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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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只铝制的,老辈人称之为“钢精”的碗。和现在的铝制品不同,那碗壁很厚,质地粗糙,也有些分量;四周凸凹不平,是跌落多次的记录。
我摸着这只碗,感慨万千。就是它,陪伴我度过了“无父无母”的幼儿时光。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碗,它记录着奶奶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刚下课,传达室的人叫我:
“常老师,你的长途!”
那时接长途电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爸爸在那边带着哭腔说:
“无敌,你敬爱的奶奶昨天夜里不幸去世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革命工作,不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我仿佛受到了一击,脑子一下子成为空白,再也听不清爸爸那边念报一样的悼词,只感觉他那边还在不停地说;我忘了当时自己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失神地走回宿舍,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奶奶离我而去了,这怎么可能!我以为奶奶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我还有许多事没来得及做,我要有房子,我要接奶奶过来,我要好好孝敬她,我要好好报答她!可现在,一切都晚了!我都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我请假回京,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奶奶病重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爸没有回答。
“妈妈”抢过话来:
“我是说告诉你的,你爸爸说怕影响你工作,才没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如此。
据爸爸说,奶奶是在大伯家病重的;大伯住院割痔疮,伯母出差,等他得到消息去看奶奶时,奶奶已说不出话,送到医院抢救了两天,终因心力衰竭而不治。我对他讲的话将信将疑。奶奶虽身体虚弱,并无大病,何至于“说不出话”,而且走得如此突然?
第二天,我随爸爸去八宝山取骨灰盒。我把奶奶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想到这就是我能为奶奶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心如刀绞。
到了骨灰堂,把骨灰盒放好。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奶奶的遗像前放声痛哭。
如果没有奶奶给我的爱,我这一生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爱。奶奶的娘家在农村,奶奶是心地善良的农民的女儿。没有念过书,却知道做人的道理;虽有人不与为善,却总是与人为善。在内心卑劣的人看来,奶奶的宽容是一种软弱;其实这种宽容包含着不屑与之为伍的高贵和自尊。
奶奶姓吉,讳秀英。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常吉氏,终年八十一岁。
菩萨一样慈悲的奶奶,愿您的在天之灵安详!
我回想起奶奶交给我那只碗的情景,她一定是有了某种预感,要留给我一个永远的记念。
而我心中留下的却是永远的愧疚。
六. 叹息的灵魂
女儿满月后即带回密云,白天托放在附近的老乡家,早送晚接。妻子在县城东的“新农村中学”,我在城西的“师范学校”,相隔有八九里地。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我提出和“新农村中学”的化学老师互调,得到领导的批准;“家”也搬到了“新农村中学”的校园里。
我们体会到既工作又要带孩子的辛苦。几个月大时夜里折腾你睡不好觉,等会爬会走了又一会儿也离不开人。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是养儿更知当年的哺育之恩,更想念奶奶,也更感爸爸当年的薄情。
外公已瘫痪多年,渐渐地消瘦和苍老。我能做的,是每次回京时给他理发和剪胡子。在“密云一中”时每班都有一把推子,师生之间相互理发是常事,我也是那时学会的理发。我感觉到,理发时把他扶到椅子上已是越来越吃力,他讲的话也越来越让人听不懂,有一回他跟我说:
“无敌,我在南京有个狐狸袍子,你给我拿回来…”
一会儿又说:
“我南京的屋里头还摆着个观音菩萨,大的不得了,不晓得还有没有了,你给我打听打听…”
他确实是有几分糊涂了。
八○年的春天,外公在睡梦中安详而去。
我从密云赶回来时,外公已经火化,骨灰盒已接回家里。南京的舅舅来电报,让把外公的骨灰送回南京安葬在祖坟。
爸爸和“妈妈”说单位工作脱不开,去不了。
我觉得应当为外公做点什么,恰好新农村中学有春假;我提出来送外公回南京,我也想回阔别多年的老家看看。
我带着用布包裹好的骨灰盒登上去南京的火车,同行的还有外婆,舅舅要接她回南京住。临上火车时,“妈妈”递给我二十块钱,说是路上用。
火车是中午开,第二天下午到。在车上,我照顾年迈的外婆吃饭,给她打水,扶她上厕所,虽然我并不喜欢她,还是尽到了晚辈对长辈的责任。外婆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别的一句话不说,没有一点笑容;我以为她还在伤心,也没有在意。
南京到了。我扶外婆下了火车,来接我们的舅舅忙上前搀扶问候,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外婆竟然对舅舅说: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
我大出意外,怎么成了我身上有她的钱?我跟舅舅说:
“那是上车时‘妈妈’给我路上用的。”
舅舅靠近我小声说:
“我知道,你别管了。”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这就是外婆说我的最后一句话。如此不讲情义,我实为不解。
有句话叫“人心换人心”,看来并非十分的对;或就如曾文正公所说:“君子愈让,小人愈妄。”
舅舅和舅妈已由山东调回南京的“江宁县”教书,也住在学校宿舍。但南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然比北京要好得多,舅舅的家很宽敞,是上下二层的小楼。与舅妈及表妹们见过面后,舅舅把我安置在一间客房。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刚坐下没一会儿,舅舅抱着骨灰盒走了进来:
“无敌,小孩子看这个有点怕。你带来的,还放在你的屋里。明天就拿走了,你看行吧?”
“行,那就放这儿。”我没多想什么。
“那你休息吧。” 舅舅把骨灰盒放下就走了。
我靠在床上打盹,火车上没有睡好,脑子昏沉沉的。
“唉——!”
