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男熟女！-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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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丫头原来还是个文青呀，她竟没向我兜过实底儿，她身上还有多少事是我所未知的呢？”我正合计着，我的手机就响了，竟是刘艾丽的号码。我是穿过热闹的大厅，到酒店门口接的电话，刘艾丽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在北京吗？”我说：“是呀！”她就说；“我在首都机场呢，一个小时后转机去新西兰！”我就说：“是吗，那我去送送你呀！”她便笑了：“不用，你有这份心就行了，你来不一定能赶上的，我就想问问你在不在北京！”其实我也就是客气。
席终人散，和张白二人道了别，与张小月往她公司的方向走的时候，我们都一声不响地沉默着。她的住处也在那个方向吗？我想她应该带我回住处的，因为她公司里的那张沙发只能睡下一个人。走着，我忽然开口：“你还上过作家班呀？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张小月冷冷地，顶得我又没了言语。走到她公司所在大厦门口的时候，她停下身来看着我：“方舟，公司里就一张沙发，我就不留你了！”这已是最直接的逐客令了。“我就是送送你，也没想留在你这儿！”我故作无所谓的笑着，然后讪讪地抬手招了辆出租车。
坐到车里，我的心凉得就像那寒冬里还挂在枝头的柿子。我才明白，张小月对我的“热情款待”，只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应酬。
我和张小月的关系，不管是否完美，都应该画上句号了。
二十六
我想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可提到“心理医生”这个词儿，我就感到困惑，他们真的能洞悉我们的内心，医治好我们的心患吗？
我曾听一个自称心理医生的人讲故事，说有一家三口，上高中的宝贝儿子学习很差劲，这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为帮助儿子，他们特意精挑细选，找了个女大学生给儿子做家教。在女大学生的精心辅导下，儿子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父母格外高兴，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女家教的靓丽清纯。儿子喜欢上了女大学生，女大学生竟也喜欢上了自己的学生，当父母察觉时，她们的爱情已如火如荼了。父母又为此忧心起来，便找到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的故事没讲完就让我打断了，我喜欢这样，留足了想象的空间，现实就将变得很美妙！
两人都处于青春期，彼此相爱再正常不过，而且男孩并没因此耽误学业，反而大有长进，我总觉得这是件好事。若真的给个理由拆散他们，那为什么要找一个蹩脚的心理医生呢？其实女大学生已经是一个很高明的心理医生了，难道不是吗？她使一个笨小孩儿变得聪明起来。
是的，我做了噩梦了，凌晨四点多就被骇得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撞车歹徒的影子总在我的梦魇里晃。也不知道我哪根神经这么脆弱，被刺激了一下，就不肯安分了。总做噩梦我倒也不甚担心，我只担心它会变成导致我精神分裂的隐疾，我可不想在精神病院里度过残生。
我就那样躺在宾馆的床上睁着眼睛，没再睡去，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了昨晚的张小月，想到了刘艾丽，想到了赵婷。想到了赵婷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一下：“今天是方东方和她约会的日子，他们去蓝宝大厦干什么呢？是去玩儿呢还是去购物呢？恐怕是也玩儿也购物吧！”我甚至想象到了方东方和赵婷快乐追逐的情景，我就不愿再想下去了……
