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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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几次？”
“记不清楚了。”
“你色胆包天，竟敢入屋来强奸妇女。我要把你告到法院去！”雄牛儿说。
“雄哥饶命，我情愿受罚！”
“我罚你老婆来这里给我睡够两个月！”大雄牛高声嚷道。
“我老婆样儿丑，你再罚其它吧。”
“好，你听着，来一次罚你五十斤粮票。就算你三十次，罚你一千五百斤粮票。”雄牛儿说。
“算少一点吧，我找不到那么多票子啊！”老鸡公有点可怜巴巴的说道。
“你不给就拉倒，我马上叫居委会的人来！”大雄牛把木棍子一拍，拍到一张烂台上，只听见哗啦一声，台架立即就被打散了。台上的东西撒满了一地。
“愿罚！愿罚！”老鸡公吓得连连点头。
“口说无凭，你立下字据来！”
于是，刘大雄拿来学生写字的纸笔，白纸黑字的叫老鸡公写下字据。这大雄牛也读过几年小学，粗识几个字儿。只见写道：
本人欠刘大雄一千五百斤粮票，定于某月某日还清。立字据人罗楷光。
末了，罗楷光打上手模，大雄牛还要再加上见证人潘婆儿手印。
“鸡哥，我见证人也要点儿手续费，你明儿给我两百斤黄豆吧！”潘婆道。
罗楷光此时只想早点离开，便一意点头应诺。刘大雄本想把事情搞大，但细想一下无什么好处，且推车辛苦，月供的粮食常常又不够吃，只得先讨回点赔偿，权且戴住绿帽，日后再慢慢算帐。
不久，刘大雄得了那一千五百斤粮票，便到黑市上卖了，足有二千多元，立时富裕了起来。一个穷困之人，靠推车儿赚点力气钱，一天最多也只能得到一块钱多点。这二千多块钱，足够他推七八年车子的收入。大雄牛见到藤箱里一捆捆大团结纸币，只觉得浑身筋骨都松软起来了，便再也没有力儿去推车。他有了些儿本钱，常在圩场转悠转悠，也学会了一些左手转右的门道，就在这圩场上做起买东卖西的勾当来。老婆伍琼香自然变得规矩起来，再不敢出墙飘香了。
潘婆儿得了两百斤黄豆，儿子也不问因由，只管把石磨推得辘辘的转，还饲了一条大白猪。这两百斤黄豆磨完了，她又再要了一百斤。罗楷光心里虽是不肯，却也奈何不得，自认晦气。只屁股着了一棍后，伤着了尾椎骨，隐隐作痛，走路便更拐得厉害了。再过些日子，粮站的黄豆剩下不多，潘婆儿便再要不到黄豆。儿子问起来，她便只得把这事告诉了儿子。这儿子又告诉妻子，妻子又告诉邻居那个嫂子，嫂子又告诉丈夫。于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罗鸡公与香妹子通奸罚粮票一事不久便传开了。有一天传到粮食局长的耳朵里，他把桌子一拍，立刻指令派专案人员立案查询。专案人员立马审人查账，结果便发现了问题。罗楷光不能不坦白。于是，卢博财和易凌胜便被抓住了。这一天，专案人员通过打投办公室的同志在圩场上捉拿两搭档时，在他们身上还搜到了五百多斤粮票。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决定没收他们非法所取得的财产。于是卢博财和易凌胜家里便被搜查一番，各罚了七百多元。两人在圩场上从此风光不再。后来，听说罗楷光在拘留期间自缢身亡，刘大雄卖的粮票便无人再去过问，香妹子的风流事情也逐渐被人淡忘了。
易凌胜不敢赴圩，待在家里，又不事农活，无事可做，便觉百无聊赖。幸得叔父易天华还在高级社里做书记，便关照他做个生产队里的吊肥员，专门负责把社员积的猪屎牛粪过秤登记，此外又管生产队里上工打梆，如此过了些日子。他袋里自然还有些银两，三天两头还要买点儿猪肉豆腐。不过却不敢拎在手上招摇过市了，并且，饮的米酒也改为蔗酒。看看周围那些喝粥咽菜也难熬日子的社员，他又自觉比他们还强了许多。
忽一日，叔父易天华叫人通知他到高级社的办公室去，说是县里派人来调查事情。他不敢怠慢，赶忙到了那里，只见两个公安模样的人在等候他。
“你是易凌胜么？”一个人问他，另一个人在记录。
“是。”易凌胜坐下来后说。
“我们是县法庭和公安局的，今天问你事情，你必须如实交代。”问话的人十分严肃地说道。易凌胜经过一次场面，还心有余悸。他知道这些人厉害，不敢正望他们。
“你和卢博才非法贩卖粮票是那里来的？”
“是卢博财的亲戚罗楷光那儿拿来的。”易凌胜小心答道。这一次他不敢再说是圩场买来的，因为他知道事情是罗楷光出了事已坦白了，而且上一次在墟上被捉住时，这件事就已经明白。
“你有没有去罗楷光那里拿过粮票？”
“没有。每次都是卢博财去拿的。他拿回来后才交给我卖。”
“卢博财每次交给你多少，他能记得起来吗？”
“这记不清楚，有多有少，但我们是先小人后君子，每一次他交来的粮票卖完，结算交钱后，他才交给我下一次卖的粮票的。”
“你每次有没有把他交来的粮票卖完？”
“我是代卖，卖不完就当墟交还给他。”
“既是卢博财去拿粮票，并且，既是你负责代卖，每墟必清，那么，你何来有五百斤粮票放在陈兰英那里呢？”办案人员问道。
