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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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这单眼四本无父亲和兄弟，只一个年老的母亲。她知道儿子被沈元贵兄弟绑到墟上去打死了，在家哭了三天两夜，第三天夜里，便在沈元贵兄弟的门前吊颈死了。沈元贵的老婆也投河自尽。大乱之时只有语录，没有王法，如此草菅人命，正不知枉死了多少人的性命。或有小偷小摸的，只要有人哄起来捉到墟上去，王阿九照打无误；或有“牛鬼蛇神”平时被人认为是不太听话的，或是他得罪了谁人的，只要叫几个人把他绑起来推搡到墟上去，王阿九照劈无疑。这墟那镇，听说有些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师或职工干部，文革时被赶回农村，只因上辈与人有些仇隙，他们往往也平白无辜的被人绑起来拖到牛栅栏里去，被王阿九、张阿九或李阿九们打杀了。荡荡乾坤，一时到处腥风血雨，鬼哭神号！可怜那些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人心惊胆战；被疑为“土匪”、“坏人”的，个个藏头藏尾！
杀人的风声越来越紧。
这一天中午，周建儒才吃完饭，正在家里看书，忽然有人急急忙忙的走了进来。
“快，你通知周志民赶快逃走！等一会大队的民兵就要来捉他了！”来人上气不接下气的紧张的说道。
“怎么回事？”周建儒忙问。
“今天各大队基干民兵在公社开会。据开会的头头说，要最后刮它一次‘十二级的台风’，再杀一批‘牛鬼蛇神’！周大勇见刘古泉也把名单报了上去，里面有周志民的名字，所以，他没吃午饭就赶忙跑回来了。他要我赶快告诉你！”
来人说完话便匆匆离去，周建儒的心立即狂跳起来。这几天来，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原来，“群众专政”的风声吃紧之后，到处能听到仇杀的事情，周建儒就担心周志民的仇家可能会找机会报复。他想，若是如此滥杀无辜，则决不能让好人受害！于是，便一方面叫周志民要提高警惕，轻易勿再外出；一方面又与几个出身好的知心朋友通通气，叫他们多加关照，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时，赶快想法通知。果然，刘古泉此时是治保主任又身兼民兵营长的职务，那天，易凌胜提醒他正好借刀杀人，要除掉周志民，他也早就有这个主意，正是不谋而合。于是，趁“刮它一次十二级台风”会议的时候，他便在要镇压的黑名单上写上了周志民的名字。可没想到参加会议的民兵队长周大勇正留心他的举止，这件事情立即便被他知道了。好一个周大勇，二十左右的年纪，生得丰神英爽，为人一腔的正气。他知道刘古泉是公报私仇，又深知周志民是个好人，不能无辜遇害，便也不怕冒着“走漏风声”的危险，不动声色的赶快跑步回家，并马上叫个好兄弟周敬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建儒。
周建儒不敢怠慢，连忙三步两脚的奔去把这消息告知正在家里画像的周志民。周志民听了，惊得两额冒冷汗，脸青面白，两脚筛糠般的直打颤，正是七魂走了六魄。他不敢片刻的停留，连忙穿上衣服，拿了随身的零钱和粮票，匆匆告别家人，洒泪踏出屋门。
果然，周志民前脚才走，刘古泉带领着十多个基干民兵后脚就到。因不见周志民的踪影，他们便只得把年事已高的周顺年也捆绑起来，捉到学校里去审问。
深秋的天气，金风肃杀，落叶纷纷。路上没有行人，鸟儿也不见踪影，世界显得死一般的静寂。周志民在茫茫的旷野里落荒逃去。
…………
一星期过后，县城里忽然敲锣打鼓，热闹起来。斗大的标语挂在各条大街上：“热烈庆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来回高呼：“最热烈祝贺全国山河一片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又过了几天，县城里又响起锣鼓声音，还放了鞭炮。只见各条大街上多了一条标语：“最热烈祝贺徐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街的宣传栏上，贴着军管会用大红纸写的《告全县人民书》：
最高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目前，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它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庄严宣告成立。组织机构成员如下：
驻徐昌县解放军代表：刘文华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向东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学林（男，三十六岁，徐昌县发电厂工人）；易志雄（男，二十五岁，徐昌县石陂公社岭塘村民兵营长）；刘丽英（女，三十岁，徐昌县花纱布公司干部）；黄文强（男，四十岁，文教战线干部）。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共七人：
…………
希望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毛主席的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最后，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这革委的组成有男有女，工农商学兵各行有代表，并且，按照毛主席“一碗水端平”的最新指示，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也有代表。李学林是联派工人的头头，易志雄是旗派农民组织的头目，其余也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也有知识分子代表；也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一些的。经过了两年多改朝换代的天下大乱，徐昌县终于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正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没想到在一个星期前还亡命出逃的易志雄，摇身一变，这一刻，竟当上了徐昌县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了县的领导干部哩！
原来，易志雄飞车出逃后，直奔马向东的家里。原先在两派总部解散之后，他早就想与马向东取得联系，但当时情况未明，又没想到形势发展得竟如此的迅猛，故几乎吃了大亏。因为联派写的黑名单上有他，但他们却不知道他和马向东的关系。假如他被捉，待说得清楚来，却已是烂米煮成糊了；幸好他及时逃出。其时，马向东已是心中有数。他已经知道自己将出任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根据“一碗水端平”的指示，他已向军管会推荐易志雄当革委会副主任。这一方面是报救命之恩；另方面又是培植知己，日后有利于工作。这时，因旗派的头头刘超远干的坏事实在太多，军管会正在对他作隔离审查，所以，易志雄便是旗派群众组织代表的合适人选。当易志雄亡命逃来的时候，马向东就立即把他保护起来。这正是世道中救人救己的回报，也是易志雄做人机灵，遇事果断的结果。