忽然,我听到一声长叹,似乎近在咫尺,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是外公的声音!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四周,心砰砰直跳。
那声音没有了。
是我的错觉?是梦境?还是…
我是教自然科学的,一向以唯物主义者自居,不信鬼神。刚工作时,“密云一中”后面就是坟地,我一个人也敢在晚上走。可刚才分明是亲耳所听,让我吃惊不小。
我坐在那儿,看着外公的骨灰盒发呆。
过了一会儿,我不禁嘲笑自己。
外公是宅心仁厚的人,与他的妻子女儿完全不同。我千里迢迢送外公回故土,外公若有灵,也当保佑我才是,难道会害我不成!
想到这里,我躺回床上,安然入睡。
次日,我和大舅及小舅两家人一道,将外公的骨灰安葬。
完成主要任务之后,我想回自己的“故居”看看。
我自己乘车,到了“太平路”,找到了“文昌巷”;我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凭记忆,就是找不到我小时的家,一切全变了。
我回去对舅舅一说,舅舅很热情:
“不要紧,明天我带你去找!”
第二天,舅舅把我带回了“文昌巷”的故居。
站在院子门口,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我记忆中的大院子没有了,院子里挤满了搭建起来的小房,只留有一米多宽的过道。
小楼还在,一楼有我住过的房间;楼上是爷爷的屋子,房门威严地关着,我仿佛感到爷爷还在楼上。可是奶奶呢?我目光茫然。
“你们找谁?”
一个住户走了出来,警惕的问。
我像是一下子从梦中惊醒。
“不找谁,看看。” 舅舅回答。
那人用狐疑的目光盯着我们,不肯走。
看来在此怀旧已不太适宜,我们只好离去。
回去后心里放不下,我跟舅舅说自己出去转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向一个住户打听,这里有没有姓常的人家;他说有,给我指了一家。我敲门进去,屋里是一位老太太。我告诉她,我是从北京来的常家的亲戚,她很意外,也很高兴,问我是哪个房的。我说了爷爷的名字,她笑着说:
“晓得,晓得呦!这是我的一个堂哥嘛。他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爷爷。”
“哦,那按辈分,你应当叫我姑奶奶哩!”
我连忙叫了一声姑奶奶,老太太高兴地答应着。
原来还真是个亲戚,据她说,奶奶搬到北京后,就是他们家帮助照看这所院子和代收房租。
我又说了父亲的名字,她也记得,并记得爷爷有两个儿子,他是老二;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老二离婚的事。
“晓得,晓得,闹得厉害呦!后来,他老婆带个女娃儿走了,他跟吕家的一个姑娘——也是常家的亲戚嘛,也走了。吕家的人气死了,她爹要登报。”
她忽然想到什么,问:
“你是哪个呀?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
“我是无敌。”
“哦,你就是无敌呀,晓得!晓得!老听得他们无敌无敌的叫。唉,过去的事了,我也说不清了嘛。”她不愿再说下去了。
我于是转开话题,当问到小时一起玩耍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一个女孩子时,她说:
“论辈分那是你的姑姑!她不在南京,在外地工作呢。”
我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一个堂妹。
老人家记忆力奇强,不过也没有给我更多的信息。我先前已知道父亲和他表妹的结合曾遭到双方家庭一致的反对,父亲和外公的几次争吵中就翻过这本老帐,看来他们对这段历史都耿耿于怀。我能理解外公,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观念,那反对几乎是必然的。
我不明白老人家说的“她爹要登报”是什么意思。“她爹”,即外公,反应之激烈可以想象。外公毕业于“南京辅仁大学”,受聘在一所小学校当校长。爱女与有妇有女有子之夫如此,定觉斯文扫地,“登报”之说想必是气极时要付诸极端的措施,未必实行,因为实行起来也没有意义。
外婆对我的嫉恨,也是由女儿的不伦之恋而起。她把心中的不满,完全发泄到年幼的我身上;几十年之后也未能稍有消除,可见当年的积怨之深。
同样的事因,在外公,其结果是对我的同情;在外婆,其结果是对我的嫉恨;这是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奶奶和父亲,外公和“妈妈”之间也很明显。同因不同果,同果不同因,固然常见;但如此强烈的反差,却让人感到困惑。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出身”是很重要的,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家庭影响”;照此推理,一家人的行为品行应大体上一致才对,可事实上,却有大量的反证。
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人类灵魂的车夫赶着两匹马,一匹马是高尚的,而另一匹却是卑劣的。汉代思想家杨雄也有类似的说法:“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按这种观点,人之善恶在于对灵魂的驾驭和对人性的修养。
然而据观察,育婴室内的新生儿就表现各异: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沉静,有的烦躁,有的敏感,有的迟钝;这是他们内分泌系统的差异造成的。这能否预示他们将来的性格和行为?进一步说,这能否解释有些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善行与恶行?
这次走访,使我进一步确认了影响我命运的那次婚变。
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前后,二十五岁的父亲打走了我的生母,抛下年幼的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带着高中毕业才十九岁的表妹,不顾两个“封建家庭”的反对,坚决离家出奔。
这真是一段佳话。
在北京,我曾看见父亲拍着桌子向外公大叫:
“当初你反对我们,现在不是还得投靠我,为什么不找你自己儿子去?你儿子不养你吗?”
外公坐在那里无言,我真为外公难过。
明代学者李贽在《夫妇论》中道:
“夫妇,人之始也。” “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这“封建”的理论其实不无道理。
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有这样“二三其德”的男人为夫为父,不是幸事。就这一点而言,母亲和姐姐没有失去什么。
我一整天在南京到处游走,想找回幼时的回忆。
公园里澄清见底的湖水没有了,街旁挑担卖螃蟹的小贩没有了,我家附近那可撵鸭子的池塘也没有了,只有乡音还那么亲切。
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站在一旁听呆了。意识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