“我－－－我－－－我－－－－－－”易凌胜一时语塞，竟答不上话来。
“我们经过与罗博财谈话，他说的跟你一样，说明你说的有五百斤粮票在陈兰英那里不是事实。”
“我是交了五百斤粮票给她。”易凌胜还想耍赖。
“那你这五百斤粮票是从哪里来的？”
“……”
“你何时何地交粮票给她？”
易凌胜还是答不上来。学校里的老师人人都知道，这两年来他足迹未踏过校门，说不得假。一个乡村里的混混，如果遇上世道混沌，没有法制，没有正义，靠一肚子坏心水，专门算计他人，欺凌良善，搅风搅水，任作非为，并且，往往又有人帮着他兴风作浪，的确是害人不浅的，再强的人也往往躲不过这种灾难。但一旦有了法制，则又由不得他们兴风作浪，正义自得伸张。小混混遇上公检法，只三句半话，便漏洞百出，出尽洋相，被人识穿阴谋诡计，终于承认诬告。两个来调查的同志录了口供，再读了一次，便叫易凌胜在白纸黑字的调查材料上签了字，并打上手模。这事正如李敬清所说，幸得又在反右运动之后，没有了乱中取胜、混水摸鱼的可能性。若是遇上反右运动，只要有人上台一揭发，下面又有人一喳呼，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现在易凌胜尽管满肚子坏水，也吐不到人家身上，只能坏了自己，到头来反而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就叫做邪不胜正。陈兰英开始听到诬告时，先是被吓得直哭，后来受到启发，细想一下，似此无休止地遭人暗算，苦日子无时是了。于是坚强起来，写个状纸到法院去，投诉易凌胜恶意陷害他人，希望法庭澄清事实，主持正义，并申请离婚，把被动变为主动。法院收到投诉，没有轻视，立刻派人调查，并按照程序一一做好有关核实工作。
不久，易凌胜收到法院的传票，接受法庭的宣判处理。易凌胜诬告陈兰英的罪名成立，又兼倒卖贪污的粮票，判处行政拘留半个月，并赔偿被诬告人的名誉。同时，鉴于夫妻双方无感情，两年多来已无任何联系，法庭同意原告人申请，批准离婚。
这一天，易凌胜做梦也想不到会被公安人员用枪押着走进看守所里去。他似乎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这一次会栽在自己的手里。反倒怨法院有意偏袒陈兰英，心里记下仇恨。但既是犯了法律，也不由他不从。半个月里拘留反省，也像劳改队员一样去做些劳动，总算很快就过去了。从此他便心图报复，这是后话。
陈兰英有如获得再生。几年来绑在身上的枷锁终于被解脱了。她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和自由。她感谢谢校长他们夫妻的关心和爱护，觉得这世界毕竟还是充满着爱和正义。她更是思念张滔。心想，如果没有张滔在一直关照和鼓励自己，也许，她还在苦海中挣扎。
夜里，她躺在床上静静的思念着他。
第十一回 求变革解放思想；搞创举拔苗助长
张滔已有几个月没有很好地休息了。他正在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石陂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一半是山区，一半是平原。按照区党委的部署，三个月内要实现平原农田方格化，达到土地平如镜，道路直如线，并且大道宽四米，小道阔二米；半年内在山地兴建一座水库。水库可以灌溉，也可以发电，供应全区农村和墟镇的生产用电力和照明。
平原农村，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田园阡陌，如蛛丝网络；乡间小路，迂回曲折。只能用两脚走路，不论耕作和生活都极是不便。还是在一年前，他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时，对小农经济给生产发展所带来的阻力估计过高，对农民的小生产的意识看得太严重，曾经建议县委暂停农业社的发展，并相应作了一些部署。当时，高级社后一些地方粮食减产和与这种减产不相适应的过高的粮食征购任务不但带来粮食紧张，而且，市面上农副商品供应也严重不足，同时，许多地方的高级社耕牛缺乏，入社前农民宰杀耕牛的现象很严重。还有，许多农民认为合作社富养穷，强养弱，是大拉平，因此，一个社员两样心，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未能发挥出来。根据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观点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有关指示，他提出了当前应狠抓生产，全力巩固的工作方针，主张收缩一批一哄而起的高级社，把一村一社的高级社的发展控制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这个意见得到县委的讨论通过。但是，不久就受到了批评。被认为这是中农情绪，是“小脚女人”走路。为了纠正错误，县委把张滔下放到一个区里去工作，同时，立即加大了发展的速度，在半年内就把高级社的数量翻了一番，一年内全县就基本实现了一村一社的农业合作化。