易志雄获救之后，立即着手营救妻弟张开达。第二天，马向东经过查询，知道张开达被逮捕后，已送到城镇的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了，并且正押赴棍毙的刑场。当一个彪悍大汉正举起丧命棍向张开达的头颅劈去的时候，有人奔来忙叫：
“棍下留人！”
但是，迟了点儿。只见手起棍落，“嘣”的一声，棍子还是劈下来了。不过，当棍棒劈下来的瞬间，大汉听到呼叫，这支棍便在空中略顿了一下。这一顿，便使得棍子没有劈正张开达的头颅，却偏侧横落在耳颈边上，侥幸留下了他的半条性命。
几天后，刘春英被通知到县人民医院去带人。当她踏进神经科住院部的时候，只见张开达的头颅剃光，扎着一圈纱布，纱布渗出些血迹。他木然的坐在病床上，口角流涎，眼睛直视，也不认识母亲，正一个劲的在喃喃自语。
“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必须转到专门的医院去治疗。”医生对她说。
她走近前去。儿子忽然圆睁着双眼望着她，喊道：
“你是谁？”
“打倒地主婆！造反有理！”
他先是举着手高呼，接着又嘿嘿嘿的傻笑，最后便口口声声的吼叫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儿。
望着表情木讷的儿子，千呼万唤他也茫然不知，她再也忍不住辛酸的眼泪，失声痛哭起来：
“天呀，我造的什么孽啊！”
从此，张开达便成了一个废人。想他自参加造反派的两年来，从带头斗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开始，到斗学校里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到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除了斗还是斗，除了打倒还是打倒，且又独出心裁，做了不少损阴德的事情。他的头脑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直到后来被一支猛棍打疯了，头脑的神经虽然乱了，可在神经细胞里却还残留着“造反”和“打倒”这两个词儿，正是可悲可叹！可怜刘春英在十六年前也是那么热情的参加土改复查工作，当上贫农组长。按照上级“反土改右倾”的精神，她在搜查地主材料时画影捉风，使得同村的四户在土改时中农和贫农成分的，复查时也被划为“地主”，分了他们的促襟见肘的家产。十六年前她面对着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亲嫂子，带头高呼“打倒××地主婆”的口号，没想到十六年后，儿子疯了，竟也对着她高呼“打倒地主婆”的口号！难道当时自己竟也是疯了的么？
哭声撕心裂肺！
二十八回 听传言盲流西北；莫须有捕风捉影
且说张开达疯了之后，徐昌中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便由工宣队任命了一个女同学来担任。这个女同学原是学生红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的头目，热心搞宣传活动，喜欢唱歌跳舞，对斗批改的兴趣不大，所以，她当了副主任后，学校的文艺活动活跃起来了，学生斗老师的事情就少了许多。学校复课闹革命后，上午，老师和学生要上课；下午进行军训和各种活动。上的数理化课虽然没有人听，但老师还是要照本宣科；文科的课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背毛主席语录。工宣队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调查和审查每个老师的履历，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只要毛主席有最新指示，立即敲锣打鼓，以工宣队长何敬东为首，带领全体队员和部分红卫兵，举着新指示的牌子，巡游全校园。
经过两个月来的审查，被清除出队的“牛鬼蛇神”有十多个，他们都不宜再做教师的工作，被安排到学校的农场里去劳动。他们中，有的是解放时期已年上十八岁的地富家庭出身的，被作为地富分子对待；有的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或任过伪职的或帮国民党政府做过坏事的，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对待；有的曾经是右派分子的，有的对三面红旗不满曾经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过的，均经过工宣队的调查审核后一一定案。张滔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他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医院里，由于几个有经验的医生被划为“反动的学术权威”，靠边站，便没有动手术的能干医生，所以，他没有开刀割阑尾，只是打针吃药，到勉强止住了疼时就出院了。出院后，他的工作是与陈兰英一起负责打扫厕所。学校里有男女厕所十多个，男厕所由张滔负责，女厕所由陈兰英负责。每天，他们一铲一铲的把大便铲到桶里去，然后，夫妻俩一前一后的抬起粪桶，把它们倒到桃林的地上去晒。晒干了后再由“牛鬼蛇神”们挑到不远的学校农场去做肥料。
陈兰英被定为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开除出队，等待处理。她是个性格温顺而感情脆弱却意志坚强的女人，虽然蒙受着极大的委曲，但从不说一句怨恨的话语。对她来说，只要能跟张滔在一起，看到张滔健康地生活，没有再拉去批斗，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再苦再累再臭也不怕。她知道张滔的身体不好，所以，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着他，劳动的时候也尽量呵护他。两人抬粪的时候，她尽量把粪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靠，使张滔的那一头轻一些。幸得在农村劳动时已学会挑担，百儿八十的担子压在肩上她也能面不改色。但张滔的盲肠部位始终会隐隐作疼，有时疼得紧一点，便只能抬一抬，停一停。好在十多个厕所的用水方便，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也能清扫完毕，星期天没有学生屙屎，还有休息的份儿。
这天上午，正在抬粪的时候，陈兰英被叫到工宣队去。工宣队里坐着两个外边来的干部。一个穿着褪了色的军衣的红眼睛的人对她说道：
“陈兰英，我们是新风公社专案组的，问你一些事，你老实回答：你最近什么时候见过你儿子？”
“最少有三个月没见过他了！”她答道。
“你原来婆家的家里在外面的还有哪些人？”红眼睛又问。
“有两个姑姑。”她答。
“她们在哪里，是干什么的？”红眼睛再问。
“大的姑姑在广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第二的姑姑在西北，在国防科研的一个单位。”她感到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