案件。
他亲自对易志良进行审问。
第一、二天他便使罗山田坦白交代了“叛国投敌”的有关事情经过。接着，第二步便要易志良承认这件事情。虽然易志良还是未公开免职的社长，但现在已是虎落平阳，成了被清理的对象，加上有了文革领导小组的支持，所以，对他的审讯尽可以为所欲为。他知道要易志良承认自己搞叛国投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他有办法，“群众专政”就是个法宝。他想，没有人不怕死的，尤其是年青人。只要先叫易志良受些皮肉之苦，然后再把他放到“阎王殿”去，着实吓他一番，则不怕他不承认。
原来，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时期，各地把要打杀的人都捉来预先囚禁在一个地方，圩日一到，便押送到市场的牛栏去集中棒杀处决。文革小组管这个预先囚禁的地方叫做“阎王殿”，并指定专门由负责棒杀的“阎王”一人看管。这样做，万一杀错了人，或者说执行政策有过火之处，以后有人追查起来，当事的人便好推卸责任。那些待杀的人到了“阎王殿”，都被绑在柱子上，嘴巴塞上毛巾，任你怎样的好汉也挣扎不得，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新风公社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