早七点时，我房间里的电话忽然响了，正发呆的我被吓了一跳，我拿起来——是前台服务小姐通知我去吃早餐。我下床进卫生间里拧开了水龙头，刚洗了把脸，我忽然又想起：还不如冲个澡呢！我又关上水龙头，拧开了淋浴喷头。
到了楼下餐厅，袁泉陪着怪病女孩母女俩正吃饭呢，看见我，老远地就摆手，我走过去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就走近我，问我要什么，大米粥、小米粥还是牛奶，我见桌子上已摆了五六碟的小菜还有咸蛋，便来了胃口，说：“给我来碗小米粥吧！”女服务员转身离开，袁泉便问我昨晚睡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接着又客套，说：“昨晚的饭桌上看不见你，老总批评了我办事不利呢！”我就又忙说抱歉话。
女服务员把小米粥端来了，我吃了一口，挺香的，我已经好久没吃了，我一直以为它是孕妇专有的奢侈品，所以很少碰它。一边吃一边聊，袁泉就向我们说了今天的活动安排：他们已和北京某著名医院约定好了，所以先去医院给怪病女孩做检查，如果该院专家当场诊断出了病因，那就听从医生的安排，是住院还是如何，如果当场还不能确诊，需要另行确定时间邀众多专家会诊，那检查完后就带怪病女孩母女俩去天安门、长城等景点玩一玩。袁泉说完后就征求怪病女孩的意见，女孩不好意思地直往母亲怀里躲，母亲便说了话：“给孩子花钱看病我们就很过意不去了，还要带我们去逛景点，那得花多少钱哪？”袁泉没回答女孩的母亲，却转过脸来看我，我就笑了：“反正都是你们消费，你就看着办吧！”袁泉也笑了。
我们坐上面包车去医院，却没见那一面包车的记者，想是已在医院等着呢。果然，到了医院就见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区里停着，周围站了一大堆的记者，我们下了车往门诊大厅走出，他们便呼啦一下子跟了过来，就在他们的簇拥下，我们进了门诊大厅。趁着袁泉及怪病女孩和母亲进了专家诊室的时辰，我到医院大门口转了一圈，扫了眼门口那个报刊亭，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怪病女孩进京就诊的事，有的还上了头版，没上头版的也都做了导读。
楼上楼下折腾，怪病女孩做了多项检查，包括仪器扫描和体液化验，差不多中午时分，苦着脸的母亲拉着怪病女孩，同袁泉一起从专家诊室出来，记者们呼啦地迎了上去，我也走上前去。看着大家，袁泉摇了摇头说：“专家怀疑她体内有瘤体，但还不确定，需要专家组进一步确诊！”对这个结果，我倒没感到意外，别以为省城的医学专家不行，京城的医学专家就牛X，哪儿那么容易呀？袁泉说完又看着怪病女孩：“那下午我们就去逛景点，天安门和长城你只能选一个，明天再去另一个！”怪病女孩想了想，说：“我想去长城！”
我们在一家快餐店草草吃了快餐，就直奔八达岭长城，只有三家媒体跟了去，另外的见一时也不会有结果，就打了退堂鼓。正值旅游黄金周，闭着眼睛都知道，来八达岭长城游玩的中外游客海了去了，袁泉派那个小个子司机排队买票，整整买了一个半小时，秋老虎也咬人的，太阳就那么晒着，本就提不起精神的怪病女孩，脚还没粘长城砖呢，就完全打了蔫儿。爬长城爬到一半的时候，怪病女孩就说累了，想回去，袁泉便耐着性子顺她说：“那就回去吧！”
我们转身正想往下走呢，一个头发皆粘成了薯条状年轻女记者忽然阻止：“等一等，给你们拍张合影好吗？”女记者指挥怪病女孩和母亲站好，又让袁泉也站了过去，一个男记者便端起了相机，可还没按快门儿，女记者有说“等一等！”然后就向我走过来：“你是记者方舟吧？你也配合一下好吗？”“当然可以！”我笑着站到了袁泉身旁，心想：从记这许多年，净让别人露脸了，今天咱在北京露露脸，让首都人民也相相面！女记者喊了声：“OK！”男记者按下快门儿，我的笑容就凝固了。
回去的路上，女记者跟我们坐了一辆车，我们正聊得热乎，方东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这个电话纯是一种炫耀，头一句话就说：“方舟，我和赵婷今天玩得很高兴，一起吃了饭，她还到我住处坐了一会儿呢……”方东方的话让我大惊失色，我们结识这么长时间，她还没光临过我的住处呢，两人都独处一室了，你想想……我大脑混乱，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应付方东方的，我只记得方东方最后说了句：“得，不浪费你长途话费了！”就挂了。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女记者问我发生什么了，我勉强笑了笑，说：“没什么！”