“老张，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过去执行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指示，在停、缩、发三个字上重在停和缩，求稳求慢，显然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右倾保守。今后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把工作做得更好。”县委范书记在调动他的工作时曾经语重心长的对他说。
“范书记，这都是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所带来的工作失误！”张滔惭愧地说。
“不过，我仍然认为，不能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合作化从形式上改变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但还必须在内容上去充实它。否则便会出现许多问题。你有知识，又善于学习，到了基层，就在这些问题上多去研究研究。现在高级社已办起来了，家大业大，怎样管理？前人没有做过，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经验。”
范书记是南下干部，在地区党校学习时曾与张滔是同学。张滔文化基础好，思维敏捷；范书记好学，不耻下问，彼此有一定的交情。几年来，工作上也配合得很是默契。所以，虽然按照上级有关指示，在合作化问题上对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省、地、县、区、乡五级干部需作出“改换工作”的处理，但只是把张滔的工作下放了一个层次，挪动了一个位置，使他“钻到合作社的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工作将更为重要。他仍然是县委的常委，他的实践可以看作是县委在基层工作的试验，他的摸索将成为县委开展工作的参谋。
“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到合作社，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现在的问题是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就急于改变这种生产关系。一方面，农民的思想意识跟不上来；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又未具备。所以，几年来，生产没有发展，农村经济便出现了一些紧张现象。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反冒进决策就是基于这种情况才产生的。现在看来，这种思想和决策是右倾保守的表现，我的思想也是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太墨守成规。这也许就是思想领域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吧！”张滔的情绪仍在检讨之中。
“形势的发展一日千里啊，这也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落后了的问题。毛主席曾明确地说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搞十五年。但最近他又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各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一年的功夫，把十五年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这就是领袖的伟大之处！”范书记心怀敬仰地说道。
“瓜熟蒂落，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缩短这个过程。”张滔受到了启迪。
“我的理解，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