回到宾馆我打开电脑，今天发回的关于怪病女孩的消息，分量应该重一点，篇幅也就长一些，可我方寸已乱，还哪有心思写稿子啊。但没心思写，也得写，要不怎么交差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把一篇跟踪报道写完了，但思维错乱的结果，连我自己读起来都觉得逻辑有问题。我也管不了这些了，就连同图片一起发了回去。
袁泉刚给我打完电话，让下楼吃饭，主任孙燕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方舟，你今天怎么搞的？稿子写得那么乱，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我支吾地，就编了瞎话：“哈，北京太干燥了，来北京的人又那么多，空气里呼出的全是二氧化碳，我也不知道是有点脱水还是有点缺氧，反正很不舒服，心烦意乱的！”孙燕竟真信了：“是吗？不至于吧？那行，稿子我给你改改吧，你多注意身体，多喝水，街上不是有氧吧吗？有空闲就多去几趟，等回来我给你签字报销！”
夜里我还是做了噩梦，一个接着一个的连环噩梦，一会赵婷和方东方的，一会赵婷和歹徒的，但我竟然没有骇醒，想是噩梦做习惯了吧。早晨七点的时候，通知吃早餐的电话把我吵醒了，两只眼睛很艰难地才睁开。我一夜没醒，可也没休息好。
天阴着脸，但好像不会流下泪来，就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赶往天安门。路过东长安街的一个报亭，我让司机停下来，下去买了女记者所效力的那张报纸，坐回车上翻了半天，终于在第八版找到了我的影子，黑白的，我咧嘴傻傻地笑着。和我坐在一起的袁泉也忙伸过头来看：“恩，我还行……好像把你拍胖了！”我笑了：“是，是有点儿变形！”袁泉却忽然说：“那姑娘怎么样？正点吧？”我就愣了：“什么姑娘呀？”袁泉就指着报纸上女记者的名字。我就笑了：“还行，可……我可没那意思！”“喜欢就追呀！”袁泉说完，又附在我耳根子上小声说：“我同学也是记者，你们当记者的都挺色的！”我瞪大眼睛看她，她笑着，没想到她开朗到了这般程度。
站到天安门广场上，怪病女孩就兴奋起来，课本上读过，电视上看过，今天却身临其境了。赶过来的记者没几个，拍了照片，便向袁泉了解医院方面的情况，袁泉告诉他们：“还在等医院会诊的通知，相信不会太久，就这一两天吧！”他们就又走人了。我正纳闷怎么不见那个女记呀，老远的见她和那个男摄影记者走了过来。
男记者为母女俩拍照，女记者就直奔我来了，我笑着扬起手里的报纸，刚想说：“看你们把我美化的？！”女记者却抢在我前头开了口：“方舟，我们主任要找你呢！”我愣了：“你们主任？找我？”“是呀！”女记者边说边掏出小本子来：“你手机号多少？”我就告诉了她，她记下来。“你等一下！“女记者说着，又掏出自己的手机拨号，显然是通了：“主任，是我……对呀，要来了……他呀，就在旁边呢……好！”女记者忽然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手机时，有点儿发蒙，电话里的这位主任姓什么，叫什么，是男是女，我一无所知啊！我把手机贴在了耳朵上：“主任你好！”手机里突然咯咯地笑起来：“方舟，你听不出来我是谁呀？”她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可还是对不上号。“是有点儿耳熟，您是……”我疑惑着。“呵呵，我是你的老同学艾红呀！”我脑海里“刷”地就闪现了一个梳着五号头的亭亭玉立的女高中生形象，我一下子也兴奋起来。
她不就是总示人以青春明快的超级校花艾红吗？她不就是成天大妈一样唠叨我们的老班长艾红吗？她不就是偷偷往我书桌里塞苹果的那个怀春少女艾红吗？
艾红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那届一共有三个考进京的，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考的是北大。我曾听哪个同学交代过一嘴，说她毕业时交了五万块钱“留京费”就留北京了，先是到国家经贸部门工作，后来又调进了一家报社。虽然记忆还鲜活，但没人提起，我都快把她忘了。没想到此时此地竟然“意外遭遇”，怎不让人徒生感慨，欣喜万分？
关于苹果的故事，我从来没向外人提起过，是我不愿提起。因为那是我们
